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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姚平:走近父辈
2014年07月31日 15:39 来源:文汇报 作者:冯姚平 字号

内容摘要:父亲冯至已经去世20年,母亲姚可崑去世也10年了。我是在父亲去世后,应上海书店出版社范泉先生的建议,替母亲编辑父亲的《文坛边缘随笔》时才开始“真正”读他的文章的。

关键词:冯至;父亲;杜甫;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作者简介:

  父亲冯至已经去世20年,母亲姚可崑去世也10年了。我是在父亲去世后,应上海书店出版社范泉先生的建议,替母亲编辑父亲的《文坛边缘随笔》时才开始“真正”读他的文章的;特别是1996年退休后,配合以绿原先生为首的专家们编辑出版《冯至全集》的那几年,更是认真通读了他的作品,试图逐渐走近他。然而,越读,我就越感到对自己父亲的认识、理解太肤浅,与他的思想境界总是有距离。非常悔恨当年为什么没有能多和他谈谈心,多了解他。

  近些年,我大多数时间都在整理双亲的资料,遵照父亲的遗嘱要捐给现代文学馆。当我打开那些陈旧却整齐的一包包、一袋袋的卷宗和资料袋,我好像明白了一些事。

  “学问”是这样做的

  抗日战争爆发后,父母带着我随同济大学迁徙,在颠沛流离的逃难过程中,他亲身体验到生活的艰难,民间的疾苦。他随身携带一本日本袖珍本的《杜甫诗选集》,翻来覆去地读,越读越深入。他说:“携妻抱女流离日,始信少陵字字真;未解诗中尽血泪,十年佯作太平人”(《赣中绝句四首》1938年1月)。到了昆明,他就努力搜集资料,萌生了为杜甫写传的念头,试图“用一个现代人的虔诚的心与虔诚的手描绘出一个唐代的杜甫”(《我想怎样写一部传记》)。一直到1951年他的杜甫传才全部写完,在《新观察》上连载,第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前后历时十四年。我从来没想过,他为什么用了这么长的时间。现在,当我打开一大包用麻绳捆着,上面写着“杜甫”字样的卷宗,小心翼翼地翻看那些发黄,一碰就掉渣的纸张时,我才明白:“学问”是这样做的。

  摆在父亲面前的首先是史料缺乏,除了杜诗本身,没有任何日记、信札流传下来,同时代人关于杜甫的记载也极少。他不能猜想,不能臆造,只有“以杜解杜”,尽量从杜甫的作品中摄取资料。他做了大量卡片,分门别类地记录杜甫的诗作;又遍寻、查阅各种有关唐代的文化政治历史地理,以及衣食住行、社会风貌等各方面的典籍;还研读了历代学者包括王国维、陈寅恪等近当代学者的有关著作。这包“卷宗”里,有父亲自己制作的地图,那是杜甫壮游时期和流亡时期的路线图;有他描绘的唐代长安地区附近的山川地貌和长安街巷布局,这是杜甫曾流连的地方。还有有关杜甫家世的各种资料,其中有不少地方是矛盾的,最后他经过分析制作出一份杜甫世系表。令我惊喜的还有,早就听说父亲在昆明曾用学生选课卡的背面做了几百张卡片,却从未见到过,现在发现居然还保留了98张。他做了这些工作,心中有数了,才动手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说,“写这部传记,力求每句话都有它的根据,不违背历史。由于史料的缺乏,空白的地方只好任它空白,不敢用个人的想象加以渲染。关于一些个别问题,有的采用了过去的和现代的杜甫研究者所下的结论,有的是作者自己给以初步的分析或解决”(《杜甫传》前言)。

  我见到的那98张小卡片,全名“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生选习学程单”,是75mm×55mm的小卡片。学生选课要填写一份选习学程单,由学校注册组课程股盖章后,其中一联交给任课教师。当时父亲正在搜集杜甫资料,穷,没有卡片,就利用了这些小小的选习学程单。这98张选习学程单对杜甫诗作了分类,包含自述、友人、自然、社会、思想、时事等十几类。有意思的是,翻过来看卡片正面,却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如邓稼先、朱光亚、邹承鲁选修父亲的第二外语“德文贰”,而袁可嘉、许芥昱、齐声乔则选修父亲和李赋宁、闻家驷、温德四位先生开的“欧洲名著选读”。

  这是父亲在杜甫研究上留下的一些资料。而在德国文学方面,父亲也留下了大量的资料,可惜我看不懂,只有交给文学馆,留待后人去解读、发现了。

  “能人背后有能人”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能人背后有能人。”我从小就常听父亲讲这个道理。后来我读到他1930年写的《父亲的生日》,里面有一段:“……直到现在,我却一向是小心谨慎地生活着,同辈少年中‘不可一世,舍我其谁’的气概,我从来不敢有过……”我想,正是有这种态度,他能够看到别人的长处,能发现自己的不足;他欣赏友人的才华,敬佩别人的学识和人格。从他的文章里,我们能看到,年轻时他由衷地赞赏梁遇春、徐琥(徐梵澄)、梁宗岱的才华横溢;老年了,他在短文《肃然起敬》里把绿原、朱生豪、钱春绮三位放在一起表示敬意,“是由于钦佩他们对事业的忠诚,以及能担受生活的苦寂和人间的任何磨难”。所以他在和友人的交往中能互相启发,互相帮助,共同提高。他很重视并真诚地欢迎对他作品的批评。

  我整理资料时,见到母亲在《我与冯至》中特别提到的夏承焘先生的信。夏先生读了《杜甫传》,给父亲写了两封很恳切的长信,在肯定这本书的同时,提出些意见与父亲商榷。父亲很重视,不仅采纳了夏先生的建议,而且一直珍藏着原信,并一再提起。在昆明时期他翻译的席勒《审美教育书简》一书的旧稿中,我见到两张发黄的信纸,是朱光潜先生写来的。大概是朱先生编什么书采用了父亲译稿中的九千字,但,朱先生说:“你的译稿是多年前完成的,当时译法似侧重直译,文字有些生硬拖沓,不易使读者一目了然。有些译词当宜斟酌,例如……”他接着说:“我把这几条写下,供你将来校对时参考。书简是一部重要著作,希望您能早日抽暇把译稿整理付印。”还有孙楷第先生的来信:“……今新岁又承与夫人偕来视我衰病之躯,欣慰良多。杜子美家世顷于宋蔡梦弼《草堂诗话》捡得之,附抄于后以供先生考订……”(标点为笔者所加)看来是过春节父母去看望孙先生时,父亲谈到杜甫世系资料庞杂的苦恼,曾请教于孙先生。虽然身体不好,但孙先生还是很快写了信来——这封信写于“夏历正月初五日”。看着这些几十年前的信件,我为父辈们真诚无私的友情深深感动。他们互相敬重,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多么可敬可爱的那一代人!

  “我还要做很多工作……”

  “我要工作啊,一直到我死之一日。”这是《沉钟》周刊第一期刊头上引用作为“题词”的英国作家吉辛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也是父亲一生的誓言。五四运动为父亲打开了一扇窗,在孤寂苦闷中的他开始接触新文化。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从中受到启发,受到教育,激发起创作的热情。于是,他和朋友们办杂志,他们“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鲁迅),把献身艺术当作人生的目标。父亲努力吸收外来的养分,创造自己的风格,力求写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同时花大力气翻译、介绍自己喜爱的外国文学作品。

  父亲初到德国时,里尔克的作品使他欣喜若狂,认为终于找到了自己寻求已久的理想的诗,理想的散文,也看到理想的人生。他马上认真地翻译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完一封,寄出一封,要杨晦在国内发表,介绍给国内的青年。他觉得这些言论对于自己,是对症下药“击中了我的要害,我比较清醒地认识到我的缺陷,我虚心向他学习”。他认真研读里尔克著作,选定《马尔特·劳利得·布里格随笔》作自己博士论文的题目,论文提纲都写好了,却因为导师阿莱文教授是犹太人被撤职而作罢。后来,世事的变迁使得他除少量的文章和翻译外,没有能继续他心爱的里尔克研究。但纵观他的一生,里尔克对他在做人和作文两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我们不难看出,他的风格变了。他观察、体验,懂得了寂寞同忍耐,严肃认真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从婉约的抒情变为富于哲理的沉思。他不能容忍任何不认真的作风。

  父亲再次接近歌德是在抗战时期的昆明。这时他接触到的歌德已经不是狂飙突进时期的青年歌德,而是在实际工作中得到锻炼,在科学研究中受到启发,因而对于宇宙和人生有了更深刻认识的古典主义时代的歌德。他自己也不是20年代那个单纯、苦闷、构造幻想的冯至了。他编写《歌德年谱》,开讲歌德的讲座,翻译《威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精读《浮士德》。年轻时,他对这两部巨著不敢问津,如今却觉得“像是攀登矿山那样,不仅看到些山林的风景,还能钻探出丰富的宝藏”。他认为,《浮士德》里,上帝说“人努力时,总不免会犯错误”,和最后,天使说“谁永远自强不息地努力,我们就能救他”,这两句话概括了古今中外许多伟大人物的苦难和胜利,他把这两部巨著当作自己的“生活教科书”。

  看到这些,我们不难理解他对外国文学研究和介绍所抱的那种严肃认真,甚至有点较真儿的态度了。整理资料时,我翻出一些父亲上世纪40年代印在又黑又粗的昆明报纸上的文章,发现他的观点是始终一致的。1944年他在《论现在的文学翻译界》一文中说:“翻译外国文学,不外乎为了两个目的:积极方面是丰富自己,启发自己,消极方面是纠正自己,并且在比较中可以知道自己的文学正处在一个什么地位。”他批评当时的文艺界跟着英美的畅销书转,而畅销书又是跟着电影转的现象;他主张“有辨别,有见识的介绍”。他认为“文学不是消遣物”,而是要引导人“走上建设的途程”。尤其在那物力、人才匮乏的时代,应该爱惜我们有限的翻译力量。他说,翻译和接受一些可以启迪人生的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可能是艰难的,他批评“一种民族的惰性:只接受轻易的,拒绝艰难的事物”,他认为“文学工作者,无论翻译或创作,都应该对于这个惰性加以砭针”。所以,别看他性格温和,从不与人争,但在他认准了的学术问题上,却是不妥协的。

  可惜的是,1948年父亲把40年代的文章结集出版了《歌德论述》之后,对歌德的研究中断了。直到十年浩劫后的1978年,他才得以继续他的研究,到1986年出版了《论歌德》。这中间的30年,不论是歌德,还是里尔克,甚至杜甫都是不能、也无法研究的。他痛惜流逝的时光,八十多岁的老人,超负荷地工作着。父亲病危时,最后说的话是“我还要做很多工作,可惜都做不了啦”。

  父亲一辈子教书育人、研究学问,致力于介绍外国文学,促进中国文学的发展。到了晚年,他在国外得到各种荣誉,但他从不仅仅把这些荣誉看做是对他个人的鼓励,而是看做对于外国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对于各国人民通过文学增强了互相了解的鼓励。这里面,有他的贡献,更是一代代成长起来的外国文学工作者们的贡献。他把自己比作一个“导游者”,把“游人们”领进丰饶的外国文学领域。他说,在这区域里能有更多发现,更深入了解的,往往不是“导游者”,而是真诚的“游人”——在中国一代一代成长起来的年轻学者们。他寄希望于后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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