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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角度、多方法才能深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 ——中国语言研究方法论刍议
2014年10月27日 14:09 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京)2013年4期 作者:戴庆厦 字号

内容摘要:语言研究的方法有大有小,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我今天主要根据自己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实践和体会,偏重在宏观上谈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一、要有多角度、多方法的宏观把握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其存在与发展受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生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加上我国语言种类多,语言影响历史久远,语言交融与分化的现象十分复杂,因此要深入揭示语言内部规律、理清各种语言的关系。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起步晚、底子薄,所以我认为应重点先做身边语言现状的研究,弄清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的现状,并逐渐再延伸到历史深处。四、必须重视语言接触关系的研究我国少数民族语言,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别的语言的影响,吸收别的语言成分来丰富自己,甚至局部改变自己的特点。

关键词:汉语;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接触;分析;演变;方法论;中国;语法;同源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戴庆厦(1935-),男,福建仙游人,中央民族大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学院教授,云南师范大学汉藏语研究院院长(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深化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必须强调以下几点:要有多角度、多方法的宏观把握;必须辩证处理好“近”和“远”、“大”和“小”的关系;充分使用不同语言的“反观法”;必须重视语言接触关系的研究;要深入语言生活做广泛、持久的田野调查。

  关 键 词:语言/方法论/少数民族语言

 

  方法论依不同的学科而不同。语言学是一个独立的学科,与别的学科相比在方法论上有同有异。语言研究的方法有大有小,有宏观的有微观的,我今天主要根据自己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的实践和体会,偏重在宏观上谈谈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一、要有多角度、多方法的宏观把握

  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其存在与发展受不同民族的社会、文化、民族、心理、生理等各种因素的制约,加上我国语言种类多,语言影响历史久远,语言交融与分化的现象十分复杂,因此要深入揭示语言内部规律、理清各种语言的关系,深化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必须坚持多元的方法论,即通过多角度观察、使用多种方法来揭示语言的奥秘,而不能是一元的、单一方法的。

  比如,我研究藏缅语松紧元音的现状及其来源,之所以能够揭示松紧元音来自“一头一尾”(声母的“清浊”和韵尾的“舒促”)的演变规律,就是从不同的角度逐渐深入的。其中,既有共时的分析,又有历时的探索。共时的分析,包括分析松紧对立在声母、韵母、声调上的种种变异,以及不同语言存在的不同状态。历时分析是从松紧元音的共时特征和亲属语言的比较中,寻找历史演变的“蛛丝马迹”,并进而理出历史来源和历史演变的规律。共时描写和历时分析的有机结合,相互映照,应该是认识松紧元音特征的基本方法。

  语言研究的方法,从大的方面说,有传统方法和现代语言学方法之分,不同方法都是在不同时期、依不同国度的特点产生的,都有其必然性。传统方法和现代语言学方法各有长短,对于语言研究者来说,对其使用存在多选择性。比如,在分析汉藏语的语音结构时,我就习惯于使用传统的声韵调分析法,认为这种方法有明确的位置概念,便于揭示音节内部各成分的关系,包括共时的结构关系和历时的演变关系,它比辅音元音的音位分析法更适合汉藏语的音节特点。当然,在运用传统的声韵调分析法时,还要吸收现代语言学中有关音节分析的方法来补偿声韵调分析法的不足。

  但是在我的研究中,特别是在少数民族语言语法的研究中,除了运用传统的分析、描写方法外,还很重视学习和使用现代语言学的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如类型学、认知语法、构式语法、优选论、韵律学等。比如,我近年来所写的一些有关汉藏语被动句、话题句、语法化方面的研究,都受到上述理论、方法的启发。现代语言学是当代最新的语言学流派之一,反映了众多语言学家的智慧和思路,是要认真学习和使用的。

  这当中,存在一个如何对待不同学派的问题。我认为,不同学派的功能是互补的,都是应客观的某种需要而产生的,各有其某一角度的解释力,不能互相代替,不存在适用于一切语言、“包打天下”的方法。所以,对待不同的学派,要宽容并包,不能以一方之长贬一方之短。只要能揭示语言规律的,包括大规律和小规律,不管是什么方法都可以用。要比较,应该比较揭示语言规律的能力大小,而不是比使用什么方法。

  再说,即便是在语言史上已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和方法,随着语言事实的新发现和语言研究的深入,也会暴露出其局限性,也要对它再做进一步的修正和补充。比如:历史比较法是在印欧语的基础上产生的,运用于原始印欧语的语音构拟和确定印欧语之间的历史关系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印欧语学者常常引以为自豪。但半个多世纪以来,研究汉藏语的学者用它来研究汉藏语却遇到许多难以解决的困难。难点主要在于:汉藏语不同语言的同源词和借词的界线难以区分,无法用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来证明同源关系。我们知道,同源词的语音对应是确定印欧语系属的主要依据,已证明是可行的;但壮侗语与汉语的亲缘关系一直得不到解决,主要是因为语言相互交融的情况复杂,分不清哪些是同源词,哪些是借词。多年来,中国的汉藏语言学家在寻找解决汉藏语系属关系的研究中费尽苦心,在方法论方面做了各种探索。如:有的提出了通过“深层语义”研究法来寻找汉语和壮侗语的同源词,有的通过词汇有阶分布研究来论证语言的联盟关系,有的结合社会文化、考古证据来看语言关系等等。能用的都用上了,包括历史比较法的一些基本方法,但汉藏语的系属问题至今依然是一个“悬案”。但不管怎样,语言学家在汉藏语历史比较上所做的许多探索,对汉藏语系属关系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我再强调一句,对待语言学的不同流派必须宽容。我们常看到,在国外或海外的一些语言机构中,语言学流派之间的“门户之见”很厉害,功能派和形式派互相看不起,互相攻击,互相揭短,不能在一个研究室共事,甚至有的连话都不能说。我们在学习外国的经验时,这种偏见不能学,不能受到传染。当然,正常的学术讨论、争论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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