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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
2012年02月06日 16:48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 作者:汤林峄 字号

内容摘要: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德国文学的研究在看似散乱中却隐含着一条主线:通过对歌德、莱辛、施莱格尔兄弟等代表性作家的研究,重点展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几个亮点,勾勒了该时期德国文学发展的主线;《大公报•文学副刊》传播与研究德国文学的主要原因是18—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与20

关键词:大公报•文学副刊;歌德;莱辛;施莱格尔

作者简介:

  摘要: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德国文学的研究在看似散乱中却隐含着一条主线:通过对歌德、莱辛、施莱格尔兄弟等代表性作家的研究,重点展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几个亮点,勾勒了该时期德国文学发展的主线;《大公报•文学副刊》传播与研究德国文学的主要原因是18—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有很大的相似性,其探讨的某些问题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坛所关注的话题;《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其歌德研究对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对研究对象要整体把握和全方位阐释,二是重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知识谱系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工作。

  关键词:大公报•文学副刊;歌德;莱辛;施莱格尔

  作者简介:汤林峄(1981—),男,湖南湘潭人,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新闻学.

  《大公报•文学副刊》(以下简称《文学副刊》)对德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与联系性。首先,《文学副刊》德国文学研究的主线是:通过对莱辛的评论,表达了对新古典主义的反驳;对施莱格尔兄弟的思想和艺术风格进行比较研究,表明了对浪漫主义的批判与质疑;通过对歌德的推崇,表现了《文学副刊》的古典主义立场。其次,《文学副刊》之所以关注德国文学,原因在于18、19世纪的德国文坛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具有相似性,其诸多德国文学研究文章正是针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界存在的问题。第三,以《文学副刊》歌德研究为例,当我们从比较文学的视角,回顾20世纪初期《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时发现,其文学研究的规范性与全面性,对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依然有很强的借鉴意义与价值。

  一、《文学副刊》德国文学研究的主线

  《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看似散乱,但实质上却隐含着一条文学主线:通过对歌德、莱辛和施莱格尔兄弟等代表性作家的研究,重点展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几个亮点,勾勒出该时期德国文学发展的主线。

  第一,《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对歌德思想中“矛盾”与“和谐”特征的探讨。一是从歌德的人生观来看,《文学副刊》诸篇论文给予他的评价是“矛盾”与“和谐”并存。在探讨生命的终极意义这一问题上,歌德并没有像其他德国学者,如康德、黑格尔那样徘徊在超自然的精神世界中寻找答案。因此,歌德的生平经历及其探索人生意义的过程也就具有了更多的现实价值,这也是中国20世纪初期追寻诸如“人是什么?人生的真相是什么?人生的意义何在?人生的目的是什么?” [1]等问题的知识分子对歌德感兴趣的原因。二是《文学副刊》评介歌德的生活经历,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国内读者熟悉其人,同样是为了阐述其思想中的“矛盾”与“和谐”。“歌德生活中之矛盾复杂最使人有无穷之兴趣去探索他人格与生活的意义。所以关于歌德生活的研究与描述异常繁复,超过世界任何文豪。” [2]在这一点上,歌德的确不同于其他作家,思想上有一个从幼稚到成熟的过程,宗白华和方玮德等国内学者都认为,歌德生平的每一个阶段都是某种人生形态的完整体现,都具有完整性,“故歌德一生并非由初迷惑而渐入真理,实是每一时期实现人生之某种形态。他在意大利学画后,他的戏剧散文皆如画,都是注重造型,且不仅影响其文学,而且使他对于自然现象具有更清楚的认识。” [3]因此,歌德在年轻时待人真诚,在朋友面前展现出毫无城府的一面,受到了大家的喜爱,他也在其作品中高呼“自由”;而老年时却严肃得让人难以接近,拒人于千里之外,言谈中也表现出对法国大革命的厌恶,认为拿破仑重新稳定了欧洲秩序。将歌德的生平事迹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时,这种“矛盾”性随处可见,但这种“矛盾”中又显露出一种歌德所特有的“和谐”,“吾人习颂歌德生平详细事迹,即感到一种人格破裂的现象,不调和,不统一。然而此老之八十岁之长生命中乃自有其一贯之完美,如一个音乐在其许多不和谐中自有其整个的和谐。” [4]而歌德的人生问题正在于,如何从生命发展的矛盾中获得和谐的形式。三是重视歌德的《浮士德》,同样是因为其完整展示了歌德思想中的“矛盾”与“和谐”。《文学副刊》最为推崇的歌德作品是《浮士德》,而非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界最为关注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宗白华就指出,“歌德与其替身浮士德一生生活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这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解决其问题,指出解救之道,所以有人称他的《浮士德》是近代人的圣经。” [5]的确,歌德的一系列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矛盾”就在于其思想中发展与克制的不可调和性,这种“矛盾”成为歌德悲剧性的根源,但歌德作品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悲剧性,绝非纯粹的消极,仅仅点明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在于死亡。那么这种精神意义在歌德作品的体现就在于,以前的歌德通过其作品表现出愿意毁灭的态度,因为人生没有价值;之后歌德的作品表露出宁愿毁灭的态度,即使人生还有价值。“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前者是消极的悲观,后者是积极的悲壮主义。前者是在心理方面认识一切美境之必然消逝,后者是在伦理方面肯定这不停的追求正是人生之意义与价值。” [6]

  第二,《文学副刊》通过对莱辛生平和主要创作的研究,阐述了莱辛对新古典主义的反驳,以及诗歌与绘画等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差别性问题。一是通过评介莱辛的生平及其创作,来阐述其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精神内核。在莱辛生活的时代,德国受到法国新古典主义的影响颇深,而莱辛生涯中不少重要阶段都与其对抗新古典主义有关。其实,关于莱辛的归属,学界曾经有过争论。一般来说,研究者将莱辛与德国的另一位美学家温克尔曼(文克尔曼)视为新古典主义向启蒙主义过度的人物,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到两个思潮的美学特点。不过,也有学者认为莱辛继承传统的因素更多一些,美学史家鲍桑葵就说过,“莱辛的见解是以前的时代产生出来……他代表了一个较早的传统。” [7]就《文学副刊》看来,莱辛所继承的传统并不是来自于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而是更早的经典古典主义美学。因此,“吴宓本人的古典主义倾向” [8]决定了其主编的《文学副刊》对反驳新古典主义的莱辛给予极高评价。并且,莱辛之所以攻击法国新古典主义,并非出于纯理论研究,而是有其现实意义:摧毁法国新古典主义对德国文学的禁锢,建立德国的民族文学。1758年莱辛居柏林,投稿《最新文学通信》为莎士比亚做辩护,目标直指法国新古典主义。当时新古典主义者称莎士比亚的戏剧野蛮粗鄙,难登大雅之堂,而莱辛则反驳称莎士比亚的戏剧严格遵守了亚里士多德的戏剧原则,以文学通信的形式进行文学批评,《文学副刊》称莱辛为欧洲批评家第一人就源于此。二是通过评论莱辛的《拉奥孔》,来阐述诗画之别的艺术观。1766年出版的《拉奥孔》有一个副标题《论绘画与诗的界限》,文中莱辛探讨了诗歌与绘画的三个差别,“其实这三个差别分别根本只是一个差别,即德国美学家们一般所说的空间艺术和时间艺术的差别。” [9]对于莱辛的诗画观,《文学副刊》基本上是赞同的,并且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自己的阐发,《雷兴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提到,“绘画及雕刻乃空间之艺术,用颜色线画及立体为工具,以摹状理想的自然。其所摹状者只能为刹那间之静态或动态之一断切片。换言之,其对象以物体为主……诗歌为时间之艺术,以声音(代表以文字符号)为工具。声音者在时间上相连续者也,其所表现之对象之各部分,不能同时呈现于吾人之前,故诗歌最易于描写进步之历程,最易于描写动作……绘画及雕刻非绝对不表状动作者也,惟其表状动作也以物体,诗歌非不表状物体者也,惟其表状物体也以动作。” [10] 《文学副刊》阐述诗画之别的目的,在于厘清不同艺术类型之间的混乱,但这种主张完全区分不同艺术类型的观点显得有些绝对化。

  第三,《文学副刊》通过阐述施莱格尔兄弟(F.施莱格尔和W.施莱格尔)的思想理论,论述了德国19世纪初期浪漫派的得失。施莱格尔兄弟是19世纪初期德国浪漫派的代表人物,《弗列得力希雷格尔逝世百年纪念》一文系统阐述了施莱格尔兄弟的生平、戏剧理论及其代表作品,并对19世纪初期德国的浪漫派进行了梳理。19世纪初期的德国浪漫派继承了狂飙突进运动打破世俗制度和自由的观念,与源于法国的新古典主义相抗衡。因此,《文学副刊》对施莱格尔兄弟给予了高度重视,故施莱格尔兄弟成为《文学副刊》德国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其中F.施莱格尔由于强调天赋与情感,而受到了《文学副刊》的批判。“《鲁信德》在文学史上地位极为重要,盖因弗列得力希雷格尔(F.施莱格尔)将其一己之种种思想见解均写入此书中,足可代表浪漫派之人生观艺术观也。本书之大旨,在以生活中之实际境界与诗中之理想境界合而为一,而注重天才及主观,纯任主观之自我,自由放纵而无规律,且无目的,艺术作者不重视其材料及题目,而随时改变态度及方法,视为诙谐游戏,丝毫不能认真,即弗列得力希雷格尔所谓讥嘲(Ironie)之作用也。” [11] 《弗列得力希雷格尔逝世百年纪念》一文在开篇就对“讥嘲”大肆批判,“故其所谓理智,乃极端放纵而无归宿,又不遵守任何之规律,其结果遂成为不负责任之滑稽态度。” [12]由此可见,《文学副刊》对这种浪漫派自恃天才、纵情享乐的人生态度以批判居多,认为其反映到具体的艺术作品上,就成为了散漫、拖沓、无规律的代表。凌继尧在《西方美学史》一书中也提出,“浪漫主义反对束缚艺术创作的清规戒律,但是,有时走到否定任何艺术规则的片面地步。F.施莱格尔就把创作自由变成艺术家的主观任意性。在这里他颠倒了现实和艺术的关系,艺术家不是反映现实,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创造现实。” [13]

  


  二、《文学副刊》传播与研究德国文学的原因

  《文学副刊》对众多德国作家都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包括苏德尔曼、尼采、歌德、海涅、莱辛、施莱格尔兄弟、冯德、威兰、黑格尔等人。《德国古典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一文在谈论1949年以前我国对德国文学的接受时说,“1949年以前歌德、席勒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以译介为主,研究较少。学者们的评论文章虽不乏自己的见解,但缺乏系统性,对原始资料不够熟悉,主观感想多于科研成果,现在看来,很难说是严谨的学术研究。” [14]不但歌德与席勒如此,1949年以前我国对德国文学的接受与传播大多存在相似的问题。《文学副刊》有别于当时的这一状况,对德国文学展开了系统的论述与研究,这些研究还将中国文学与德国文学放在同一维度进行了比较,并站在比较文学的立场上将研究的视角扩展到德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接受上,其阐述的观点也大多针对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界的诸多问题。

  第一,鉴于18、19世纪的德国文坛和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具有相似性,《文学副刊》将两者进行了对比研究,梳理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的发展脉络。如《文学副刊》的莱辛研究中曾经谈到,莱辛生活的德国与《文学副刊》所处的中国有相似之处,“欧洲文学界以德国最寂寞,法国则Grandsiecle之余耀尤照映文坛,英国则巨灵弥尔顿虽凋谢已久,而狄佛、阿迭生、蒲伯辈继往开来,前途靡艾。而德国则如何,自经三十年战争后,创巨痛深,国疲文弊,诗则娇柔堆砌其描写,戏剧则新古典派以模仿法国为事,亦步亦趋,徒袭形式。而丝毫不足以代表德国民族之感情与特性,与今日中国之所谓欧化文学,正复同科,此类作品陈陈相因,文界遂奄奄无生气。” [15]研究施莱格尔兄弟时《文学副刊》也提出,19世纪初的德国与20世纪初的中国也有很强的类同性。“十八世纪末及十九世纪初年之德国,在政治上为最衰弱之时,弗列得力大王之雄风消歇,诸小邦独立为治,不相统一,而蹂躏于拿破仑铁蹄之下。然在文学上,则此时之德国实为最盛之时,不但各种运动风起云涌,而天才之作者亦辈出。”[16]于是,《文学副刊》将当时的德国文坛与20世纪初的中国学界进行了比较:第一是老一辈的文学家,如陈散原、柯风孙等人,如同德国的古典派;第二是陈独秀、胡适等人倡导的文学革命与徐志摩等人为代表的浪漫派诗人,如同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第三是鲁迅的嘲讽与郁达夫的情欲,如同施莱格尔兄弟领导的浪漫派;第四是成仿吾、郭沫若等人领导的革命文学,如同德国的少年德意志。《文学副刊》提出这种比较,其目的还是为了阐明20世纪初期中国学界的种种弊端,德国当年的各个文学流派先后相隔较久,都有充分的发展空间,而中国则在十余年之中各个流派纷纷涌现,“重叠凌逼而并集……今之中国,思想情感之冲突,古今新旧之混淆,较他国他时均为甚。”[17]

  第二,《文学副刊》通过对莱辛的研究,探讨了20世纪初期我国学界关注的诗画关系问题。《文学副刊》在莱辛研究中谈论《拉奥孔》,就是为了阐述诗画关系,诗画关系研究不但在欧美历史悠久,在我国同样有着深厚基础,苏东坡评价王维诗歌,“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就是经常被引用的例证。诗画关系研究也是《文学副刊》所处时代里,中国文学界所关注的热点,诗歌与绘画作为不同艺术类型具有差异性的观点,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产生多大共鸣,仅有少数赞同者,如梁实秋、钱钟书等人,如梁实秋对纯文学的批判,就是建立在研究莱辛诗画差异理论上的。因此,无论是莱辛,还是借用莱辛之言来阐述诗画关系的《文学副刊》,他们的目的都不仅仅是针对诗歌与绘画的区别进行文学评论,“雷兴言诗歌之对象在动作,而于情感全不措意。彼以为艺术之目的在模仿理想的自然,彼之艺术论实不出亚里士多德之巢穴。彼乃推翻‘伪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而反于‘真古典主义’者也。伪古典主义之混乱艺术类型,雷兴廓面清之,其后有浪漫主义之混乱的艺术类型,于是白璧德教授之《新拉奥空》一书出。”[18]由此可见,《文学副刊》研究诗画差异的最终目的,在于厘清20世纪初期中国学术思想的混乱。

  三、《文学副刊》歌德研究对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启示

  纵观德国文学研究在我国的百年发展历程,传播与接受的重点就有歌德,“德国文学中如歌德、海涅等始终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着崇高的地位,他们的作品长远地在中国文坛产生影响。” [19]1949年以前,给予歌德高评价的并非《文学副刊》一家,而是我国20世纪初期众多文学研究者的共识,这不仅仅因为歌德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也在于歌德的生平经历及其思想对当时的中国具有很大的启示意义。当时国内学界对歌德的接受主要集中在个性解放、反对暴政等方面。从这一点上来看,《文学副刊》的歌德研究并没有与当时的主流思想相契合,它强调的是歌德思想中的深度与广度,力求全面地评价歌德。这种文学研究的态度,对我国当下的比较文学研究都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第一,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应该对研究对象进行全方位的阐释,而非断章取义,仅局限于研究对象的某一时段的某种思想。《文学副刊》对歌德的评介是全面的,从其早期到晚期,从浪漫主义到古典主义。这一点在宗白华的《歌德之人生启示》、方玮德的《诗人歌德全人生的意义》等文章中就可得知。《文学副刊》认为歌德既是古典主义的领袖人物,又是浪漫主义的旗帜,德国的两大潮流都奉他为精神核心。之所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在于无论是生活经历还是文学创作,歌德每一个阶段都具备完整性,都是一个完整的内在精神。创作《少年维特之烦恼》时的歌德是一个多情善感,热爱自然的青年;创作《在陶里斯的伊菲格尼亚》时的歌德则是一个高尚儒雅,具有古希腊罗马精神的人,“他从人性的南极走向北极,从极端主观主义的少年维特走到极端客观主义的伊菲格尼,似乎完全两个人。然而每个人都是新鲜活泼原版的人,所以他的生平给予我们一种永久青春永远矛盾的感觉。” [20]宗白华在《文学副刊》第220期中对歌德的定论是,其一生并不是从茫茫走向真理,而是连续性完成人生的各种形态。比学斯基(Bielschowsky)在其撰写的歌德传记中曾评价,歌德一生的上半期是努力于调节灵与肉间及心灵与心灵间之矛盾冲突,以求避免一切内与外的骚扰。而到了晚年,歌德却因为物质生活过于丰富,而力求克制与规律,以保证和谐的人格。[21]

  第二,重视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知识谱系的基础上进行研究。一方面,作为我国早期系统研究、评价歌德的刊物,《文学副刊》系统梳理了我国早期学术界的歌德研究成果。第220期的《葛?纪念消息(一)》详细介绍了1932年德国六座城市魏玛、法兰克福、马里昂巴德(Marienbad)、雷兴、柏林开展的各种纪念活动,法国筹办的歌德展览、纪念会议等。第224期刊载了《葛?纪念消息(二)》,介绍了我国报纸杂志在1932年出版的歌德纪念专刊,如

  天津《德华日报》分德文、中文双语出版的纪念论文刊,详细评论了歌德与中国文化、西欧歌德研究等10余篇文章。同期介绍的还有《清华周刊》、《鞭策周刊》和《晨报》的歌德纪念专刊。这些都是我国早期歌德研究的成果,其中许多内容直至现在依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文学副刊》还详细评论了我国早期的歌德翻译作品以及研究成果。第273期《歌德之认识》一文,评论了我国早期歌德研究论文集《歌德之认识》,这本论文集由宗白华等人编辑出版,收录了数十篇歌德中文译作和研究论文,其中就包括《文学副刊》所刊载的数篇文章,这本《歌德之认识》也成为我国学界歌德研究经常涉及的早期著作之一。

  早在20世纪初期,《文学副刊》就对德国文学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并且探讨了德国文学与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联系,这在我国读者了解西欧文学、促进我国文学发展等方面起到了开拓性的贡献,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值得我们进行认真的借鉴和研究。

  ①歌德不能简单地划分为某一流派的作家,他的一生经历了诸多文学时期,学界也没有明确界定其归属。《文学副刊》推崇的歌德,是其转向古典主义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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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3-21.
[3]方玮德.诗人歌德全人生的意义[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2-29.
[4]方玮德.诗人歌德全人生的意义[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2-29.
[5]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3-21.
[6]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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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朱光潜.西方美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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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吴宓.弗列得力希雷格尔逝世百年纪念[N].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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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吴宓.弗列得力希雷格尔逝世百年纪念[N].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4-22.
[17]吴宓.弗列得力希雷格尔逝世百年纪念[N].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4-22.
[18]吴宓.雷兴诞生二百年纪念[N].大公报•文学副刊,1929-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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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宗白华.歌德之人生启示[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3-21.
[21]歌德论[N].大公报•文学副刊,1932-3-28.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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