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对外传播媒体的自主新闻功能标准尚未建立，对国家政策的依赖使新闻专业标准呈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和非专业化状态，这影响了对外传播话语权的专业化和制度化建构进程。如何以“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对外传播新知识体系，科学地进行国际话语权建构是我国对外传播媒体亟须解决的问题。对外传播须遵循话语传播规律，建构强知识系统，科学有效对外传播，建构民族真实。

　　关键词：对传传播 制度化建构 知识权力 话语知识

　　国家话语权的建构是在特定的国家制度下进行话语生产，并通过话语传播建构社会现实，行使制度权力。特定国家运用制度权力建构“普遍真理”并框架其社会行为。所谓“普遍真理”，即 “知识” 框架，是社会制度权力的拥有者（民族国家或群体）建构、传播以供人们应用的一整套社会标准和规范体系。媒介制度既是知识系统的参与建构者，也是话语知识传播的介质系统。话语的建构过程亦是知识系统框架社会行为的过程。

　　知识系统对社会现实的建构

　　知识形成与社会建构

　　知识是人类文化的凝结，它既包括构成客观世界的真实存在，也包括人们为了达成特定目标而配合使用的特有方法和技术。所谓“知识”系统是社会权力的持有者（群体或民族国家）建构、传播以供人们应用的一整套社会标准和规范体系。以知识应用来规范人类事务，对于主体来说是权力行使过程，对于客体来说则是一种统治行为。知识系统生成于特定的社会制度关系系统，因此有其情境特性。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情境中，话语实践的权力关系模式形成了正式的“知识”系统(Peet & Hartwick, 1999, 130)。“知识”系统具有动态流通的特性，它呈现从“强权力”群体向“弱权力”群体流动的趋势,并且大多呈现单向流动的特征。弱权力群体对强知识权力的适应和内化既是一个获得认同的过程，也是一个接受权力控制的过程，因此知识系统是社会权力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知识”即“权力”。知识是社会制度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同样存在路径依赖，即知识能力越高，其拥有的社会权力越大。知识接受是一个从感知到认知，从接受到适应并最后内化成价值观的过程。因此认知度越高，知识的有效性越高。

　　知识权力对社会的建构流程

　　从社会制度权力的行使到知识系统建构再到社会现实建构是一个不断放大和扩散的过程，就如同一条河流从源头到建立分支再到最后的百川入海。当知识系统在群体间流动时，会受到接受知识群体一方的反抗，这种反抗力量来自接受群体固有的文化惯习和其他话语知识选择。新知识系统的建构对“强知识权力”的反抗，需通过解构和重建“知识系统的标准或规范”来实现，这种反抗的机会成本较高，需要足够的社会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积累才能实现。新闻制度权力既是知识系统的参与建构者同时也是“强知识权力”流动的传播系统，因此在传播知识和建构社会现实中担当着重要的角色。

　　制度对话语的社会建构

　　话语控制系统

　　福柯认为，人类社会是一套自发的由制度管理的话语系统。话语形成有其内在和外在的规则控制系统，内在规则系统决定了“要说什么”和“什么能说”，而外在规则系统则框架了话语的“什么最重要”。

　　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界定了话语的生产规则，包括话语实践者自身的作用、学科间的界限以及对知识权威的尊重等。在福柯的话语研究中，话语的内在控制通常被认为是正向的权力建构系统，而外在控制系统通常被认为是权力建构的负面控制系统。事实上，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为社会行为人提供的是与社会权力关系配置相一致的自我建构技能。因此，话语行为并非是一个固定的社会“认同”，而是隐含在权力统治下的一种“建构认同”。话语的外在控制系统是以界定权力的社会合法性的方式将某些“认同”排除在外，即以强制的制度权力关系配置来建构话语的社会认同。从社会或国家管理视角来看，话语的内在控制系统与外在控制系统不存在绝对的正负面之分，只是共同建构社会“真理”的两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