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文学批评是与文学共生的，是具有创造性的工作。很多作家将文学批评视为文学的“寄生物”，他们高喊：没有作家，哪里来的批评家？其实，喊这种话的作家肯定不是一位好作家，因为他连什么是创作都不清楚。

　　文艺理论家许杰认为，文艺批评首先应该是文艺。他说：“如果从文艺批评中抽去了文艺性和艺术性，它失去了艺术的美感趣味和感人的能力，这可能也可以称为一种批评——如同人生批评、社会批评或思想批评——但不一定能够称为文艺批评。”这种说法不能说不对，但其实依然将文艺批评视为一种文艺创作的附庸，只是觉得文艺批评不应该那么理论化、学科化，而应该有“文艺性”。

　　其实，某种意义上，文学创作也是一种批评。用美国学者杰弗里·哈特曼的话说，语言必定是隐喻式的，因而其意义是不确定的、多义的、变化的，文学文本的语言更是在不断破坏、消解自身的意义，因此是一种持久的变项。这也消解了文学与批评的界限，所以他反复强调批评也就是文学。20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理论，或者说文学批评，普遍有一种趋势，就是力图让文学批评成为一门科学。雅各布森、格雷马斯、罗兰·巴特、热奈特、托多罗夫，都在做这种努力。杰弗里·哈特曼就认为，他们更可以说是一位文学的科学家。加拿大文学批评家诺思洛普·弗莱“也企图把文学研究加以系统化，并使它的内容比判例法更为丰富，这种判例法是以无穷积累的对法律的解释为基础的”。但时至今日，这种努力，他们的价值依然没有获得证明，依然是含糊的。

　　文学批评不应该是科学，而应该依然是文学是艺术。而且它不是要有“文艺性”或“艺术性”的问题，它本身就是文学就是艺术。它和文学创作一样，同样富有创造性。杰弗里·哈特曼说，我们能否把文学世界分为创造性的文学和附属的评论两部分呢？评论就没有自身的创造性或者非附属性吗？这个质问是有力量的。

　　新批评派领军人物、美国文学批评家兰色姆认为，文学批评不能回避“评价”这样一个基本问题。他说，对文学作品本身作出评价是批评家的责任。评价其实就是一种创造，它和作家的创作本质上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很多批评家满足于廉价地表扬作家，这样的批评就趋近于附庸了。郑板桥说：“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还有一些所谓的学院派批评，为什么被人诟病？因为他们只会搬用所谓的西方理论，在批评领域，他们基本上就是搬运工。拿一些西方文学理论生搬硬套中国当下文本，削足适履也好，强制阐释也好，反正对他们来说，不外乎炮制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能够评职称、定等级就行了，至于是不是文学批评倒是其次。他们写作的目的，本来就不是为了文学，而是为了那些必须通过数量考核而得到的物质利益和世俗的认可。

　　“新批评”坚持这样的信条：文学批评是对于批评对象的描述和评价，文学批评主要关注的是整体，即文学作品是否成功地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又具有怎样的相互关系。但是，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这是对一个真正的文学批评家的要求，是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基本素质。就此而言，比如李建军、王彬彬、郜元宝，他们的批评，就是这样的有创造性的、真正的文学批评。在他们那里，文学批评就是文学，就是一种创作，富有原创力，思想力、文采与那些优秀的作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李建军的文字，就像古龙笔下的“小李飞刀”的那把飞刀，驰骋文坛，让很多作家“闻风丧胆”。这种功夫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那是修炼了多少年才练就的“绝顶功夫”。王彬彬曾被誉为批评界的“黑马”，敢于直言批评知名作家，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位优秀的随笔作家。在他那里，所有的文字都是创作。郜元宝是现当代文学领域的专家，是为数不多的几位文笔上乘、很有见识的专家。他的文章我一直很喜欢，不仅是他的见识，更是他的文字之精炼，富有个人风格。美国学者欧内斯特·伯恩鲍姆说：“当我们认识到它们是如何富有技巧地把逻辑、想象和情感熔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出，把所谓的批评与所谓的创造性文学作品区别开来的做法多么肤浅。优秀的批评确实是创造性的，其写作是一门高超的技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