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经过对国内2015年和2016年上半年的新媒体传播研究文献进行梳理认为，自2015年以来，新媒体研究者以“创新”和“治理”为主要话语，回应新媒体技术发展所引致的用户行为、新闻实践及社会结构三个方面的广泛变革；作者指出对策话语泛滥的背后，是学人在内外交困压力下对功能主义范式的依赖，未来新媒体传播研究应强调“人的存在”这一终极关怀，借助主体性的解释力克服功能主义范式的思维局限。

　　关键词：新媒体/媒体融合/网络舆论/功能主义

　　作者简介：曲飞帆，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博士生；杜骏飞，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标题注释：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新媒体传播：效用、模式与对策研究”阶段性成果，编号：11BXW029。

　　2014年，李金铨提出传播学研究呈现高度“内卷化”状态，①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促发学科重建话题的大讨论，不少学者呼吁传播研究需要构建多学科的研究平台，整合不同思想资源以实现理论的突破和“解放”。②近两年，国内重构新闻传播学的呼声不断高涨，新媒体传播研究作为该学科的主要研究领域，继大讨论之后是否在理论“解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为回答该问题，文章对2015年至2016年上半年新闻传播学科的1067篇(CSSCI来源期刊)新媒体研究文献③进行了综述，研究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和已有突破，并对该领域的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一、内容概述：中国2015年以来的新媒体传播研究

　　文章认为，2015年以来的新媒体传播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即新媒体对用户的影响(微观)，新媒体对新闻实践的影响(中观)和新媒体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宏观)，这清晰地表明国内新媒体传播研究以“对策话语”为主流的趋势。相比用户媒介使用效果研究，媒体融合和舆情治理依然是学界业界持续关注和争论的焦点。

　　(一)聚焦用户新媒体使用效果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有学者倚赖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继续研究新媒体的接入、采纳和使用与不同用户认知、态度和行为之间的复杂关系，尝试透过个体变化映照宏观社会变迁，研究对象以弱势群体、边疆族群和大学生群体为主。有学者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底层群体情感缺失带来的心理风险，容易酝酿“浮层抗争”情绪，而手机传播对底层群体的抗争情绪具有疏导作用。④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媒体使用对农民工子女的城市形象认知有显著影响，偏好网络的互动娱乐内容和读报时间愈长的农民工子女，对城市形象有更为积极的认知。⑤有研究者发现大学生微信用户的社交网络隐私关注度较高，但隐私保护行为一般。⑥有学者关注不同类型的新媒体对少数民族的社会认同、文化融合等方面的积极影响。⑦⑧也有学者关注城市居民的媒介接触、使用习惯，提出私人空间的社会化扩展和前后台区域的交融，全方位的、虚拟的移动生活空间正在形成。⑨

　　不同于社会科学范式下的实证主义成果，效果研究还存在一批理论先行的反思话语。有研究者指出，“微信红包”火爆的背后，既意味着移动生活方式的新趋势，也存在信息泄密和金融风险等弊端。⑩有学者认为，弹幕让现代社会中理性的道德原则瞬间崩塌，技术的迷思引发了审美异化、颠覆传统、破坏网络生态等一系列行为。(11)还有学者担忧，随着工具理性的胁迫和互联网作为娱乐之物的传统，新媒体时代下人文精神的缺失局面愈演愈烈。(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