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奖励制度是我国科学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对科学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有力杠杆。近年来我国学术评奖项目的大致情况如何,其实施的实际效应如何，学界如何看学术评奖对于学术发展所发挥的作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杜桂萍于近日就相关问题接受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的采访。

　　中国社会科学网：近年来从国家到各地方高校、科研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奖励设立方面的现状如何？有学者认为，与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等领域相比，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奖励支持力度较弱，您对此怎么看？

　　杜桂萍：随着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评奖的制度化已经成为常态学术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某种意义上，代表了一定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表征。目前，从国家到各地方高校、科研机构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奖励形式、层次和内容都呈现出日益科学合理的态势。从国家层面而言，教育部的全国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励制度，逐步走入正轨，四年一次，且严格推举各层级奖励项目，被认可为客观、公正的最高级别的人文社科奖励。一般由各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具体操办的省级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励，往往具有代表省级政府的效力，更加规范、科学，也具有相当的权威性。此外，各教育主管部门和高校也都设立了高校哲学社科或人文社科奖励制度，对培育优秀成果、推举高水平成果都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总之，层次分明，客观公正，致力于对某一时段优秀成果的推举和奖励，促进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许多优秀成果由此脱颖而出。

　　对优秀成果的奖励主要是学术论文和著作两个方面。实际上，现有奖励制度对学术著作的关怀程度更高。一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的设立，主要针对的就是学术著作。其由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设立，旨在集中推出代表现阶段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最高水平的成果，彰显的就是学术奖励的理念。从所推出成果的重要性和学术认可度来看，充分展示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学术精品累累问世，其成为国家级社科优秀成果奖励的趋势十分明显，学界对这一走向非常看好。从出版角度而设立的国家图书奖，也担负了奖励学术著作的使命。其涵盖的领域很大，哲学社会科学只是其中的一项，但其作为全国图书评奖中的最高奖励，为学术著作注入的精神和活力是不容忽视的，同时弥补了哲学社会科学评奖中的奖项过少等不足。

　　除了成果奖励，人才奖励也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奖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各省和高校都有针对不同贡献者、人才层次设立的奖励制度，优秀学者的络绎不绝正表达了中国政府借助人才奖励推到哲学社会科学繁荣的策略和旨趣。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制度是最高等级的奖励，从其开始的针对理工科方针到近年来扩大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评选计划，彰显了国家对高级人文社科人才制度的完善，以及对高水平哲学社科人才的培养奖励力度。为呼应国家级人才奖励制度，各省也纷纷推出了人才奖励的措施，如黑龙江省的“龙江学者”奖励计划、广州的“珠江学者”奖励计划等等。此外，各高校对申获国家级科研立项的奖励和资助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人才奖励制度的补充。

　　关于对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奖励支持力度较弱的认识，是学界的一个普遍性的理解。的确，至今为止，国家在自然和工程领域设立了至高无上的国家级奖励，如发明奖、进步奖，而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没有同一级别的奖项，这应该是导致这一认识的直接原因。这在哲学和人文社科界反映最为强烈的，其直接结果是一种人文困惑，即国家如何看待这一领域的研究及如何对待这一领域的人，期待自己的研究成果对象化则是一种深层的心理动因。

　　中国社会科学网：您是哪一年获得长江学者的奖励？您本人作为长江学者，请您谈谈该奖项设立对于鼓励人文社科领域的学者所发挥的作用，以您本人的获奖经历与感受谈一谈这一称号赋予了获奖者一种怎样的学术责任与使命？

　　杜桂萍：我申报的是2102年度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获知结果的时间则已经到了2013年的下半年。这个荣誉使我感到骄傲和自豪；尤其因为长期工作生活在黑龙江省，有非学术文化中心地区难以想象的艰难，更加感到很幸运。从学术奖励的角度而言，表明国家对经济文化欠发达地区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支持力度。这对于带动一个团队和一个地区的学术繁荣，促进整个学术生态的平衡发展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最初设立时主要是一种面对理工农医类人才的专项高层次人才计划奖励制度。但为了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从自2011年起，教育部在开始实施新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时，逐渐加大了哲学社会科学人才的奖励名额和范围，非教育部直属高校的优秀人才也开始受到青睐，我就是受益者之一。目前，这是文科最高的人才奖励制度，受到各高校和学者的普遍重视和高度认可。一方面，这是国家人才奖励制度的一个突破，另一方面，也是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最有力的推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要五年的工作期内完成一系列重要工作，许多重要的学术成绩就来自这样的工作计划，譬如中山大学吴承学的“中国文体学”系列成果，如果没有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一奖励契机的推动，从成果的范围、质量和数量等方面而言不会达到如今这样的学术高度，也不会产生如此广泛的学术影响。从这一意义上说，这是一个奖励制度，也是学术发展的一个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网：从您的观察来看，目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术评奖在哪些方面还有待完善，关于奖项设立与评选，您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您认为，未来如何使这些学术奖项的设立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引领和推动发挥起更大的作用？

　　杜桂萍：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实践中获得经验，得到健全的。我不认为评奖中的不足是特别不容易理解的现象，关键是如何对待，并有效解决。历史地看，今胜于昔，仅从近年推出的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的诸多优秀成果即可以得到证明。仍存在不少问题也是真的。我认为，第一，要建立客观公正透明的评审制度，既适合中国当下社会发展，又能有效避免人情社会容易出现的讲关系、论资排辈现象等非学术因素。第二，尽量将相关评审工作由第三方实施，以与国际接轨；同时，对人文和社会科学进行适当的区别，以凸显其不同的社会文化价值。第三，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奖励额度，以进一步明确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和价值。与自然科学类的奖励相比远远高于此。如今，教育部的奖励被视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最权威奖励，但奖励金额最高不过五千元左右，各省级的奖励就更低。国家应加大力度，尽量找到一个平衡点，以利于各学科的共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