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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霖:为人尚朴实,治学求新异
2014年03月27日 15:2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万晴川 字号

内容摘要: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平生以“为人尚朴实,治学求新异”为座右铭,并努力践行,为人为学,堪为后辈典范。他虽未给学生假以辞色,也从不给学生压力,但作为弟子,我们却总是觉得,如果不努力就对不起先生。

关键词:先生;文学批评;金瓶梅;小说;师母

作者简介:

  

  复旦大学教授黄霖平生以“为人尚朴实,治学求新异”为座右铭,并努力践行,为人为学,堪为后辈典范。

  “治学必先学会做人”  

  黄霖性格朴实真诚,厌恶虚浮巧诈,一贯要求学生“治学必先学会做人”。兹举两事,以窥先生为人之一斑。

  2000年初,因黄先生是我们的博士毕业论文评阅专家,我与同学宋莉华一起去他家送论文。我在与黄先生电话预约时,他不厌其烦地告知我们如何坐车、转车,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他家。我们按照他的“设计路线”顺利到达。那时黄先生已年届六十,衣着简朴,精神矍铄。他热情地招呼我们坐下,倒茶水,削水果,聊家常。黄先生蜚声海内外,我们开始不免有些拘谨,但见先生和蔼可亲,不久即如坐春风。我们起身告辞时,黄先生坚持要送我们上公交车,说你们不熟悉路,我带路片刻,可以为你们节约一些时间——一个惜时如金的大学者,却要牺牲自己的时间为刚见面的年轻人节约时间!他一路送我们到站台,直到我们坐上公交车,才挥手告别。春风携寒,吹起他稀疏的头发,那一刻给我留下了永久的记忆,自此,我就产生了跟随黄先生做博士后的想法。蒙先生不弃,将我收归门下。在复旦两年,耳闻目睹,我对他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对学生,从不词严色厉,而是熙如春风,待如故友,写信赠书,必称学生为“弟”;请学生吃饭,必不忘为各自点上喜欢吃的家乡菜。他耳提面命,循循善诱,学生但凡有一长,必奖掖鼓励;批改学生的论文、习作极为细心,大到布局谋篇,小到文字标点,必一一批注,蝇头小字,丹黄烂然。

  师母因患腿疾,坐在轮椅上有十二年之久(不久前才痊愈),儿女都在国外,全靠黄先生一人照顾。黄先生工作极忙,但做家务、帮助师母康复,无怨无悔。我们博士后出站时,黄先生在酒店设宴为我们饯行,看着师母也来了,我们抢着要为师母推轮椅,但黄先生坚决不肯,说我推习惯了,有经验,你们不熟练,反而不便。看着先生娴熟地推着轮椅上的师母上楼梯、进酒店,我们无不为之动容。

  黄先生就是这样质朴而又真诚,淡而有味,咀嚼不尽,沁人心脾。而先生为学,锐意创新,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标志性的成果。

  治学必求新异  

  黄先生做学问不分畛域,融会贯通。早年因有感于“怪杰”金圣叹、“奇书”《金瓶梅》,长期以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开始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

  黄先生认为,不应因《金瓶梅》中有一些淫词秽语就全盘否定,作为明代“世情小说”的代表作,不论是从反映现实生活的深广度,还是从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来讲,《金瓶梅》都是一部不容忽视的杰作。20世纪80年代,黄霖先生开始研究《金瓶梅》,先后提出了在学术界影响巨大的《金瓶梅》作者“屠隆说”和主题“暴露说”。今天,“金学”已成“显学”,可见他当时独具只眼。金圣叹长久以来就是个富有争议的人物,新中国成立之初,金圣叹被定谳为“封建反动文人”而受到严厉批判。改革开放之初,学术界开始重评金圣叹,但又存在矫枉过正、过分拔高其思想之进步性的倾向。黄霖先生的金圣叹研究显得客观、公允,既肯定金圣叹的民主思想和正义感,又不讳言他在思想认识上的矛盾和动摇,为新时期的金圣叹文学批评研究定下了基调。

  黄先生自称“两金”研究只是他的业余,他的本行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确,黄霖先生在这一领域用力最勤、成就最大,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

  王运熙、顾易生主编《中国文学批评史》,黄先生负责撰写其中的小说理论部分。他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描述了中国小说批评发展的历史进程,其中提出的许多概念,如明代小说的“正史之补说”、“羽翼信史说”、“传奇贵幻说”等,均已为学界所接受和使用。他倾数年之力撰写的《近代文学批评史》,描述了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在中西文化碰撞的特殊背景中继承、变革和走向现代的轨迹,准确把握了近代文学批评史的发展线索和理论特色,对构建中国近代文学批评史学科功绩甚伟。

  几十年前,黄霖先生就萌发了建设“中国文学史学”的想法,但为谨慎起见,其成果较晚才发表。他在《近代文学批评史》中专列“中国文学史学”一章,后来又相继提出了“文学批评史学史”、“文学学史”等新的学科发展方向,出版了大量标志性的成果,如《中国小说研究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史》、《分体中国文学学史》等,拓展了文学批评史的研究领域。

  黄先生通过努力探索,提出了以“原人论”为核心,建构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独特见解。他主编了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自己承担了其中《原人论》的主要撰写工作。《中国文学理论体系》的出版,标志着复旦大学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由“史”而“论”的学术转向,对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界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

  黄先生做学问虽力求新异,但并非要耸人耳目、哗众取宠,他的观点建立在对大量的文献资料进行细致解读、辨析的基础之上。如他做小说理论研究,汇辑了近50万字的小说理论原始资料,并加以注释、解说,结成《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该著选录历代有关小说理论的专论、序跋、笔记、回评乃至诗歌等,凡210种,其中许多都是初次发掘的重要文献,所选篇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该著以作者时代编次,已见中国小说理论批评萌芽、发展、成熟的发展雏形,以“选家眼力、注家功夫、史家胆识”奠定了新时期以来古代小说理论研究的基础。又如他做《金瓶梅》研究,也编有《金瓶梅资料汇编》,辑录了自明代万历至“五四”时期,约300多年间有关《金瓶梅》的主要资料,成为“金学”研究者的基本文献。

  黄先生在看待自己和别人的观点时,表现出一个大学者的宽容和涵养。如尽管他提出的“屠隆说”与其他诸说相比,材料依据最为丰富、文献相关度最高,但他在撰写由袁行霈先生主编的“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明代文学》时,只是将之与其他诸说依次罗列,并客观地指出“都缺乏确凿的佐证”。他曾反复说,“屠隆说”只是一家之言,不是没有问题,其意义主要在于引发和推动对《金瓶梅》成书年代和作者用语、习俗等问题的大讨论。

  黄先生认为,学问无贵贱,只要对社会、世人有益就可以做。他反对做学问趋炎附势、媚俗于时、重复旧说。我那时正致力于古代小说与方术文化关系的研究,但几次投稿都被扣上“有宣传迷信之嫌”的帽子而退稿,倍感沮丧。他总是鼓励我,并说他自己也曾被人戏称是“搞最正经的学问,又搞最不正经的学问”的学者。

  朴实与新异,黄霖先生就是这样巧妙地把两种不同的风格集于一身。他虽未给学生假以辞色,也从不给学生压力,但作为弟子,我们却总是觉得,如果不努力就对不起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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