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观念体系、行政机构、社会组织、社会制度和生活秩序等要素构成的社会框架，具有一定的弹性、张力和容量。中国的舆情发展和舆情管理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哲学的最高境界就是对“度”的把握，而舆情管理的度，就是在社会稳定、发展和受众的知情权、表达权之间寻找最佳的平衡点。

　　关键词：舆论引导 舆情变化 对策建议

　　如果说2014年是媒介融合元年，2015年就是我国舆论引导的关键之年。当前各种热点事件频发，我们该如何看待当前的舆情形势，如何建立舆情应对的方案和舆论引导机制，引导社会舆论良性发展呢？

　　一、当前的舆论环境及存在的问题

　　根据各方的分析，2015年以来的舆情特点如下：

　　1．媒体环境：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下降，“两微一端”成为很多中国人了解新闻时事的第一信息源，微信使上网浏览和表达的门槛降低，更多的社会阶层上网，网民结构日益向中国总人口的结构还原，网络话语权趋于均等化；与此同时，网民部落化，网络社群有所发展，网络舆论渐趋分层呈现。概而言之，传播下沉，受众扩大；传播速度更快、范围更广、影响力更强，传播渠道更多；传播方式更加极端化；传播环境更为复杂，管理难度进一步加大。

　　2．舆情变化：在舆情活跃的同时，一方面有官民互动和共识度的提升，例如在重大政治事件如一带一路、南海争端、9?3阅兵、高压反腐等，官民之间舆论的共识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国际议题活跃，也有互动；不过在另一方面，在一些突发事件中，如庆安枪击、天津港爆炸、青岛天价大虾、哈尔滨万元鱼等，地方政府的应急管理被动，公信力亟待修复和提振。一方面传统的官民关系、贫富差距、仇富心态、医患矛盾、权益纠纷等矛盾依然是舆情压力的重要来源，但另一方面社会矛盾类事件数量较有减少，而敏感地区、敏感人物、军事外交、政府治理等事件的数量有所上升。

　　3．舆情治理的变化：政府高度重视舆情，提出要过互联网这一关。2015年政府对网络舆论的治理，从敏感词的管理转向网上行为的规则管理；从治理个体网民转向治理网络平台，特别是门户网站和微信、微博等自媒体平台；从行政管理到法治。在依法治网中，政府在不断探索“既推动发展又确保安全，既保障网民自由又维护网络秩序的治网之道。”强化互联网治理，不意味着要回到“舆论一律”的年代，挤压互联网这个已初具规模的公共空间。要管控来自网上的不确定因素，也要适度保留网络舆论的活力，尊重互联网的民意表达。网络舆论需要的，是在利益关系复杂化、意见表达交互的同时，守住舆情底线，包容多样，培养理性，凝聚社会最大公约数。

　　4．舆情发展趋势：从媒体方面看，微博影响力在下降、微信市场竞争激烈将更新换代、客户端及跟帖地位上升、网络舆论的载体泛化。从传播内容看，政治层面的政府形象、领导人形象、简政放权后的政府社会治理、经济下行中的民生问题、经济发展问题及泛政治化、意识形态极端化、国际问题冲突与国内问题互动等问题进一步突出。

　　最近的网络舆情又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出现了几类事件：一类是由于政府草率出台政策而引发的对政治治理能力的质疑，例如证监会的熔断机制、沈阳大学生的购房零首付、广州的契税优惠等等；一类是政府政策与民众利益冲突，或者解释不清楚引发的“与民争利”的抱怨，例如跨境电商税改、禁摩限电、街区制、延迟退休等等；一类是对回应不及时或不恰当、推卸责任引发的批评，如山东毒疫苗事件、上海假冒奶粉事件、常州毒地事件等等；还有一类是政府的工作失误和“神回复”引发的舆论责难，如工商总局缺纸而半年多未发专利证书等等。

　　当前从媒介的角度看，尽管政府在微博领域开始占据一定的优势地位，但在微信传播、客户端跟帖及载体泛化方面还有待努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就传播内容的角度来看，网络批评从对个别官员转向对政府部门，从对地方政府转向中央有关部门，有批判向上、舆情深入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