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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史重在感悟历史的真理 ——《清史明鉴录》读后
2014年12月01日 10:26 来源:文汇报 作者:江曾培 字号

内容摘要:近几年来,他悉心研读十卷本《清史纪事本末》,品之、思之、记之、述之,于2002年出版了《紫禁城的人文思考》一书,随后又花了很大工夫进行增补,以《清史明鉴录》之名于近日问世。这就是说,观察研究历史,不能止于材料的收集整理,“像一份气象报告那样去描述希特勒”,而是要给予正确的价值与道德评判,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著者写康熙兴廉政从善之风,在初、中期确有成效,但到康熙晚年,竟然允许官吏有“纤毫”私纳,即小贪小拿。清末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著者特别提到新闻媒体对清政府形成的舆论压力,促使光绪下令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使民主之风得以吹皱清朝的一潭死水。治史论史,要像著者一样既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同时又具有当代人文意识,有着关怀现实的自觉,方能写出“使人明智”的著作。

关键词:吴士余;著者;清史明鉴;出版;史学;研究;书局;人文;史实;思考

作者简介:

《清史明鉴录》吴士余著 中西书局出版

 

    吴士余善思。他始于小说美学研究,当时我也从事文学批评,每读他的文章,均能看到一种独抒心灵的见解。此后,他的研究视野进入人文历史领域。近几年来,他悉心研读十卷本《清史纪事本末》,品之、思之、记之、述之,于2002年出版了《紫禁城的人文思考》一书,随后又花了很大工夫进行增补,以《清史明鉴录》之名于近日问世。全书集纳五十多篇文章,以文化随笔的形式,分别记叙清代的某些史实,读来形象生动。同时,又由于有着整体设计,清代自康熙到光绪各朝的重大人与事,都有所涉猎,呈现出以点带面的系统性。难能可贵的,是他并非止于一般史实的回顾,而是在历史中挪腾跳跃,“析理于诠释之中,企求以当代人文意识的价值评判,思考历史的陈迹,感悟历史的真理。”书名中的“文化思考”和“明鉴录”,正是其特点所在。历史文化随笔,是具有悠久传统的一种文体,它并非系统地研究历史,而往往是摘取历史某些现象作为一个“话语主题”,抒发作者的感情与识见。有人认为,这不能属于史学,理由是史学要讲科学,一切都要讲事实,不能杂以个人情感。历史上就有学者认为司马迁的《史记》不为史。“何也?盖发愤之所为作,工于抒慨而以疏于记事,其文则史,其情则骚也”。实际上,如汤因比所说,史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研究的是人类事务的“人性”,是无法回避和排除主观感情和见识的。美国哲学家怀特说:“历史编撰总要给过去仅有的真实叙述添加一些东西。”基于此,方有“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之说。这就是说,观察研究历史,不能止于材料的收集整理,“像一份气象报告那样去描述希特勒”,而是要给予正确的价值与道德评判,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吴士余的《清史明鉴录》,在读史中搅拌着思考,有着自己的判断与诠释,从而将他所择取的史料写“活”了,确乎起到“明鉴”的作用。
  著者写康熙兴廉政从善之风,在初、中期确有成效,但到康熙晚年,竟然允许官吏有“纤毫”私纳,即小贪小拿。康熙四十八年三月诏谕:“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如州县官。止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禁门一开,廉政之风戛然而止。著者由此指出,反贪倡廉决不能开任何“小口子”,否则,官场顽疾及腐化之风必然会死灰复燃。大贪官和珅发迹,一般都归罪于乾隆的失察。著者则认为,究根寻源还是封建官僚制度和意识形态所致。在封建社会,臣以君为纲,判断官员的第一标准是“忠君”。朝廷只有忠奸之分,没有德性之辨,自然会培育出和珅这样专肆献媚取宠、揣摩君意的佞臣。清末杨乃武冤案的平反,著者特别提到新闻媒体对清政府形成的舆论压力,促使光绪下令开放报禁,允许民间办报,使民主之风得以吹皱清朝的一潭死水。所有这些,都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观照,足以启人。
  培根说:“读史使人明智”。治史论史,要像著者一样既具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同时又具有当代人文意识,有着关怀现实的自觉,方能写出“使人明智”的著作。那些不熟谙史实,既胡编乱造,又胡言乱语的“戏说”之类,实在是与史学八竿子也打不到一块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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