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理论建构是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关于“传统思想”转化为“传播理论”的问题，回答“是否可能”、“为何可能”比回答“如何可能”更为重要。吉登斯的“双重解释”说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资源：第一，社会科学家要像“社会成员理解自身”一样来理解社会成员的行动，因而社会科学理论和常识必然拥有一部分“共有知识”；第二，社会科学家又必须超越常识理解，建构更为精致的理论；第三，社会科学理论极大地影响着常识世界，甚至成为常识的一部分。“双重解释”意味着，理论和经验之间没有绝对的鸿沟，传统思想和经验之间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詹姆斯·凯瑞的“传播的仪式观”，就是利用传统思想建构理论的典范，这就是为从“思想”到“理论”的可能性路径提供的论证，而儒家道德传递观，或许是三者之间的“共有的知识”。

　　【关键词】本土 传播 思想 理论 认识论 方法论

　　【作者】邵培仁 姚锦云

　　【简介】邵培仁，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大学传媒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姚锦云，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生。

　　【标题注释】本文系2013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华夏传播理论研究：新视野、新思维、新路径”(13NDJC169YB)和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浙江省传播与文化产业研究中心的成果之一。

　　一、引言：以“传统思想”建构“传播理论”的困境

　　对华人传播学者来说，没有“华人传播理论”是一个极大的焦虑，体现在几十年的“本土化”论争中。因为知识生产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目标，衡量“知识”的最直接指标就是理论。但迄今为止，尚无一个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问世。2000年，在新加坡举办的国际传播媒介研究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IAMCR)年会上，曾有一场专门探讨亚洲与西方传播理论的座谈，并凸显了一个“令人困窘的事实”：直到现在我们还无法举出任何一种为大家公认、又足以称之为“亚洲传播理论”的理论①。连“亚洲传播理论”都没有，更不用提“华人传播理论”了。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是否已有一种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诞生?答案恐怕是悲观的。也许正是由于还没有“华人传播理论”，因而如何建构“华人传播理论”始终是个热门话题。陈韬文旗帜鲜明地指出：“理论化是华人社会传播研究的出路。”②

　　如何建构“华人传播理论”众说纷纭，但总体上仍然可以归结为“两派三宗”：一派是“西方取向”，一派是“中国取向”。“西方取向”即以西方为基点，通过学习、移植、改良西方传播理论直至达到本土传播理论的创新；“中国取向”即以中国为基点，实现本土传播理论的创新。后者又分为“两宗”，一“宗”是从中国传统思想出发，另一“宗”是从中国经验出发。“西方取向”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王怡红(1995)③、祝建华(2001a)④(2001b)⑤、陈力丹(2002)⑥、李金铨(2003)⑦、张国良(2005)⑧，等等；以传统思想为主导的“中国取向”，主要代表人物有余也鲁(1983)⑨(1994)⑩、吴予敏(1988)(11)(2008)(12)、关绍箕(1994)(13)(2000)(14)、孙旭培(1997a)(15)(1997b)(16)、邵培仁(1999)(17)、郑学檬(2001)(18)，等等；以中国经验为主导的“中国取向””，主要代表人物是陈韬文(2004)(19)、黄旦(2013)(20)，等等。当然，所谓“两派三宗”只是一种粗略的分法，以上学者只是某一倾向较为明显，但并不绝对排斥其他倾向。也正是这一原因，三十多年的“本土化”论争由最初的“各执一词”逐渐走向路径多元与融合，如陈国明(1997)(21)(2004)(22)，汪琪，沈清松，罗文辉(2002)(23)，邵培仁(2011)(24)，胡翼青(2011)(25)，刘海龙(2011)(26)，等等。原因恐怕有二：一是无论是哪一派都没有发展出公认的“华人传播理论”，二是无法用一种路径的优越性否定另一种路径的可能性。

　　本文无意于进行“非此即彼”、“是我非人”的论争，而是试图清晰地回答一个语焉不详的问题，即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取向进行理论建构的“可能性”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三个问题：(1)是否可能?(2)为何可能?(3)如何可能?以往的相关研究多将前两个问题的答案视为“理所当然”的肯定，而主要集中于第三个“如何可能”的问题。实际上，如果对作为前提的“是否可能”和“为何可能”缺乏清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分析，那么当“如何可能”面临质疑的时候，很容易站不住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