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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汉字文化在丝绸之路的传播
2016年12月21日 09:28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作者:郑阿财 字号

内容摘要:唐代汉字、汉籍在丝路传布的情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由于商贸经济、政治、宗教与生活文化等环境,呈现出不同的接受与发展的历程,明显与其现实环境对汉字、汉籍需求的程度成正比。汉字早在汉代便开始传入高昌、龟兹、于阗、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而后来汉字在这些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总之,凡官方语言文字与该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或其宗教信仰使用的语言文字相一致者,汉字传播易于形成文化而长存;而官方语言文字与民众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兼容者,又与宗教信仰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契合,则其官方语言文字传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难以长存。一旦官方语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变,造成官方语言文字与民众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兼容,汉字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渐消退。但只要当地还有汉人,就仍旧会保留汉字的使用。

关键词:唐代;汉字文化圈;丝绸之路;高昌;龟兹;于阗;宗教信仰

作者简介:

    【摘要】

    唐代汉字、汉籍在丝路传布的情形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由于商贸经济、政治、宗教与生活文化等环境,呈现出不同的接受与发展的历程,明显与其现实环境对汉字、汉籍需求的程度成正比。汉字早在汉代便开始传入高昌、龟兹、于阗、朝鲜、日本、越南等地,而后来汉字在这些地区却有着不同的发展。总之,凡官方语言文字与该地区民族语言文字或其宗教信仰使用的语言文字相一致者,汉字传播易于形成文化而长存;而官方语言文字与民众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兼容者,又与宗教信仰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契合,则其官方语言文字传播的文化不易形成,且难以长存。一旦官方语言文字更替,宗教信仰改变,造成官方语言文字与民众生活使用的语言文字不兼容,汉字文化必定衰落而逐渐消退。但只要当地还有汉人,就仍旧会保留汉字的使用。

    【关键词】

    唐代;汉字文化圈;丝绸之路;高昌;龟兹;于阗;宗教信仰

    【作者简介】

    郑阿财,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南华大学文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一、研究旨趣

  所谓“汉字文化”,是指以汉字为载体的文化。汉字是以单音节语素为主、词符与音符并用的方块字。两千多年来,在中国及东亚等广袤地区,汉字作为交流工具和文化载体,不仅有助于促进中华民族的统一,而且对周边地区的民族文化发展与文字创制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汉文化从公元前即为周边民族与国家所仰慕,汉字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随着中国与西域各国及东亚诸国频繁的交流,被引进西域各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乃至中南半岛,由此形成广大的汉字文化圈。过去学界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日本、韩国与越南,特别是关注当地所流传的传统汉文典籍,其后逐渐关注这些国家汉文的文学、文书等文献。事实上,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中国段诸多民族与国家也曾使用汉字进行阅读和书写,更有不少中土汉籍在这些地区流传。吐鲁番地区的高昌国、高昌郡,库车地区的龟兹,和田地区的于阗国,党项族建立的西夏王国以及同一时期契丹所建立的辽国,都曾经是汉字文化圈的一环,其汉字、汉籍与汉文化曾长期发挥影响,这一文化现象值得我们探讨。

  丝绸之路形成于公元前3世纪。丝路沿线的民族众多、语言各异,在丝路中国段曾经使用过的语言主要包括汉语、吐火罗语、于阗—塞种语、龟兹语、突厥语、粟特语、回鹘语、吐蕃语、唐古特(西夏)语等等。记录这些语言书写系统的文字则有汉文、吐火罗文、于阗文、龟兹文、突厥文、粟特文、回鹘文、吐蕃文、西夏文、契丹文等等。

  人类的发展是先有语言,而后才有文字。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但并非每一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民族会借助其他先进民族的文字来记录自己的语言,记述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承先民的知识、经验;进而通过其他先进民族的载籍,吸取其文化精髓,借鉴其发展经验。历史上丝路沿线及东亚地区各民族中便不乏借助汉字、汉文、汉籍的例子。因此,本文拟聚焦唐代丝路中国段各民族汉字文化传布的差异性,关注不同民族、国家、区域在接受与发展汉字文化中所产生的不同现象,并尝试提出合理的解释①。

  二、唐代汉字文化在丝路传布的途径与人员

  既然称为“丝绸之路”,那就意味着是商业活动的路线,所以一提起“丝绸之路”,人们自然就会联想到往来穿梭在丝路上的商队。换言之,初期的东西文化交流是伴随贸易而产生的,贸易初期是民间的小型活动,之后渐有朝贡与恩赐形式下大型的变相贸易(即所谓互市贸易与朝贡贸易)。所以贸易是早期文化交流的途径,商人就是此一阶段汉文字、汉文化的主要传播者。

  丝路指路线,西域指区域,两者虽相近相涉,却不等同。但一般人往往不自觉或习惯性地将“西域”与“丝路”混用,甚至画上等号。因此,一提起“丝绸之路”,人们除联想到商人外,也会联想到西域边疆。戍守边疆需要军队的驻防,这些驻防的军人主要来自中土,他们自然也扮演了汉文字、汉文化传播者的角色。

  当双方交流或对峙时,则需要仰仗外交使节穿梭沟通或化解争端。因此,外交使节当然也是文化交流与传播的主要人员。遇有争端时不免诉诸武力,当战争结束,不论征服者或被征服者,在此过程中都出现了不同文化的流动,所以,军队也是主要传播者之一。

  中古时期传教布道的僧侣与传教士穿梭在丝路上,他们也是重要的文化传播者。尤其是东汉以来佛教传入中国后,大量佛经汉译工作的开展及汉传佛教的快速发展,更使丝路中国段成为佛教传播与回流的重要区域,直至11世纪以后,佛教在中国才逐渐衰落。因此,唐代丝路中国段东来西往的僧侣在讲经、译经、解经等弘法布道的过程中,也起到汉字文化传播的作用。这在四大文化、五大宗教汇集交流的丝路,可说是文化交流与传播途径中最为典型的一种。

  政府官员也是重要的汉字传播者。汉代以来,在西北边境交通要冲设置的馆驿系统如敦煌悬泉置等中所发现的大量简帛上的诏令、律令、邮驿传送的公文、官员与使节的公私往来文书、钱粮收支账目、车马供应记录等,逐步发展成律令格式体制下唐代西域发现的大量官私文书,中央及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所签发的公文乃至告身、过所、般次文书、使次文书等,琳琅满目②。

  总的来说,唐代汉文字、汉文典籍及汉文化的传播者主要有商人、军队、僧侣、外交使节、政府官员。这些人员身份不同,传播的内容有异,使用的工具、文字、典籍各有侧重,组合成汉字文化传播的整体面相。今天丝路中国段的考古遗存正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人员、不同目的的文化传播的总体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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