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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卫星:公民媒介学的逻辑
2015年05月06日 08:07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5月6日第734期 作者:陈卫星 字号

内容摘要:新兴媒体对世界的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未来的社会蓝图和人类理想不能脱离对媒介技术的重新思考,比如说公民身份的实践范围和技术能量,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对位需要何种公共品质的媒介技术平台,公民能不能成为积极的媒介参与者。

关键词:媒介;公民;媒介技术;公民身份;公民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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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媒体对世界的改变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未来的社会蓝图和人类理想不能脱离对媒介技术的重新思考,比如说公民身份的实践范围和技术能量,公民权利和责任的对位需要何种公共品质的媒介技术平台,公民能不能成为积极的媒介参与者,在线社区有没有提升共同体的道德水准的可能,媒介技术是否有助于改进人们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理解等等。

  公民媒介学这一概念,不仅指出媒介技术和社会(政治)之间的断裂和不对称,更关注如何在两者之间建构一种新的“社会契约”。

  公民与媒体的关系

  根据现有的学术考证,“公民”一词源于古代的civitas,罗马时期演变为civitatus。这个词源学来源最终使法语cité演化成citoyen,也即城市中享有有限权利的集合。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作为一个频率最高的用词,公民(citoyen, citoyenne)象征平等的社会现实,从而打破政治的等级差别,成为西方近代史上对自由、个体性和文明的哲学思考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西方社会学理论源流当中,关于公民身份的探讨,最早有法国学者托克维尔和涂尔干有关公民文化的理论,后来有马克思和意大利政治理论家葛兰西有关文明社会的理论。马克思曾经认为资产阶级理论中的公民只是一个抽象的主体,掩盖了存在于社会基础结构中的真正冲突;但后来的葛兰西——新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之一,在《狱中札记》一书中提出上层建筑同时有两个层面,即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而且,前者是一种间接的、有利于国家政权的社会协调与控制手段,对于防止国家的专断行为,保护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及其有机知识分子的结盟所形成的政治力量,其重要使命就在于通过对市民社会的培育和引导首先获取革命的文化领导权。

  另一个越来越被西方学术界关注的公民理论,是二战结束之后英国学者托马斯·H.马歇尔1949年提出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理论。马歇尔把公民身份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 “个体自由所必需的公民权利”,出现于18世纪,所对应的机构主要是法院。第二个维度是“参与行使政治权力的政治权利”,出现于19世纪,对应的国家机构是国会和地方议会。第三个维度是社会权利,它包括了“从少许的经济福利和安全权利,到广泛分享社会财富遗产的权力,以及按照社会盛行标准过一种文明生活的权利”。主要发展于20世纪,与之相关联的机构是教育体制和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大众传媒体制亦在其中。

  信息技术更新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形态的变化和政治游戏规则的改变,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同时挑战社会学和政治学的传统学理。德布雷在《普通媒介学教程》中据此推出公民媒介学的十一个信条。基于自身的政治阅历(经历过拉美武装革命和法国政治生涯),德布雷观察到,作为社会权利组成部分的大众传媒体制在技术驱动下所发生的变迁和变化,既是政治权利的重要支撑,又是公民权利的动力来源。作为一个法国的左翼共和主义者,他在这里所提示的“公民”概念意味着公民对公共政治事务的参与可能性是维持和建构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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