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当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对西方学术的“学徒状态”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构建所谓“中国学派”究竟意味着什么?更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学派”如何才能真正成为现实?

　　只要“中国学派”是针对着上述的“学徒状态”而被提出来并获得原则高度的,那就意味着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开始要求取得其“自律性”或“自我主张”,也就是说,开始要求在其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摆脱学徒状态。这种情形正是任何一种学术实际成熟起来的绝对标志:唯有当某种学术以特有的方式开始形成其自律性或自我主张时,我们才可以说,它是摆脱了先前对于其他学术的依傍性和学徒状态,是真的成熟了。举例来说,古典经济学是经由威廉·配弟和魁奈制定出了基本的立足点、问题领域和研究方法,由此获得了它的自律性,经济学方始得以成立;而其先前散漫无据的学徒状态,例如货币主义和重商主义,也就理所应当地被看作经济学的“前史”了。与此类似,历史学为了取得自我主张,更是经历了漫长的前期准备。按照柯林伍德的说法,近代以来的历史学一开始在基本立场和方法上完全依赖并模仿其“长姐”——自然科学,并因此长期处于一种明显的学徒状态。唯当19世纪末的历史批判彻底论证了历史意识是“自我—授权的”,史学理论方始获得了自我主张,即“历史思想是不受自然科学统治的,而且是一种自律的科学”。而不同民族的学术发展亦复如此。德国古典哲学的伟大成就最初即是通过两个代表人物形成了自我主张。一位是沃尔夫,黑格尔盛赞其为“德国人的教师”,因为他开始让哲学说德语,从而使哲学成了普遍的、属于德意志民族的科学。“只有当一个民族用自己的语言掌握了一门科学的时候,我们才能说这门科学属于这个民族;这一点,对于哲学来说最有必要。”如果说沃尔夫只是使德国哲学获得了形式上的自律性,那么康德则使德国哲学赢得了实质上的自我主张。我们可以说,从康德开始,德国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哲学,由之而来的伟大成果都是从这种自我主张开端发皇的。

　　可见,一种学术的真正成熟,总与它逐渐摆脱学徒状态并取得自律性是步调一致的。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除非能够在特有的转折点上从其依傍性的学徒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坚定地获得自我主张,否则根本谈不上名副其实的“中国学派”。因此,在“中国学派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上,其前提条件至少包括以下三项。

　　首先,彻底摆脱“外部反思”式的主观思想,从而使习得者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也就是说,使之成为由我们自己思想所把握的东西。

　　众所周知,中国自近代以来始终面临着长期而艰巨的现代化任务,中国学术在其特有阶段上的“学徒状态”内容丰硕且富于成果,我们必须对此给予极高评价。但是,学徒状态所特有的依傍性质往往使“外部反思”在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中盛行起来,其结果便是遗忘中国的社会现实本身。用哲学的方式来讲,所谓“外部反思”是一种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它从来不深入到特定的实体性内容之中;但它知道一般原则,而且知道把一般原则抽象地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简单来说,它无非就是通常被称作教条主义或形式主义的东西。有一个比拟性的例子可以很好地说明这种情况。黑格尔对拿破仑评价极高,甚至赞誉他为“骑在马背上的世界精神”,但却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中多次尖锐地批评:拿破仑想要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结果他把事情弄得一塌糊涂,这是不能不失败的。这一事例反映出来的就是“外部反思”的情形,对此我们确实应当加以深思。如果说,我们之前的教条主义者曾经盲目地膜拜过来自苏联的抽象原则,那么,当今中国的学术界则更多地从西方世界取得其抽象原则,并把它们先验地强加到中国社会的任何内容之上。就此必须充分意识到的是:“外部反思”的要害恰恰在于它只是“玩弄抽象空疏的形式”,而完全不顾及或匆匆越过了“自在自为地规定了的实质”,即特定的社会现实本身。因此,黑格尔很正确地把“外部反思”归属于主观思想,将其称作“诡辩论的现代形式”、“浪漫主义虚弱本质的病态表现”,并把仅仅知道“外部反思”(而不知更深入反思)的学者叫做“门外汉”。在这里,门外汉的意思无非是说:他仅仅记得外在的公式或抽象的教条,而对于特定的现实本身却是完全无思想、无头脑的,因而也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中国学术的成长终究不可能长久地满足于这种学徒状态,它的自我主张会首先表现为与外部反思的批判性脱离。唯当这种脱离在我们的学术实践中积极展开之际(它一方面使习得者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另一方面使中国的社会现实能够被呼唤着前来同我们照面),所谓“中国学派”才有可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