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认知科学中，“读心”泛指日常生活中人们每天与各种人进行社会交流或人际互动时所具备的一项普遍能力。亦即人们把一些心理状态归属给他人或自己的能力。而在战场与政治角力中，人们则需要将各种因素进行综合考量，才能对对方的意图和行动做出恰当的判断，以调整自己的行动。

　　“读心”机制及其相关现象的理论解释可以溯源至笛卡尔遗留下的“他心问题”（other minds problem），后者与“身心问题”一起构成了西方哲学史上的两大基本问题。在近现代西方哲学传统中，密尔、罗素、维特根斯坦、马尔科姆等一大批哲学家基于自身本体论承诺与认识论立场提出了许多读心理论和观点，但这些观点之间存在很大的争论。20世纪70年代末，“读心”问题开始引起儿童发展心理学家的关注，开始从“扶手椅”走向“实验室”，随即引发了“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的研究热浪，研究者们开发出一系列实验范式，并形成了以理论论和模拟论为代表的实体理论。

　　然而，有趣的是，无论读心主题在方法论上如何被武装上最前沿、炫酷的自然科学手段（诸如脑与神经成像或虚拟现实），在认识论上它仍然停留在16世纪笛卡尔理智主义的古典立场，即无论以何种方式，通向他心只能视为“间接”的。理论论和模拟论之间的亲缘性远比其表面的尖锐争论更为深刻和隐匿。二者潜在地预设了一个“通达问题”：他心是封闭的，且隐藏在外显行为的背后。因此，通达他心的核心要义超越了对他人身体的知觉。在这种认识论执念影响下，产生了一种有关理解他心的“普遍性假设”：我们对于理论或模拟（包括某些混合理论和模拟的方式）的态度是近乎普遍的，即借助命题态度来表征他心的高阶模式主导了社会互动。

　　然而，近二十年来，随着“现象学的自然化运动”的发展，欧陆现象学与神经科学之间的交互建构关联日趋紧密，在认知科学哲学范围内其可能性与意义得到了有效的辩护。围绕他心问题，一些现象学家与认知科学家旨在挑战“通达问题”。

　　他们认为，人际互动本身应该被理解成现象学意义上的“交互主体性”问题，而不是“读心”问题。以知觉到他人脸上的表情为例，在某些情况下社会理解并不涉及通达问题。首先，身体表达模糊了心理状态与单纯的身体行为之间的界限。其次，社会理解并不必然是一种“思维”活动，它有时仅仅是一种知觉活动。因此，理解他心并非像理智主义所预设的“心智思考另一个心智”，而应被视为“具身心智知觉另一个具身心智”。这些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在认识论上，基于现象学立场批判他心问题的哲学预设及其衍生而来的读心理论。主要包括胡塞尔、舍勒、萨特、梅洛-庞蒂、海德格尔等的交互主体性学说。以此批判了理论论和模拟论所承诺的“通达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普遍性假设”。加拉格尔认为，首先，在我与他人交往的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不是在一旁简单地思考或试图推测出他们正在做什么。相反，“我”会用一种具身的方式回应他们，并且“我”的看法是交互的：“我”对他人的理解由感觉—运动的循环构成，而社会理解依赖并通过社会互动实现。这样，对于未被知觉到的隐藏信念或心理状态的推理就没必要了。例如，在人际互动时，我们会自动化地模仿他人的语气与身体姿态，这种模仿就像“社会黏合剂”，可以拉近双方的心理距离。其次，社会理解并非理论论或模拟论所预设的是一个多阶段的加工。第一个阶段是知觉到无意义的行为，而最后一个阶段是基于理性的对心理意义的归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很难整齐划一地将社会理解分为心理方面和行为方面（诸如微笑、握手、拥抱以及悠闲的漫步等场景）。因此，通达问题在社会理解过程中并不总是存在，也不占据关键位置。

　　其二，在科学证据上，推动了神经科学寻找前反思层面上理解他心的脑与神经基础。传统的读心研究主要聚集于反思层面（例如，心智理论、推理等）的社会认知过程。这加剧了以“通达问题”为代表的过度理智主义的倾向。伴随镜像神经元系统（一个会对他人动作、情绪、意图产生“共鸣”的脑网络）的发现，将理解他心的焦点拓展至前反思层面（例如，无意识或自动化的动作理解、模仿与共情等）。例如，我看到你愁容满面，我不用推理或有意识地模仿就可以理解你此刻心情糟糕；当看到你的手伸向杯子，我可以直接理解你想要喝水等。镜像神经元的研究证据表明，对情绪、动作意图与肢体语言等相对低阶的社会认知加工的识别可以直接发生在神经层面。我们自身执行的行为与被感知的他人行为之间所共享的神经元映射启动了这两种认知事件的“等价”过程，并且使得这些信息同样被用于预测他人行为的结果。

　　其三，在实体理论上，利用神经科学成果发展了现象学家对交互主体性的论证。例如，意大利神经生理学家加莱塞（V. Gallese）的具身模拟理论，美国现象学与认知科学家加拉格尔的互动理论，以及近来丹麦现象学家扎哈维的直接社会知觉理论等。这些理论试图融合神经科学研究的最新发现来论证直通“他心”在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在认知科学界引发了较大的关注与争议。当然，一种简单的调和主张可以借鉴心理学家埃文斯（J. Evans）和哲学家法兰克（K. Frankish）在《两个心灵：双重加工及其超越》序言中的表达：“人类思维过程受益于两个不同的机制：一个是快速的、自动化的并且无意识的，另一个是缓慢的、受控的并且有意识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的，并为了控制行为而相互竞争。在更广泛意义上，人类事实上具有两个分离的心灵。”然而，若想彻底消解“通达问题”，我们仍然期待自然化的现象学以一种激进的姿态去回应这样的问题：前反思的直接社会知觉或具身模拟如何解释以命题态度为代表的高阶社会认知加工？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