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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明:西方媒介批评的流派
2014年07月01日 11:07 来源:《当代传播》(乌鲁木齐)2012年1期 作者:刘建明 字号

内容摘要:西方媒介批评流派(Genra of Media Criticism)与西方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是不同的概念,人们往往混为一谈。西方批判学派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学、传播学等学科,泛指在否定以往学说基础上创立的社会批判理论,多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派别。批判传播学否定传播学经验学派,创立了交往行动理论、媒介话语理论、符号编码理论、文本叙事理论等,建构了一套欧洲传播学学说体系,它并非媒介批评流派。媒介批评则是针对媒介制度和媒介现象进行评价,以某种理论及方法分析媒体的正负因素及效果,在西方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透视这些不同学派,对认识媒介流变的方向有重要价值。

关键词:媒介;流派;西方;大众文化;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

  【英文标题】The Genre of Western Media Criticism

  【作者简介】刘建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G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22(2012)01-0064-3

  西方媒介批评流派(Genra of Media Criticism)与西方批判学派(Critical School)是不同的概念,人们往往混为一谈。西方批判学派包括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学、科学学、传播学等学科,泛指在否定以往学说基础上创立的社会批判理论,多属于新马克思主义派别。批判传播学否定传播学经验学派,创立了交往行动理论、媒介话语理论、符号编码理论、文本叙事理论等,建构了一套欧洲传播学学说体系,它并非媒介批评流派。媒介批评则是针对媒介制度和媒介现象进行评价,以某种理论及方法分析媒体的正负因素及效果,在西方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透视这些不同学派,对认识媒介流变的方向有重要价值。

  一、大众文化批评流派

  二战爆发后法兰克福研究所迁往纽约,其成员也纷纷流亡美国,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亲身经历了美国大众文化的兴起,运用思辨的方法,把流行音乐和大众文化作为批评对象。1947年他们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首先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认为流行音乐、电视、电影、收音机、书报杂志等大众媒介及其产品,已形成标准化模式,导致文化产品的粗俗、低劣、单调,缺乏个性,把致力于大众娱乐作为盈利的手段。大众文化“标准化”使文化产品的消费者被类型化,“把人们调节成娱乐工业所期望他们成为的那类人”,[1]由于受千篇一律、不断反复的熏陶和教养,大众失去了判断力。

  阿多诺在《文化工业再思考》一文中说:“文化工业整个原则是违反启蒙原则的。它是一种桎梏意识的手段,文化工业阻碍了个人的发展,个人无法以独立的态度,有意识地自己决断事务。”[2]大众文化让民众在娱乐中遗忘了自身应关心的问题和权利,被流行文化所欺骗,但却浑然不觉自己受骗,这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隐蔽性与欺骗性。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发端于20世纪50年代伯明翰大学,吸收了新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人种论、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理论,成为西方大众文化批评的独特学派。从50年代末,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和E·P汤普森等人开始关注工人阶级的生活,考察文化实践与权力的关系。1958年理查德·霍格特、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出英国大众文化、大众传媒产品的内容低劣,主要是由以下原因造成的:(一)轻视真正的通俗文化;(二)人类文化成就被搞成少数人独占的文化;(三)投机商乘虚而入,塞入并推销低劣的文化和媒介产品。[3]威廉斯的《电视:技术与文化形式》一书对电视类型作了如下区分:一种是以英国电视BBC为代表的“大众服务类型的节目,还有一种是以肥皂剧为代表的美国商业节目。他认为英国的公众服务型的电视风格往往是说教式的,与国家的调控有关,而美国的商业电视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轻浮、无意义,它拥有独特的信息形式和思想表达方法。相对于后来者们的批评,威廉斯的观点是建立在现实文化的基础上的。

  约翰·费斯克是西方后期大众文化研究的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大众文化的批评者,但他的观点完全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批判。他从受众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出发,提出“生产性受众”的概念。费斯克与哈特利合著的《解读电视》(1978)一书,认为“大众传播是一个复杂微妙的过程,就像两人对话一样,是一种协商、互动、交换的活动”,[4]通过“异常解码”、“受众不受任何强制而接受某种特别的论调”。每个受众都有阅读和理解文本的能力,文本的意义和乐趣是在其阅读中产生的,他们可以坚持自己的观点,或与主流意识形态对话、协商。[5]根据这一见解,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1989)和《解读大众文化》(1989)两书中指出:“大众文化是大众创造的,而不是加在大众身上的;它产生于内部或者底层,而不是来自上方。”[6]

  在费斯克看来,“文化工业炮制的流行文化就是人民自己的文化,是人民颠覆和反抗资本的有力武器”,[7]类似于巴赫金所说的“狂欢节理论”。狂欢化彻底打破了统治阶级强加在人民头上的种种精神枷锁,将人民从统治者的独语控制下解放出来,得到的是一种“解放的、创造性的、游牧式的”快感。[8]费斯克对受众的能动性和追求快感的评价,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

  西方大众文化批评流派的主流观点认为,传媒流行文化趋于娱乐化、低俗化,掩盖了严肃的政治问题,扭转大众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注意。批评家们认为,大众文化产品迎合了统治阶级的需要,通过复制不断向受众灌输娱乐与狂欢,既是一种新型意识形态的统治,又是媒介资本盈利的手段。但他们忽略了媒介市场化的必然趋势,无法看到市场化迎合大众的经营动力,更没有对福利主义导致的民众的精神追求进行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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