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近日，“大众儒学经典”丛书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推出。该丛书分为蒙学基础、家训家礼、劝善经典和四书五经通解四个板块，包括《〈三字经〉读本》《〈朱子家训朱子家礼〉读本》《〈孝经曾子论孝〉读本》《〈大学中庸〉读本》等十三本儒学经典读本。每本书包括原文、注释、译文、解读等部分，引领大众读者走近这些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儒学典籍，学习儒家修身做人的义理。

　　此外，一场围绕“大众儒学经典”丛书和当前读经问题的学术研讨会也随之在北京大学举行。可以说，这套丛书和这场研讨活动，都与如何更好地“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具有密切关联。本期光明读书会整理摘选此次研讨会上较有代表性的几位嘉宾发言，供读者评判。

　　经典，还是要读

　　方朝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关于读经，前一段时间曾讨论得非常激烈。过去二十年来，传统文化复归，确实也出现很多问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引起了社会焦虑和担心。现在儒学刚刚开始复兴，在走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弯路后，出现各种问题也合情合理。

　　但今天，我们讨论读经活动中出现的问题，并不是要否定读经活动开拓者们的积极贡献，也不是否定他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有很多学者和民间的先行者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在民族精神荒凉的土壤上奔走疾呼，积极开拓了读经活动潮流。所以尽管读经活动存在一些不足，但还是应该对这种开拓精神多一些包容和理解。

　　杨汝清（苇杭书院山长兼儒家文化研究院院长）：读经活动从开始、扩展、深化，到现在的冷静反思，经过了一个很可贵的尝试和努力的过程。但当下很多人提出的读经没有必要，我认为是不妥的。

　　读经活动发起之初，确实存在矫枉过正的行为。因为前期条件有限，只能强调跟读、背诵，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我们要去反思、批评，并纠正，但如果进行大批判，这个行为本身又向另外一个角度偏离了。

　　我总结了这些年读经活动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过于偏颇。有些老师说要培养圣贤，但圣贤不是教出来的，是在学习过程中成长起来的，这本身是一个伪命题。所以首先心态要正，不能盲目。

　　第二，每个人的智力发展水平不同，让所有的孩子用相同的标准读古经，是拔苗助长。读的多而不能用，知识就是死的。所以要注意，读、解、行，只读不解是不行的，知道了还要理解，还要去践行，而这个行才是孩子学习最重要的部分。

　　第三，应该让读经回归教学体制，而非放任自流。很多民间倡导读经的人士，并不懂教育规律，却已经成为主流，这也是出现问题的最大原因。我们应该吸引更多高校毕业生进入师资队伍，或者让具备一定学养的人与民间机构互动，才能让读经活动真正脚踏实地，发挥正面作用。

　　李存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关于读经问题，我一直有一些困惑。很早以前，我曾经看到过一套给儿童的经典传统读物，翻开第一部分就有《公羊传》。这个书我只稍微接触过一点，没有完全读透，让孩子读，更不合适。

　　几年前扬州某大学经过研究，得出一种理念：让5至15岁的孩子把经典篇章背诵下来，就像装入一个硬盘，想用的时候再提取出来。这个理念我当时可以理解，但事后想，这些内容是否能与现代科学知识相结合？符不符合现代教育理念？适不适合儿童发展？我拿不准，所以我既没有反对，也没有大力推广。

　　关于读经的探索，至今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当下面对的问题就是，应不应该读。对于这个问题有过很多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经者常也，还是要读的，而且要重点读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

　　我们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常”亦有“变”的认识，在孔子的思想中已有所表述。如《论语·为政》记载，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这里的“因”就是相因继承，可谓中国文化之“常”；而“损益”就是减损和增益，可谓中国文化之“变”。子张问，是否十世可知也？孔子自信地回答，夏、商、周三代的文化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以后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说文》段注云“父子相继曰世”，一世为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对于中国文化的进程既有“因”又有“损益”的认识，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辩证法的。

　　在孔子之后的两千五百多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是既有相因继承又有损益发展。而且，我们至今仍处在孔子所说的“百世”之内。所以，对于经典我们要进行传承和弘扬，否则就谈不上创新性和创造性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