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现代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历来存在不同看法。学界比较流行的观点有两种，一种认为基本上是一个“全盘西化”、丧失固有传统话语的过程；另一种认为是以中国古代美学为本、吸收西方美学的成果演进而来。这两种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晚清以来中学与西学体用之争在新时代的延伸和在美学领域应用的变体，都不无道理。比如，就现象层面看，中国现代美学大量采用了西方的概念、术语、范畴、逻辑结构、致思路径、言说方式、话语系统等，与中国古典美学的传统表述形式相去甚远，似乎确有“全盘西化”之嫌。但与此相反，百年中国美学的两大主潮之一——为现实政治服务，就往往被直接归结为文以载道传统的新发展，强调了现代与传统的血脉联系。不过，这两种观点也都有片面性，而且在思维方式上都存在将中学与西学二元对立的弊病。如果我们换一个思路，用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视野来把握，从更宏观和更长时段来审视，就有可能超越上述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就会发现中国美学的现代建构是一个中西美学对话交流（包括局部矛盾冲突）、互相借鉴吸收融合的过程。百年来的中国美学不应简单地概括为“全盘西化”，更不是传统美学直接、自然的延续，而是在中西美学的对话与互动中逐步建构起来的一个现代新传统，虽然其中有阶段性或局部性的偏离和中断。

　　认识百年中国美学应有文明交流互鉴的大视野

　　关于文明交流互鉴，习近平同志有极为精辟的论述。他指出：“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交流互鉴，一种文明才能充满生命力”“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融互鉴而形成的文明”，因此，他强调“对待不同文明，我们需要比天空更宽阔的胸怀……我们应该从不同文明中寻求智慧、汲取营养”。

　　在文明交流互鉴问题上，习近平同志批评了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夜郎自大，轻视、贬低其他文明、文化，指出这种“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二是生搬硬套、削足适履，认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十分有害的”。习近平同志还强调了文明交流互鉴的内外两个方面：对外，人类社会创造的各种文明“我们都应该采取学习借鉴的态度”，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对内，既要大力弘扬自身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扬弃传统文化中“陈旧过时或已成为糟粕性的东西”“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这是文明交流互鉴中对待外来文明和自身文化传统的辩证态度。换言之，文明交流互鉴既要对外来文明、文化一分为二，有批判地加以借鉴吸纳；又要对自己的传统文化一分为二，继承其优秀成果，摒弃其糟粕成分。两方面的共同出发点和基础则是当代中国的现实语境，是建设当代新文化的时代需要。站在文明交流互鉴的理论制高点上考察百年中国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就能获得更加辩证、全面的认识。

　　从文明交流互鉴的视域出发，应以动态眼光看待中国文化和美学传统的现代变革和发展。我们应实事求是地看到，呈现在当代人面前的中国文化和美学传统不只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是学界公认的19世纪前的古代文化传统；一个是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五四”以来在社会大变革、大转型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现代文化新传统。我们不能只看到前一个传统而无视或轻视后一个传统。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现在面对的直接传统确实是也只能是20世纪以来现代文化和美学的新传统。从先秦开始的古代文化传统虽然也不断经历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鉴，但总体上相对封闭，交流互鉴的时间、范围和程度相对有限；而20世纪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出现了全方位的、史无前例的大变革，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自主的、走向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文化上也由前现代向现代转型。在这种大变动的时代里，与外来文明的交流互鉴在深度、广度上都大为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