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萨特《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责任意识

　　内容提要：萨特的《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突破了以“自由选择”作为戏剧主题的创作范式，而将“责任意识”作为表现的中心；萨特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表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社会与人自由选择结果的差异性和矛盾性，强调了人对自己行为负责的重要性。观念戏剧的明暗叙事范式是萨特观念戏剧的艺术特性之一，这同萨特运用戏剧传递哲理思想，以及剧作家主体意识的增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 键 词：萨特/责任意识/叙事范式/

　　《阿尔托纳的隐居者》(1960)作为萨特观念戏剧的后期代表作品一反前期戏剧经常采用以“自由选择”为戏剧主题的创作方法，而将重点由“自由选择”向“选择”后如何承担责任的问题上转变。萨特以戏剧的形式对“责任意识”进行探讨，表明其60年代在戏剧观念上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前期用戏剧积极主动地介入社会到后期通过戏剧去沉思人们面临的生存环境以及人的选择行为所带来的社会问题。60年代的萨特越来越感到人选择后的责任意识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他不断提醒世人：“人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时刻准备获得自由，又同时陷入最激烈的战斗。”①萨特通过《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从现代社会发展进程的视角对人类所面临的诸多问题进行审视和反思，用戏剧介入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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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特前期的境遇剧往往将戏剧表现的重心放在人物的选择以及人与环境的对抗上，而对选择的结果没有留下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思考，给观众留下一个开放性的戏剧结尾和遐想的空间。譬如：1943年《苍蝇》中的俄瑞斯忒斯复仇后带着遮天蔽日的苍蝇离开了阿耳戈斯城，而俄瑞斯忒斯离开以后的情况很难让人想象；1946年《死无葬身之地》中的游击队员在牢狱中做出种种艰难选择，但在戏剧结尾时却突然被枪杀；1946年《恭顺的妓女》中的妓女丽瑟在对抗种族歧视的斗争中立场鲜明，但在戏剧结束之前却投向了弗莱特的怀抱；1948年《肮脏的手》中刚刚出狱的雨果面对路易的死亡威胁昂首迈出了奥尔嘉的家门，但走出去的雨果命运如何难以预料。除了上述戏剧以外，还有1944年的《间隔》也是这样。应该说在这些戏剧中萨特在渲染人物的选择行为上浓抹重彩，而对选择后事件发展的走向以及主人公应承受的代价和负有的责任并没有进行深入探究。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剧作家哲学思想的变化，萨特后期戏剧有意识地去思考和关注人们应该如何面对自己选择后的结果，勇敢地承担自己应负的社会责任，他把这些观念形象地融进了《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之中。

　　“责任意识”是萨特《阿尔托纳的隐居者》表现的中心思想，也是剧作家从1943年《存在与虚无》发表以来一直积极探索的问题，应该说，这同萨特早期主张的“自由选择”思想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萨特在《存在与虚无》的“自由与责任”一节中说：“……就是人，由于命定是自由，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肩上：他对作为存在方式的世界和他本身是有责任的。……这种绝对的责任不是从别处接受的：它仅仅是我们的自由的结果的逻辑要求。”②如果说萨特的《存在与虚无》把自由与责任联系在一起还主要侧重人的个体以及学理的要求，那么1947年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则对其理论作了进一步发展：“如果存在真是先于本质的，人就要对自己是怎样的人负责。所以存在主义的第一个后果是使人人明白自己的面目，并且把自己存在的责任完全由自己担负起来。还有，当我们说人对自己负责时，我们并不是指他仅仅对自己的个性负责，而是对所有的人负责。”③萨特的“责任意识”思想到了50、60年代更加完善，更加注意个人的选择与他人、社会的关系，将“责任”问题与时代、历史联系起来。

　　在戏剧艺术上，“责任意识”在萨特早期戏剧中也有所表现。在1943年上演的《苍蝇》中，复仇后的俄瑞斯忒斯曾对自己的姐姐厄勒克特拉说：“我要像摆渡的人背着旅客过河一样，肩负着这种职责，把它带到彼岸，才算了结。然而，它越是沉重，我就越高兴，因为它就是我的自由。”④如果说1943年《苍蝇》在表现俄瑞斯忒斯的“责任意识”时还仅仅局限于戏剧的局部范围，还没有将其作为戏剧的正面问题来表现的话，那么在《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中萨特则对“责任意识”问题越加感到紧迫，并将其作为戏剧的中心问题呈现在观众的面前。在这部戏剧中，剧作家强调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应具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感，因为个体的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检验。萨特在谈到《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创作目的时说： “总的来讲，我想通过这个剧本指明的东西以及我尽心竭力做的事情，就是使观众感到——我不知道是否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未来的世纪正在对我们进行审判，如同我们的世纪对19或18世纪进行审判一样，我希望使观众稍稍意识到自己是这种审判的对象。换句话说，整个剧本既针对现在又移向过去——不是在我们之先的过去，而是正在受观察但还未被判决的过去。”⑤《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德国社会为背景，以弗朗茨隐居生活为线索，通过大量故事情节不断地拷问着冯·格拉赫家族的道德水准以及二战期间人物行为的后果。在萨特看来，历史对人类行为的拷问是不可避免的，这对于规范人类行为是不可或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残酷的现实随时随地都在检验着每一个人的道德水平，面对现实是积极行动还是漠然处之，是随波逐流还是做出良知的选择，这是每一个有正义感的人必须要回答的问题。剧中人物冯·格拉赫是一个在战争中随波逐流、没有原则、没有良知的人，当尤哈娜嘲讽地问道：“你也有过良心吗？”冯·格拉赫回答道：“有过。但我把它丢了，要不起啊。这是王孙公子才要得起的玩艺儿。”⑥由于个原因，他在二战中将自己的土地卖给纳粹盖集中营，为希特勒提供军需用品；二战结束以后为使儿子躲避惩罚，他伪造弗朗茨的死亡证书。冯·格拉赫面对德国的对外侵略，顺应时局，配合形势，正如冯·格拉赫在谈到买卖地皮的事情时对弗朗茨说的：“因为他们为我服务。这批人是贱民掌权。但是他们发动战争为的是替我们寻找市场，我犯不着为一宗地皮的事跟他们闹翻。”“20年以后你将成为船王，你的船将游弋四海，那时谁还记得住希特勒？”⑦冯·格拉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自己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然而像他这样的人在那个时期并不是个别的，而是一类人的代表。萨特对这种行为是批判的、唾弃的，他说：“如果每个人都无动于衷，或甘心头脑半不清醒或容忍，那么集体犯罪必然存在。”⑧在这里萨特将群体的无动于衷、随波逐流认定为一种选择，是一种群体逃逸责任的集体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