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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正林:农村传播研究的“寂静”与“繁荣”
2014年04月30日 07:15 来源:《新闻爱好者》(郑州)2013年9期第32~35页 作者:骆正林 字号

内容摘要:西方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非常关注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信息传播为“三农”服务。我国本土的农村传播学研究,早期主要是一些学者研究大众传媒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今天,农村传播学已经延伸到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各个领域。一些中青年学者自觉加入农村传播研究行列,学术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逐渐丰厚起来。经过30多年的艰难发展,中国农村传播学正在从“寂静”逐步走向“繁荣”。

关键词:农村传播学;信息传播;农村发展;研究领域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骆正林,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内容提要】西方学者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非常关注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需要信息传播为“三农”服务。我国本土的农村传播学研究,早期主要是一些学者研究大众传媒对农村发展的重要作用;今天,农村传播学已经延伸到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等各个领域。一些中青年学者自觉加入农村传播研究行列,学术成果数量不断增加,质量也逐渐丰厚起来。经过30多年的艰难发展,中国农村传播学正在从“寂静”逐步走向“繁荣”。

  【关 键 词】农村传播学;信息传播;农村发展;研究领域

  在“传媒是否能够促进国家发展”的问题上,各国政府和学者似乎没有争议。早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政府和学者都意识到通过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的援助,能够推动发展中国家传播事业的发展,进而“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社会转型。西方学者所提出的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相当程度指的就是传统农业社会的转型。他们在研究中发现传媒是个“大扩音器”,能够把中心站的话语传达给村庄,能够为乡村安排问题的议程,能够给没有教师的地方提供教师,能够向农民推广农业科技,等等。然而,发达国家一厢情愿式的浪漫想法最终并没有遂愿,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只能靠自身去努力,发达国家的援助不可能改变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形态。因此,施拉姆指出:“各种媒介除非与一个经济的、技术的和有社会支援的计划相配合,它们本身对促进社会变革的作用是很少的。”[1]信息传播只有和它所存在的社会土壤相结合,才能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决定性力量。由此可知,中国社会在向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只有建立起自己的农村信息传播体系,才能使信息传播在社会发展中起到关键性作用。

  一、农村传播研究的现实意义

  中国人口的70%—80%集中在农村,农村的现代化是不容忽视的问题。然而,在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很多媒体为了自身的经济利益,自觉不自觉地放弃了农村市场,放弃了为农服务。在传播实践中,城市的喧嚣与乡村的落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目前,我国农村的信息传播,不仅大众传播严重缺位,而且组织传播渠道不畅,人际传播手段在乡村传播体系中还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目前,我国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因此研究农村信息传播,对提高农民的素质、提升农业的水平、稳定基层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探索农村文化变迁的规律。中国农村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和容器,它是国家稳定的前提,也是传统文化扎根的地方。费孝通在《乡土中国》的开篇,就对中国传统社会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我们这个远东大陆上,乡下人是中国社会的基础,土地是乡下人的命根子,对乡下人来说,“种地是最普遍的谋生办法”,即使他们漂泊到西伯利亚,他们也要向土里下些种子,试试看能不能种地。乡里的人口是不太有变动的,一块土地上只要几代人繁殖,人口就达到饱和,过剩的人口于是向外宣泄,可是老根是不常动的。这“像是从老树上被风吹出去的种子,找到土地的生存了,又形成一个小小的家族殖民地”[2]。费孝通实际上给我们概括出中国乡土社会存在的两大基础,即农耕生产和聚族而居。然而,随着社会发展,中国乡村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人口流动的加速,利益来源的分散,使乡村社会传统的凝聚力下降。传统的乡村社会是一个封闭的熟人与半熟人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的流动性很差,人们聚村而居,社会分工程度很低,文化传承与信息传递主要靠人际传播进行,传播效率低下。当我们开始向信息化社会迈进后,组织传播、大众传播、新媒体对人际传播的改造,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农村信息传播的模式,农村传统文化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因此,对农村信息传播的研究,可以寻找到农村传统文化变迁的规律,并为传统文化的保护提供办法和对策。

  2.研究消除城乡信息鸿沟的办法。印度德里大学教授B. S.巴维斯卡在《电视与乡村社会变迁》的“序”中指出:“信息也是权力的一个来源。它增强了精英人物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大地主和村庄领袖由于他们与外部世界,包括和政府官僚机构、政治领袖们的联系,而实际上垄断了信息。他们更了解政府关于土地和农业的法规、政策等信息。穷人和无地者只能了解经过这些精英人物过滤的消息。总体上说,较穷的村民有依附感与被剥夺感。”[3]目前,我国不仅在城乡之间存在着信息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而且在农村社会内部也出现了信息鸿沟。城市对大众传播内容的占有,政府对组织信息的把关,村庄精英对生产信息的垄断,往往会使普通村民在信息接受上感到巨大的落差,使他们的依附感和被剥夺感持续增强。作为传播学者能够深入研究乡村信息鸿沟出现的原因,以及消除信息鸿沟的办法,不仅是传播学本土化的一个重要尝试,也对维护广大农村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3.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当前我国正在从一个由农业与工业混合的社会向信息化社会转型。在信息时代,信息是重要的社会和经济资源,甚至是财富的分配轴心。当农民的生产不再局限于农业时,农业信息服务对促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展,对提高农业的竞争力就具有重要意义。在政治上,信息传播可以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促进农村民主建设的发展。在经济方面,信息传播可以实现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促进农业的转型。在文化上,信息传播可以提高农民的受教育水平,改变农村落后的文化生活方式,提高农民文化生活的质量。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学界对这些相关问题研究得很少,因此,加强农村传播学的研究,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支持,进而促进农村各项社会事业的发展。

  4.帮助媒体改进对农传播策略。我国地域辽阔,地理环境复杂,社会发展不平衡,因此,各地农村的信息需求模式和信息接受模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然而,现在的媒体大多关心城市生活,媒体内容都是按照城市受众的标准来采集、制作和加工的,广大农民往往被排斥到媒体内容加工标准之外。对于广大农民来说,一方面他们处在“信息饥渴”状态,他们想要得到的信息媒体不能提供;另一方面农民缺乏对信息的判断力,当进步传播无法占领农村文化市场的时候,落后的文化产品就可能乘虚而入,毒化农村的社会文化环境。因此,作为传播学者,我们必须研究中国的实际情况,帮助媒体提高社会责任感,改进对农传播的内容,建设农村信息传播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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