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问题的诠释史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

　　内容提要：在独立于欧洲大陆的现象学运动情况下，维特根斯坦曾经在1929年初重返剑桥大学之际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现象学”版本。那么，他对于“现象学”的界定是什么？他的这种想法是在什么时候并如何形成的？这种思想在其哲学转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他的“现象学”与胡塞尔的相关思想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自从斯皮格尔伯格在1968年发现所谓的“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以来，国际学术界已经提供了不少诠释维氏这一思想的方案。本文将对这些海外学者业已取得的成果作一番梳理，以彰显研究维氏“现象学”问题的学术意义以及这一研究自身的客观难度，并为中国哲学界介入该话题的讨论提供基本的学术背景。

　　关 键 词：维特根斯坦/现象/现象学/感觉予料/语法/

　　在发表于《复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的拙文《维特根斯坦的现象学之谜》中，笔者曾提到：分析哲学的精神“教父”维特根斯坦曾独立于胡塞尔的影响，在其哲学转型期中独立地提出过一个自己的“现象学”版本。笔者曾在文中简要讨论了维氏持有“现象学”观念的时间、维氏版本的“现象学”的要点以及他最终抛弃“现象学”的理由。但由于篇幅的关系，笔者当时并未详论海外同行对于维氏“现象学”问题的既有研究成果，而只是简单提及美国现象学史家斯皮格尔伯格对于维氏的“现象学”阶段的发现（注：Herbert Spiegelberg，The Puzzle of Wittgenstein’s Phnomenologie，收入于他的自选集The Context of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Martinus Nijhoff，the Hague/Boston/London，1981，pp.202—203。该文最早发表于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1968年和5期，pp.244—256。）。作为补充，本文将致力于梳理与评价近几十年来海外“维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内所作出的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以期能为中国哲学界提供参考。笔者将20世纪60年代以来海外对于维氏“现象学”的诠释方案分为三类，详见下文。

　　解读方案一（20世纪60—80年代）：维特根斯坦与胡塞尔的比较研究

　　尽管维氏的“现象学”是“自家体贴”出来的，但出于某种思维定势，很多哲学素养较深的学者还是习惯于在胡塞尔思想的背景中来解读其“现象学”。这种诠释方案的代表人物有法国哲学家利科与日本学者黑田亘（Wataru Kuroda）。

　　先来说利科。早在1967年，他就曾撰文比较了胡塞尔的语言观与维氏语言观。（注：Paul Ricoeur，Husserl and Wittgenstein，引自Edward N.Lee和Maurice Mandelbaum编辑的论文集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The 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1967，p.209、216—217。）在该文中，利科首先将胡氏的语言观描述为一个分层的“三明治”结构：此结构的上层是作为语言“目的因”（Telos）的逻辑架构，其下层是作为语言“来源”（Ursprung）的、前语言的生活体验；语言本身则处于这两者之间。换言之，根据利科的解释，胡塞尔认为言语行为来源于被直接给予的体验，其目的是说出合乎理性规范的语句。说得再具体一点，胡氏的名著《逻辑研究》的首卷对于逻辑规则的普遍有效性的辩护，就为所有言语行为的可能性框架划出了一个最后的界限（即描述“目的因”）。与之相对照，同书从第二卷开始对于意识体验的研究则是服务于如下使命：我们必须澄明使得所有言语行为得以可能的意向性根基（即描述“来源”）。

　　利科透过胡塞尔这一面三棱镜来看维特根斯坦，并对于维氏在《哲学研究》（以下简称为 PhU）中给出的语言观作出了一种比较消极的评价（在这里我们略去了他对于《逻辑哲学论》的分析）。利科认为，后期维氏所关注的仅仅是语言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运作与运作效果，并试图由此将语言中的“意义”层面还原为这种效果。这似乎就等于消灭了上面所说的这个“三明治”结构。因为这种语言观其实是将语言看成是和吃饭、睡觉一样的日常活动，而没有将它看成是先验的规则与经验实在之间的一种辩证的互动关系。作为其代价，我们亦将无法做到：（1）说明语言的规则（目的）与来源；（2）对语言本身进行反思（因为任何反思都以将思想抽离于生活为前提）。（注：Paul Ricoeur，Husserl and Wittgenstein，引自Edward N.Lee和Maurice Mandelbaum编辑的论文集Phenomenology and Existentialism，The 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1967，p.209、216—217。）

　　笔者并不清楚利科现在是否因为有关维氏思想的新原始材料的大量涌现而已经改变了他三十多年前对于PhU的这种断语。但就事论事地看，他当年的这种评语，的确代表了大陆现象学家对于后期维氏的一种典型偏见。在他们看来，PhU对于日常语言的描述仅仅具有一种非反思的素朴性，因此其本身并未具有使得这种素朴性得以可能的先验根基。换句话说：既然后期维氏的哲学如此痴迷于讨论经验意义上的日常语言现象，那么这种哲学本身就必定不具有一个先验的基础，因为其立足点乃在于经验性质的日常生活或社会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