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与“大旅行”

　　18世纪的英国文坛盛产游记。我们今天说得出名字的作家，丹尼尔·笛福、亨利·菲尔丁、托比亚斯·斯摩莱特、劳伦斯·斯特恩等，似乎人人爱好外出旅行，个个名下有游记出版。就连大半生安坐书斋埋首阅读著述、故而有“椅子旅行家”之称的约翰逊博士，晚年也不甘寂寞，留下了有思想有才情的《苏格兰西部诸岛纪游》。

　　18世纪的游记热，美国文学史家保罗·福塞尔认为是经验主义哲学被英国社会广泛接受的一个标志。1690年，约翰·洛克发表《人类理智论》。洛克批驳“天赋观念说”，提出“心灵白板说”，指出人类的一切知识起始于我们的感官对外界的印象，来源于经验。根据洛克的认识论，旅行途中，人们游历陌生的地理环境，观摩历史遗迹，不知不觉增长见闻、开拓眼界，因此，览胜之行等于求知之旅。旅行归来，文人们以文学形式记载自然风光对心灵的陶冶，回顾人文景物如何涵养心智、激发幽思，则是将外部印象和内在自省加以综合，由感性体验上升到理性求索了。由此观之，旅游与写作相结合的整个过程，是作家们自觉对经验主义认识论的践行，这也是理性主义时代个人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方式。福塞尔的立论和推理，逻辑上立得住。其中的道理，看起来与中国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相通。

　　不过，说到旅行的致知和教育功能，18世纪的英国有一种专以游学为目的的旅行模式，史称“大旅行”（grand tour）。它兴起于17世纪王政复辟时期。家境富裕的贵族和士绅子弟从牛津或剑桥大学毕业之际，通常要赴欧陆周游一番，一来亲身体验西方古典文化和文艺复兴文化发祥地的魅力，学习语言、艺术、建筑、地理，二来与欧陆的上流社会往来交际——毕竟，巴黎直到18世纪晚期仍是欧洲品味之都，学习优雅言行、高贵举止，这里是理想所在。青年们的游历短则数月，长则三五年。这一习俗延续了一百多年。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蒸汽机车出现、铁路网延伸，旅游因简便易行而平民化、大众化，作为少数人的特权享受的“大旅行”方逐渐衰微。

　　英国史学家爱德华·汤普森在《共同的习俗》一书中写道：18世纪，“围绕土地存在的文化裂隙”构成英国上层和下层民众之间明确的区分；“统治阶级对社会实施控制，第一阵地是文化领导权，其次才体现在经济力量或其他力量上”。在这百年间，“大旅行”虽然是一种专属少数权贵的习俗，但它对英国艺术趣味和文化观念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它起始于一个慕古时代；最终，旅行者的脚步带来了趣味反叛与文化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