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在修文物的过程中，他跟它的交流，他对它的体悟，他已经把自己融入到里头。文物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文化。”近来，故宫文物修复师屈峰的一段话，透过纪录片，感染了无数年轻人。

　　今年年初，聚焦文物修复故事的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亮相央视，随后又在“二次元”文化的“策源地”——视频网站“哔哩哔哩”迅速走红。

　　以“网红”之姿成为年轻群体热议的现象级作品，《我在故宫修文物》并不是第一个。近年来，一大批纪录片纷纷“试水”新媒体平台，实现收视和口碑的双丰收。新媒体环境下，中国纪录片迎来了转型发展的“第二春”。

　　成功之道：诉诸匠心

　　在业界看来，《我在故宫修文物》的走红并不意外。

　　中国艺术研究院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慧瑜认为，这部纪录片恰好把躲藏在文物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劳动者呈现出来，并赋予这种平凡的工作以美学的、诗意的价值。因此让青年观众迷恋和感动。

　　该纪录片导演萧寒也表示，很多年轻观众被故宫文物修复师们“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所打动。这种坚持和耐心，正是当下最缺失的。

　　诉诸情怀、对创作真诚，追寻匠心、对内容用心，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获得广泛共鸣并在新媒体平台迅速二次传播的重要原因。据介绍，从2010年开始，纪录片的主创团队就开始关注文物修复师这一群体。10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4个月集中拍摄、7个月重新剪辑推出电影版——纪录片成功的背后，是创作团队“七年磨一剑”的坚持与耐心。

　　《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大热，让人回想起几年前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张慧瑜看来，两者在内容上也有相似之处，一种是“文物修复师的禅意”，一种是“舌尖上的美味”，这种非物质的、工匠或农业的劳动，更能被消费主义时代的人们欣然接受。

　　事实上，在《舌尖上的中国》走红之后，类似题材和形式的纪录片层出不穷。但模仿者众多，成功者寥寥。归根结底，还是内容不给力。腾讯视频纪录片频道主编黄平茂说：“好的作品可以洞穿平台，好作品的要求也是一贯的，要有好的题材、好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