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媒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反过来媒介又塑造着社会的形态。媒介技术及其使用形态的创新和发展会对整个社会产生相应的影响。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媒介即讯息。[1]33对此，郭庆光教授指出，所谓媒介即讯息是说，任何一种媒介对社会的影响，最重要的并不是媒介传播的内容，而是媒介本身作为一种技术，其为社会发展开创的可能性。[2]118而正是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为社会成员通过媒介参与社会形态的塑造提供了技术上的条件。

　　就媒介与社会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而言，媒介本身作为一种参与社会现实建构的力量，其为社会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当安德森在其名著《想象的共同体》[3]一书中提到所谓民族只不过是一种通过印刷媒介形成的“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他实际上已经论述了“共同体”和传媒之间的关系：传媒是共同体得以产生的手段和路径，传媒通过自身的力量，塑造了人们心目中的“共同体”形象，而这种“共同体”建构的方式是通过“想象”。这种人为建构出来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观点，无疑给人们提供了看待民族概念的全新视角。[4]73但是，随着新媒介技术的不断产生和发展，这种新的媒介造就的新社会形态，必然深刻影响着传统“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方式。[5]35本文分析在新的媒介技术环境下，社交媒体提供了何种技术上的可能性，而这种技术上的可能性又是如何使得共同体建构的方式由“想象”到“参与”转变。同时，提出了“场景共同体”这一概念，以春节微信红包为个案来论证微信红包是如何以春节为“场景”，以社交媒体（微信）为平台，调动广大社会成员（用户）的参与和互动，实现对传统文化和共同情感的体认，最终形成以“场景”为主的“场景共同体”的。

　　一、文献综述及概念提出

　　（一）关于“共同体”的文献综述

　　结合本文研究主题，目前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主要从共同体建构方式和共同体类型两个维度进行：一方面从共同体的建构方式来看，以社会学家滕尼斯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共同体是以血缘、感情和伦理为纽带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6]15例如，滕尼斯将共同体称为“礼俗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社会成员之间存在“我们”或者“我们的”意识，而成员之间是以共同的价值观和共同的传统为纽带进行维系的。[7]340以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为代表的建构论学者则认为，共同体是“人为建构”的，是想象的。他认为共同体就是通过语言建构起来的。[4] 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论述道：民族“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3]这种想象的共同体以小说和报纸等印刷媒介为其形成的条件，而小说和报纸则为其形成提供了路径。[8]102而中国学者雷蔚真和丁步亭则认为，在网络媒体环境下，共同体建构的方式将从“想象”到“行动”。而这一转变的出现是由于传播媒介技术的进步造成的。他们认为，基于互联网的网络传媒会影响到传统的以印刷媒介为平台形成的建构共同体的方式，“在这种信息化资本主义以及电子媒介崛起的时代背景下，依托于印刷科技的想象的共同体面临着瓦解与重建”最终导致网络媒介中的“共同体”进一步与传统的“想象的共同体”分道扬镳。[5]本文则进一步认为，随着媒介技术的不断发展，以往的媒介构建共同体的路径和方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媒介尤其是社交媒介的发展为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新的平台和新的方式。关于共同体的建构方式由最初的“自然而然”到“想象”再到“行动”“参与”和“互动”。

　　从类型来看，目前关于共同体的定义主要将其分为地域性类型（村庄、邻里、城市、社区等）和关系性类型（宗教团体、种族、社团等社会关系和共同情感），[9]20同时，功能性共同体也是一个重要的类型。就地域性类型的共同体来说，最主要的学者当是芝加哥学派的帕克。帕克对共同体和社区的英语词汇“community”的解释为：一是按区域组织起来的人口；二是这些人口不同程度地完全扎根于他们赖以生息的土地；三是社区中的每个人都生活在相互依赖的关系中。[10]20这强调了共同体的地域性和地方性以及成员对地域的依附性。涂尔干和韦伯则分别从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共同体的类型。例如，涂尔干用“机械团结”表示共同体。韦伯在论述家族共同体的时候指出，家族共同体是在严格的个人尊卑关系基础上形成的。[10]706此外，功能性共同体也在近代诞生。功能性共同体主要强调它的功能性而不是结构性。[9]这种类型的共同体主要有科学共同体[11]60、法律职业共同体[12]76和知识共同体[13]123等。本文试图进一步提出“场景共同体”概念，主要用于阐释基于某种“场景”的具有一定社会参与和互动关系，以及具有共同情感、价值观念和信仰等因素的成员而形成的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