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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燃起女性精神的火把
2015年02月27日 08:26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莉 字号

内容摘要:当我们把百年来的女性作品连缀在一起,会发现这些女性作家固然书写的是女性生活,但同时也是对那种被时代潮流遗失的生活的记取,是对女性精神和女性立场的重申。但是,这些小品中关于女性的台词大都来自于他人的看法和她们对他人看法的演绎,观众看不到女性如何看世界,观众无法听到女性真正的内心声音——随着赵丽蓉的离世,春晚的女性精神和女性声音出现了严重匮乏,今年春晚,无论小品编导是否是女性,无论演员是否是女性.(作者为学者,批评家,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出版学术专著:《浮出历史地表之前:中国现代女性写作的发生》《姐妹镜像:21世纪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魅力所在:当代文学片论》。

关键词:小品;女性写作;女作家;文学史;女性生活;讨论;中国;母亲;女性立场;凌叔华

作者简介:

  当2月的日历即将翻过,便意味着“三八妇女节”就要到来,当然,还意味着年年讨论的女性问题也将再次被提起。与往年不同,微信上关于女性问题的讨论从春节那天便席卷而来并持续至今。先是春晚小品是否有女性歧视的讨论,引发了无数观众和手机用户的热议;紧接着的另一个热议出现在大洋彼岸的奥斯卡颁奖礼上。在《少年时代》中饰演母亲一角的帕特丽夏获得了最佳女配角,在依惯例念完感谢名单后,她提出了好莱坞男女同工同酬问题:“感谢每一位纳税人和每一位公民的母亲,我们曾经为了别人的平等权益而战斗,现在让我们为男女同工同酬战斗,为美国所有女性的平等权益战斗。”这番话诚恳、切中,得到了整场观众的热烈掌声,事后美国媒体也都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发表了她的获奖感言。这是卓有意味的一刻。

  也许话题终究会变旧,但它带来的思考却不应随风而去——尽管全球化的妇女解放运动已历数百年,但那并不是“完成时”,而是“进行时”。今年开春女性话题在坊间的持续热议使人们再次认识到,无论是否是在“三八节”这天,无论是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重申男女平等、女性立场、女性权利依然是如此必要。

  点亮幽暗之地 

  如果把中国文学史比作一条无穷无尽的大路,那么作家则是道路上的路标:从这段开始,我们进入了那个叫司马迁的领地;过一阵,我们将到达李白之地,很快,我们就在不远处看到了杜甫,还有苏东坡、关汉卿、曹雪芹、蒲松龄……讨论这些大作家及其作品时,我们几乎不用辅助手段。因为他们在光亮处,他们已经被命名,被确证,被视为经典。但是,一路走来,你会发现大路上的女作家少之又少。只有李清照,或者,还有蔡文姬?无论怎样,在千年文学的大路上,被女性写作者命名的路标好少,少得可怜。

  岂止是女作家,关于女性人物及其生活,我们的正史记载都少之又少。女性生活在沉默之地,这是事实。因为几千年来绝大多数女性的受教育权是被剥夺的,她们受困于“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习俗,这是中国历史上女作家数量稀少的原因。当然,1919年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五四时期开始出现了女作家群体,我们也逐渐在文学作品中看到她们笔下的女性生活——那种不仅仅生活在才子佳人故事中的女性生活,那种有人间烟火气的女性生活。但是,还是不清晰。关于她们的一切影影绰绰。因而,要讨论百年女性写作,我们得点燃一支火把,要理解创世纪者的工作,还需要蹲下身子,把火把贴到历史现场。

  首先,那封发黄的信将被我们发现。“中国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的,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先生意下如何,亦愿意援手女同胞这类事业吗?”这封信写于九十多年前,1923年9月1日。写信的女子叫凌叔华,收信人则是她的老师周作人。

  是的,当时中国女作家实在是太少了。回到那个历史空间,我们所能想到的受全社会瞩目的女性作家只有冰心(虽然当时陈衡哲也开始写作,但她的读者相较于冰心少之又少)。冰心受到的社会关注是空前的,她写她作为女学生的生活,以及她面对世界的感受。清新、纯洁、亲切、温暖,女性生活的一小块帷幕由此被拉开。作为冰心的燕大学妹,年轻的凌叔华因为看到女性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也便意识到了中国女性写作的革命性意义。她有意为我们提供一群“时代”之外的闺秀生活,讲述她们内心世界的欲望与隐秘。以被众人忽视的对象为对象,凌叔华书写了“高门钜族的精魂”(鲁迅语)。

  但更惊世骇俗的是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小说中的莎菲是迷人的和令人惊艳的,她不是娜拉、不是祥林嫂、更不是子君,在爱情面前,她从来不是被动的“小白兔”。《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横空出世表明,女作家和她的女性人物由幽暗之地来到了光亮之所在,丁玲使我们重新认识女性作家和女性人物的勇敢。

  问题是,为什么在1919年之后,中国开始有一批女作家集体出现而在这之前没有?注意到陈衡哲、冰心、凌叔华、冯沅君、庐隐、苏雪林、石评梅等人的教育背景是必要的,她们都是女学堂的毕业生。女学生的出现对于中国女性写作具有重要意义。女学生们最早出现在外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女校中,之后,中国人自办的女校陆续出现。随着1907年清政府《学部奏定女子小学章程》26条和《学部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39条的颁布,女学堂在中国合法化,女学生群体日益壮大。

  女学生是中国第一群以合法的名义离开家庭进入学堂读书的女性。这使几千年只能在家内生活的良家妇女进入了公共领域。不缠足、走出家庭、进女校读书、与同龄女性交流、出外旅行、参与社会活动、与男性交往……都是现代女性写作发生的客观条件。如果说妇女走出家庭进入公共领域只是为女性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的话,那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则提供了一批具有现代主体意识的女性,她们是勇于用“我”说话、勇于发表对社会的看法、勇于表达爱情、勇于审视内心、也勇于向传统发出挑战的新青年。

  今天看来,五四时期关于女性价值的讨论多么有意义。鲁迅、胡适、周作人、李大钊、叶圣陶、罗家伦等人都参与了妇女解放的讨论,发表了重要文章。在《美国的妇人》中,胡适提出了他著名的“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做一个良妻贤母何尝不好。但我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许多该尽的责任,有许多可做的事业,何必定须做人家的良妻贤母,才算尽我的天职,算做我的事业呢?”彼时讨论的共识是,一个女性是属于社会的、独立的个人,即使她不是妻子、不是母亲,依然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尊重,她的生命存在依然是有意义的。想来,我们时代每一位女性的生活都受益于这样的讨论,正是具有鲜明女性立场的社会讨论才最终改变了中国女性命运。人的意识和女性意识的苏醒使中国女性成为现代女性,也使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拿起笔,以书写照亮自己,也以书写照亮姐妹们喑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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