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看哲学话语的困境

　　内容提要：“语言游戏”说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的核心和基础。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哲学话语困境的产生是由于哲学家们错误地将语言看做是对实在对象的描述，并且企图脱离语言的具体使用而寻求其绝对的真实意义。为此，他提出了使哲学话语重回日常语言的治疗方案。然而，按照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语言的理解，如果我们让哲学符合语言游戏的条件，它未尝不能成为一种“语言游戏”。但是，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对每个人的心灵的影响，倘若沦为语言游戏中的一种游戏，它就只能在某个小圈子里发挥作用。目前，我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为哲学找到一种合适的话语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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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特根斯坦哲学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后期思想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他对日常语言的态度上。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充满了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感，他力图寻求一种严格精确的人工语言来防止日常语言出错，并且把形而上学的错误统统归结为日常语言的误用。在后期哲学中他却认为，“说在哲学中我们考察一种与日常语言相反的理想语言，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这使得看起来好像我们认为我们可以对日常语言加以改造。但日常语言是完全正确的”[1][P322]。与此同时， 维特根斯坦对形而上学批判的重心亦发生了变化，他认为，哲学家们的错误不仅仅是因为企图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更重要的是他们将语言与它的使用分离开来，企图发现语词概念的普遍定义，并且通过它来接近存在于其背后的实在对象。虽然维特根斯坦的研究对象——语言——并没有变，他批判形而上学的立场依然如旧，但是在其后期哲学中的确有新的思想出现。这种新思想的核心就是“语言游戏”说。

　　本文试图围绕“语言游戏”说，分析维特根斯坦针对所谓“哲学病”所提出的治疗方案，并且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探讨哲学话语的困境。

　　一、“语言游戏”说

　　在《哲学研究》一开始，维特根斯坦就提出了关于语言的性质的两种不同观点。首先，他将奥古斯丁的有关思想看做是传统语言观的代表。这种观点认为，语言是用来表达对象的，因而一个命题或语句的意义乃源于外在于它的实在对象，儿童学习语言的过程就是根据语词与对象之间的关联进行的：“每个词都有一个意义。这一意义与该词相关联。词所代表的乃是对象。”[2][P3]维特根斯坦承认， 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和他自己关于概念图式对象的前期思想都属于这类实在论。[2][P32]实际上我们关于语言的通常观点也是如此。现在，虽然他并不否认语词具有“实指定义”（die hinweisende Definition），但是认为并非所有被我们称之为语言的东西都具有这样的性质。于是，维特根斯坦提出了另一种语言观：“这种语言是用来在建筑工人A和他的助手B之间进行交流的语言。A用各种建筑石料盖房子：有石块、石柱、石板、石梁。B必须按照A的需要依次将石料递过去。为此，他们使用一种由‘石块’、‘石柱’、‘石板’、‘石梁’这些词组成的语言。A叫出这些词， ——B 则把他已经学会的在如此这般的叫唤下应该递送的石料递上——请把这设想为是一种完全的原始语言。”[2][P4]

　　这种语言观与奥古斯丁式的语言观的区别在于，它不是把语句和语词看做是关于对象的表达，而是看做某种按照一定规则而进行的使用活动。例如，我们学习石块的概念并不是根据对象，而是通过它与石柱、石板、石梁等语词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因此，A指导自己的助手B的方式，并不是告诉B什么是石梁等等，而是交给B一套语言系统和使用规则，通过训练使B学会使用这一系统。如维特根斯坦说，“在这里， 语言的教学不是作出说明，而是进行训练”[2][P5]。 儿童学习语言就是这样一个训练过程。由此出发，维特根斯坦将我们的语言即日常语言称为“语言游戏”：“我也把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叫做‘语言游戏’。”[2][P7]所谓“语言游戏”， 意即我们的语言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的活动就是它的基本要素。任何一个语词概念的含义或意义，并不在于它所意指的对象中，而在于它按照一定的规则与其他的语词的组合方式中。换言之，语言在使用中才有意义，语词的意义就是它的用法。

　　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比作游戏，非常别致而且十分贴切。游戏是一种活动，它的种种要素根据一定的规则而形成丰富多彩的不同组合，从而产生无穷无尽的魅力。语言也是如此。前期的维特根斯坦提倡人工语言观，他认为我们的日常语言必须按照一种精确规范的人工语言来规范自己。现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承认我们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建立一种普遍的人工语言，日常语言本身就是正确的。的确，日常语言具有不确定、一词多义和变动不居等特点，然而所有这一切并不是引起语言错误使用的原因。语言的功能主要不在于指称和表述实在的事物，而是一种在使用中逐渐形成的自主系统，它的基本要素——语词、规则和使用活动——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活的整体。据说维特根斯坦是在观看足球赛时萌生了“语言游戏”的观念的。他发现足球的意义就在于球员按照足球比赛规则不停地踢球和传球，由此他想到了意义的使用。我们以纸牌游戏为例。任何一张纸牌，如红桃A， 其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游戏中可以有不同的意义和作用。语词也是一样。例如，社会上存在着许多生活“小圈子”，不同的圈子都有自己的“行话”，圈外人是听不懂的。因此，日常语言的使用很难用正确和错误来评价，规范语言的词典不过是日常语言的比较稳定的记录而已。所以，语词就像是一张张不同的纸牌，可以在不同的游戏中按照不同的规则来使用，而它们的意义就存在于不同的使用之中。

　　那么，我们究竟是先进入游戏然后才知道它的规则，还是先学习规则然后才进入游戏呢？维特根斯坦的回答是：我们在进行语言游戏时并不知道游戏的规则，我们是在“盲目地遵守规则”[2][P128]。的确， 儿童刚开始咿呀学语之时，并不是先学会语法，然后才学会使用语言。一个文盲可能一辈子也没有学习过语法，但是这并不妨碍他可以符合语法规则地说话。应该说，维特根斯坦的有关思想对于语言教学亦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对于许多人来说，母语外的第二语言的学习之所以非常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不是在使用中，而是脱离其使用，单纯从语法开始学习语言的。我们究竟是如何知道或熟悉游戏规则的问题，维特根斯坦认为：“仅仅一个人只单独一次遵守规则是不可能的。同样，仅仅一个报道只单独一次被报道，仅仅一个命令只单独一次被下达，或被理解也是不可能的。——遵守规则，作报告，下命令，下棋都是习惯（习俗，制度）。”[2][P120]由此可见， 假如我们将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哲学看做是与康德哲学类似的、通过先天的逻辑来说明经验的一种思路的话，可以说他的后期哲学又回到了休谟：语言游戏的规则是通过多次重复而为我们习惯性地掌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