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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地区怎样应对“四时疠疾”
2020年03月10日 19:27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吕鲜林 字号

内容摘要:早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就有“疾”“疬”“疥”“盅”“祸风”“疾年”等文字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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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熙宁八年夏,吴越之地发生大旱灾。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赵忭下车伊始,即展开全面调研——“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这样的调研绝不是枯燥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

  元朝抗疫有一些创新之举。例如,打破迷信,鼓励科学。针对百姓盲目的迷信瘟神情况,元代辖地建立三皇庙,在其间进行医疗救治宣讲,用实例使人相信医学,从而逐步摒弃巫术、祈穰等迷信行为。又如,将防御瘟疫与个人卫生联系在一起。《饮膳正要》有这样的记载:“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则百疾不入。”可见,元人已深知“病从口入”的道理

  

  早在殷墟甲骨卜辞中,就有“疾”“疬”“疥”“盅”“祸风”“疾年”等文字记录。中国最早的防疫记录见于《周礼》:“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与一般疾病的区别之处是,瘟疫的传染力极强,死亡率极高且快,常常是“大疫,民大饥,饿殍载道”。

  古人根据瘟疫发生规律,提出了“十年一大疫,三年一小疫”之说。就江南地区而言,东晋前有关瘟疫的记载不多。之后,唐代的江南道、宋代的两浙路及明代的南直隶等,都曾是数一数二的瘟疫高发区。上海地方志书中,最早的疫情记录是明景泰五年的大疫。

  中国有着悠久的防疫传统。在科技和信息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基础防疫方法依然和古代大同小异。因此,厘清历史上的疫灾应对策略,对于当下开展防疫工作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意义。

  唐宋防疫

  隋唐五代时期,见诸文献记录的瘟疫共有50多次。其中,唐肃宗宝应元年,江东大疫,“死者十七八,城郭邑居为之空虚”;唐德宗贞元年间,江南大旱,井泉干涸,人多渴死,暴发瘟疫,疫死者众;唐宪宗元和元年,浙东大疫“死者大半”。人口流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人心恐慌给社会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当时一些官员都害怕到南方任职。

  宋代,江南地区同样面临疫病高发的危险。史料记载,咸平三年,两浙大饥,民疫死;熙宁八年,“两浙无贫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元祐七年,“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由此可见,瘟疫对于江南经济社会的破坏力之强。

  面对疫情,唐朝建立的“中央—地方”医疗体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疫情暴发时,在中央医政机构的指导下,地方机构和慈善机构联合开展治疫工作,主要有送医送药、抑制传染、减免赋税三类机制。为避免交叉感染,还强制患者本地就医,并以法律的形式予以强化。《唐律》明确规定,诸丁匠在役及防人在防,若官户奴婢疾病,主司不为请给医药救疗者,笞四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

  天宝五载,唐玄宗还亲撰《广济方》,颁敕要求郡县用大版刻录,“当村坊要路榜示”。唐德宗时,以同样方式颁布《贞元集要广利方》,以进一步强化防疫理念和措施。

  宋代在借鉴前朝经验的同时,注重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建立了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为辅助的疫病防治体系。为确保信息畅通,宋太宗命令内廷官宦作为监督官,直接向皇帝通报疫情,以资奖惩。

  《越州赵公救灾记》记载,宋熙宁八年夏,吴越之地发生大旱灾。同年九月,资政殿大学士赵忭出知越州。赵忭下车伊始,即展开全面调研——“为书问属县灾所被者几乡,民能自食者有几,当廪于官者几人,沟防构筑可僦民使治之者几所,库钱仓粟可发者几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几家,僧道士食之羡粟书于籍者其几具存。”

  这样的调研绝不是枯燥冰冷的统计数字,而是对属下官员的一次考核问政。依据律法,凡是不能及时汇报属地情况的官员,一律拿下治罪。

  可见,在重大疫情面前,唐宋时期已初步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防疫、抗疫的若干对策,如政府主导、中央及地方卫生部门互动、民间慈善机构参与、整治环境、中医药防治、隔离患者、掩埋殁者以及建立信息快报制度、依法救治与行政问责制度等,成为中国古代应对疫灾的“范例”。

  元明战疫

  元朝是一个疫灾多发朝代,平均两年发生一次,远高于其他朝代。

  当时,南方疫灾多于北方,沿海多于内陆,平原低地多于高原山地;疫灾多沿海、沿江、沿交通线分布,长江中下游区、华北区、华南区疫灾较重;经济发达、开发较早、城镇集中地区疫灾多于落后地区,其中江浙行省为全国疫灾重灾区。至正十二年后,大疫更是一场连着一场暴发;至正二十年夏天,南方疫病流行,社会秩序极为混乱。

  《中国救荒史》显示,明朝共历276年,灾害之繁竟达1011次之多,是旷古未有之记录也。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瘟疫几乎与大明王朝相终始。当时,江南地区的苏州府、松江府因水旱灾害频发,更成为疫病重灾区。

  史书记载,景泰五年夏,上海县、华亭县田庐漂没殆半,大疫,死者无数,饥殍相枕;嘉靖三十三年至三十四年,上海县连年大疫,民死甚众。连大致的死亡数据都无法统计,可见疫情的严重与应对的压力。

  “马背上取天下”的元廷,对当年草原瘟疫的残酷情形记忆尤深,因此也更加留心。江浙地区发生瘟疫,时任江浙行省都事的宋崇禄立即从盐课中预支赈济费用,“岁旱疫死者殆半,沿檄入闽,预收盐课,劝诱疑者,得米三十八万余石以赈”。

  大体来看,元朝抗疫有一些创新之举。例如,打破迷信,鼓励科学。针对百姓盲目的迷信瘟神情况,元代辖地建立三皇庙,使人四时祭祀,并在其间进行医疗救治宣讲,用实例使人相信医学,从而逐步摒弃巫术、祈穰等迷信行为。又如,将防御瘟疫与个人卫生联系在一起,提倡加强个人保健养生、个体清洁,以避免瘟疫的滋生和传播,这使得民间防疫精准到了个人。

  元代《饮膳正要》有这样的记载:“凡清旦刷牙,不如夜刷牙,齿疾不生。则百疾不入。”可见,元人已深知“病从口入”的道理。

  马可·波罗还在游记中提到,元制规定,向大汗献食者,皆用绢巾蒙口鼻,以防唾沫污染食品。这是使用口罩的较早记载。这些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对预防传染病的发生有着重要的意义。

  明代的主要对策有“四大法宝”:掩埋尸体,要员祈祷,派官施药,朝廷赈济。除了政府战疫行为之外,民间力量进一步走向抗疫历史舞台的中央。以乡绅贤良为主的民间社会慈善机构,开始根据自身力量展开救治医疗活动。它们或自身配药散发施救,或刊发治疗疫病的药方进行散发宣传,或赈济疫病遗孤、安葬病殁之人,积极弥补官方施力的空白区域。

  明朝前期“预备仓”中,也设有鼓励富绅捐粮的制度;中后期,官方“预备仓”制度有所废弛,民间“社仓”发挥了部分替补的作用。晚明爱国士人祁彪佳在家乡绍兴组织慈善病坊和药局,草拟应对瘟疫的药局规条,还同多位有名望的地方医生签署协议,共同主持药局。每天派两位医生当值,每名医生轮流工作六天。据称,在一场突发疫情中,该药局拯救了一万多人的生命。

  近代抗疫

  有清一代,新疫不时暴发。道光元年,上海发现霍乱病人;此后,道光六年、二十年均有流行。同治元年,法租界鼠疫流行,居民患此症死亡者颇多。此为上海出现鼠疫之最早记载。

  光绪年间,上海开始有霍乱病死亡登记。光绪七年,天花盛行,数十岁之人亦能沾染,得愈者十中一二。此为上海天花疫情的最早记载。光绪二十五年,猩红热流行,公共租界内约1500名中国人死于此病。光绪二十八年正月至八月,南汇县“喉痧大作,多至不救,有合家死亡者”。

  近代以来,“十里洋场”逐渐成为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处。因大量人口的汇聚、流动,时疫种类及传染源渐趋复杂。1918年,世界范围的流行性感冒袭击上海,“身热咳呛,足软头晕,患者十居五六”,当年死亡418人。1938年8月,难民大量涌入上海,霍乱迅速蔓延,当年登记霍乱11365例,死亡2246人。1942年,霍乱连续第6年流行,当年登记患者2465例,死亡513人。

  在防疫方面,受西学东渐影响,近代上海防疫工作逐步引入现代卫生理念。1863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设立粪秽股,专管环境卫生和垃圾处理工作。1873年,为防止泰国及马来西亚霍乱传入,上海港开始实施检疫制度。1883年,公共租界自来水厂建成供水。至此,上海的卫生防疫体系初见端倪。

  1907年,白喉逞凶时,一个叫“中国国民卫生会”的组织创办《卫生世界》杂志。此外,商务印书馆的语文教科书中也编入了普及卫生知识的课文。由此,上海市民对传染病的防治观念大大增强。

  现代医学理念的普及,也在提升当时的防疫方式。1908年,在沪浙江富商沈敦和、朱葆三共同筹建“施救急痧医院”,专治白喉。施救急痧医院迁至广西路143号后,改称上海时疫医院,隶属中国红十字会,由中国红十字会总医生、爱尔兰人柯师太福就任医务主任。

  上世纪上半叶,上海是东西方医学交流的窗口和传播中心,当时的国际卫生组织在上海亦建有分支机构。这对上海的防疫工作,如流行病学科普、防疫法规颁布、防疫机构设置、全民动员等,产生了重要且积极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的上海防疫档案显示,疫情应对大体上包括传染病防治、隔离、消毒、计划免疫等。例如,1916年3月,北洋政府公布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1930年,国民政府发布关于传染病预防实施条例;1931年,工部局卫生处实施传染病报告办法,随后又陆续颁发清洁违章条例、食品卫生条例、管理公共浴室卫生规则等卫生管理法规。

  1914年,沪南警察分厅因各处发现鼠疫,特设防疫所。1942年7月,霍乱疫势转炽,全市进行第二期防疫总动员。1947年,上海各界联合推行春季强迫种痘实施办法。

  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防疫行动是国际合作。当时,国际社会对中国普遍表示同情。1931年9月10日的《申报》报道:“路透社8日日内瓦电,今日午后国联议会开会,英代表提出一议案,对于中国灾民表示国联议会之同情,此案全体通过,英代表薛西尔建议国联卫生委员团应扶助中国,以应其需要,此议亦通过。”

  与此同时,中方的救济水灾委员会在卫生防疫方面,也有意识地加强了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交流。资料显示,国联会卫生部长拉西曼来华调研,对灾区面积、灾民总数、防疫各情形,询问甚详,并对整个防疫计划有所详商,还拟赴汉口及长江一带,实地考察灾况,从事于防疫设计。

  此外,荷兰、埃及、瑞士等国政府和慈善机构,为中国卫生防疫捐赠大量医药用品,提供了各种帮助。《申报》对丹麦政府运药来华作了新闻报道:数十万人用之伤寒与霍乱清血浆,装成50箱,今日由丹麦取道德俄运往南京。此项药品由丹麦政府与中国,供长江灾区之用。

  抗战爆发后,随着大批难民的涌入,上海的卫生防疫事业遭到严重破坏,传染病有所蔓延。抗战胜利后,上海的防疫工作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尽管如此,传染病死亡人数仍占上海人口死亡人数之首。加之食品、环境等卫生状况很差,劳动卫生条件低劣,职业危害严重,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命健康得不到有效保障。

  回顾历史,才能更好地开辟未来。今天,有我们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人民的众志成城,有奋不顾身的“最美逆行者”,有更多、更好的医疗设备,我们一定会取得这场战疫的胜利。灾难不是财富,但灾难之后的反思和改进一定会变成宝贵的财富,一定能够造福于民、造福世界。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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