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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伯慧:“爱”字当头做学问
2014年04月23日 14:3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第219期 作者:刘新中 字号

内容摘要:詹伯慧说,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秘诀就是执著。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

关键词:做学问;汉语方言;方言;研究;现代汉语

作者简介:

 

 

  詹伯慧说,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秘诀就是执著。坚持与执著,永不做半途而废的事,远离急功近利。他的很多研究项目都是一干好多年,这必须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在研究过程中他有信心,坚信好事多磨,最后一定能完成。  

  詹伯慧先生是一位不知疲倦、始终活跃在学科前沿的语言学家。他一生致力于汉语方言的研究,辛勤耕耘半个多世纪,在汉语方言、汉语辞书、汉语应用和汉语规范等领域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詹伯慧是现代汉语方言学的开拓者之一。20世纪50年代,他参加了其师袁家骅先生主持的《汉语方言概要》的编写工作。该书是我国第一部全面论述汉语方言的著作,在海内外的语言学界具有广泛影响。书的内容分理论概述、方言概况、综论比较三大板块。其中,方言概况是书中最重要的部分,包括方言的地理、人文历史背景;方言代表点的语言结构特点。可以说,这本书是现代汉语方言学的一个范本。如今,现代汉语方言学研究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始终不离该书的框架。

  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詹伯慧的理念是:首先,要有一个“大汉语”或“整体汉语”的观念,这样才能对各大方言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其次,以语言事实为根本,辅之以人文背景,构建方言研究的基础和理论,并在理论的指导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方言调查和研究。最后,处理好共同语和方言的关系。从语言的源头上讲,共同语和各种汉语方言同出一源,功能上各司其职,关系上互相平等,语言结构上特点纷呈。有些人——尤其是不了解中国传统与历史的学人,常把某种汉语方言当成独立于汉语之外的语言,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汉语方言研究的传统和理念。

  詹伯慧的汉语方言研究,既有理论和基础的构建,也形成了主要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集中反映在方言的调查研究和语言的应用,特别是社会应用研究方面。詹伯慧在晚年,更强调语言应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近期出版的《语文杂记》一书,就概括了他对现实语言问题的看法,充分反映出他的治学理念。

  詹伯慧的研究广泛,涉及粤方言、闽方言潮州话和海南话、客家方言及官话方言等内容。其中,他的粤语研究成绩最为突出。詹伯慧精通闽方言中的潮州话、客家方言和粤方言中的广州话。他先后主持广东省社会科学“七五”、“八五”、“九五”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并形成了《珠江三角洲方言调查报告》(三卷本)、《粤北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和《粤西十县市粤方言调查报告》等成果。在此基础上,他又出版了粤方言的集大成之作——《广东粤方言概要》。

  这些重要的学术成果表明,詹伯慧的很多做法深受赵元任先生的影响。赵元任是中国现代语言学之父,也是现代汉语方言研究新纪元的开创者,他在汉语方言研究方面的主要贡献是:有计划地组织大规模的汉语方言调查;建立汉语方言调查的标准和范式,包括记音工具、记音符号、调查用表等。詹伯慧继承了赵元任的研究方法,有组织、有计划地对粤语进行由近及远、由中心区域向外围周边扩散的调查研究。调查的内容、记音工具等也是在赵元任的基础上,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同仁共同开发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系统。这为进行整体汉语方言乃至整个大汉语的对比研究,提供了一份弥足珍贵的第一手原始语料数据,也为其他方言区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借鉴的样板。

  随着研究条件的不断改善,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学者们意识到,介于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间的语言学研究,只停留在传统的“单打独斗”式的研究是不够的,组团队、上规模的研究正不断被各方面重视,并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李荣、熊正辉、张振兴等主持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42卷本)、《中国语言地图集》,曹志耘主持的《汉语方言地图集》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几十年来,詹伯慧一直没有离开过重大、集体攻关的语言学建设工程。目前仍以80高龄,与张振兴共同主持300万字以上的《中国语言文字大词典·汉语方言卷》的编写工作,这又是一个联合攻关的重大工程。这些都是詹伯慧注重团队建设,致力人才培养的表现。

  詹伯慧说,他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绩,秘诀就是执著。坚持与执著,永不做半途而废的事,远离急功近利。他的很多研究项目都是一干好多年,这必须能耐得住寂寞,经得起挫折。在研究过程中他有信心,坚信好事多磨,最后一定能完成。这方面具体的例子很多。他平生参加过许多需要花大力气、长时间的学术“工程”,如编写《汉语大字典》、《大百科全书》、《广东百科全书》,对广东粤语进行有计划的全面调查,20世纪90年代后主持粤语审音、编纂正音字典等工作,全靠执著与坚持来一一实现的。

  执著的另一个表现是活到老,学到老,研究到老。詹伯慧始终认为,语言研究要为语言实践服务、要与语言应用结合。研究与应用结合,必然会使语言学研究者具有大局意识、产生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

  詹伯慧五十余年如一日,不遗余力地推广民族共同语,在执行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时,坚持实事求是,多次呼吁“少当语言的警察,多做语言的导游”。在推广普通话最为轰轰烈烈之时,他提醒人们注意方言的研究与应用;在一些人不明就里,将方言与共同语对立起来时,又及时纠正那些偏颇的认识。

  在像詹伯慧这样的老一辈学者身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首先是爱国家、爱家乡、爱家人、爱同事、爱学生。有了这种意识,就会将大时代中的“小我”融入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并产生相应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就能经得起跌打和磨砺,在经历挫折时,多一些精神支撑。其次是爱学习。詹伯慧是在中国古典文化和现代语言学大家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语言学家。年轻时,他受家学影响,爱看文学名著,爱读诗词名篇。“入行”后,他主要攻读一些基础性的专业书,最爱读那些既有深度又不叫人望而却步的书。在前辈学者中,詹伯慧最喜欢王力、赵元任和吕叔湘的著作。

  此外,詹伯慧从不放弃与国外同行交流、学习的机会。20世纪80年代,作为教育部推荐的学者,他赴日本东京大学讲学,开中日语言学交流之先河。早年,他的著作《现代汉语方言》被译为日文出版。他当年培养的学生,现已成为日本汉学界的知名学者。他还先后在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新加坡国立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以及台湾“中研院”等著名学术机构开设讲座,或担任客座教授。为汉语方言学和中国语言学走向世界、促进中外语言学的相互借鉴与融合,詹伯慧作出了重要贡献。

  正是这种爱学习的精神,使詹伯慧具备了开阔的视野、与时并进的思想观念。在信息化的今天,詹伯慧老当益壮,紧随时代步伐,依然活跃在学术一线,继续发挥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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