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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壮乡的“行走”哲学 ——冯艺诗歌“心灵感受力”讨论
2020年09月14日 10:18 来源:当代文坛 作者:钟世华 字号
2020年09月14日 10:18
来源:当代文坛 作者:钟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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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作为一名有着多元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冯艺在其诗歌写作中建构了鲜明的文学地理学空间。他的诗以“行走”姿态,在与美丽壮乡、美丽世界中的历史人物、自然及人文景观的深情“相见”中,完成了对相互交织着的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哲思。美丽壮乡的乡村自然、人文景观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冯艺的“心灵感受力”,他在这种复杂情感的召唤下,表现了对美丽壮乡景观的文化时空与日常的心灵感应,历史“自我”与“他者”的心灵感触,以及土地深沉与壮美的心灵感悟的哲学思考。

  关键词:冯艺;“行走”哲学;民族性;心灵感受力

 

  冯艺是一位有着多元写作的少数民族诗人。在近些年的诗歌写作中,冯艺一方面承继了他在《朱红色的沉思》《桂海苍茫》《红土黑衣——一个壮族人的家乡行走》等散文诗集、散文集中所建构的“行走”哲学,以地理学的视角呈现出了美丽壮乡一幅幅历史与现实相互交织的人物画卷及自然、人文景观;另一方面,他还延续了创作散文、散文诗时期的写作策略,将历史人物及自然、人文景观与家国命运、地域情怀紧密结合,生动地再现了他富于民族性的哲思。

  冯艺的创作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学界对此也有着深入的研究,杨非飞、刘铁群、白崇人、黄伟林等学者则分别从忧患意识、沉思姿态等层面,对冯艺的散文创作进行了细致观察和深入剖析。但这些成果较多地集中在对其散文、随笔等的考察上,而对冯艺诗歌创作的研究尚存在着较大空间。文学地理学研究方法通过将地理空间置入“时间维度”之中,不断还原文学的本来面目,在“时间/空间”“文学/地理”等因素的相互纠葛与交织中,逐步探索出了一条多元、立体的研究途径。由于美丽壮乡的历史人物与自然、人文景观构成了冯艺诗歌写作的两种向度,其诗歌的写作空间也在民族性、地域性的思考中不断延展。

  一 “行走”姿态:文化时空与日常的 心灵感应

  “空间”在文学地理学的研究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如杨义所说:“探讨文学和地理关系,它的本质意义……就在于回到时间在空间中运行和展开的现场,关注人在地理空间中是怎么样以生存智慧和审美想象的方式来完成自己的生命的表达,物质的空间是怎么样转化为精神的空间。”①这就从方法论意义上强调了“空间”的重要性,并使其具有了综合性的研究维度。冯艺在写作散文、诗歌时经常采用“行走”的姿态,这种“行走”不仅有助于他在写作中建构出独特的空间意识,而且使他能够以更为复杂的情感体验与深刻的生存哲思来书写历史人物、自然与人文景观。

  冯艺在1980年代初期以诗歌写作走上文坛,由于青年写作身份与理想主义在当时的盛行,他的诗歌常伴有强烈的抒情色彩,集中展示出了个体充满激情的心理图景。总体上看,冯艺此时的创作尚沉浸于“小我”的写作空间之中,一些诗作也不免带着那个年代的痕迹,较多的是对青春的歌唱,抑或对个人小情感的抒发。而后,冯艺转向了散文诗的写作,“我似乎感到,在新的时代新的现实面前,散文诗更适合表达我的新感受。”②此时的冯艺以散文诗的写作形式,逐步实现了自我心理与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对接”。而在1990年出版的散文诗集《朱红色的沉思》中,冯艺一方面坚持了对诗歌意象与语言的体验性探索,另一方面注重总结人生旅程中的点滴经历,以此凝结成极具个性特征的艺术形象。此阶段的冯艺已基本摆脱了早期由对个人化世界的直观揭露所导致的写作的“单一化”,转而走向了对民族、历史、时代以及生命存在的个体化沉思。值得强调的是,冯艺在《朱红色的沉思》中开始了“行走”哲学的自觉建构,这主要体现为其诗作所凝构的“旅人——乡土”的意象组合。③

  当然,与散文诗相比,冯艺的“行走”哲学更为鲜明地体现在其随后的散文创作中。在散文创作初期,冯艺就以“行走”的姿态,开始了对人文历史、民族文化、生命存在等主题的沉思,“他以个人言说的话语方式发现、想象历史,以心灵体验感知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精神的灵魂,以自我为基点而秉持‘边走边寻’的‘行走’姿态探寻生命意义”④。冯艺在散文集《桂海苍茫》中以“旅行家”的视角行走在广西的大地上,籍此抵达对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历史、文化、经济等层面的深刻思考,真切地实践着自我的“行走”哲学。而在近些年的诗歌创作中,冯艺一方面承继了其近年来所坚持的“行走”哲学,另一方面还以其深刻的民族自觉与复杂的情感体验,洞察了广西地域的历史人物与自然、人文景观。这种“行走”哲学使得冯艺在处理“民族文化/主流文化”“广西/全国”等关系时,获得了更大的主动性:“冯艺在面对主流文化和外来文化的侵袭时表现出来的强烈的壮民族文化身份意识……是在力图保持自己独特的民族性和文化特性的同时,对壮民族文化特性进行深入反思”⑤。

  可以说,冯艺在诗歌写作中坚持着自我的“行走”姿态,这种姿态通过“出发”“抵达”“行走”“去”等动词性语汇直观地呈现了出来。诗人行临于美丽的世间,在“行走”中完成了与“世界万物”的诗学“相遇”,并窥探到了内心深处的“自我”。与此同时,冯艺还在诗中实践了个人化的生存哲学,如他所说:“《相见》中的一首首诗,包含着自然、社会、历史、文化和现实人生,包含着真诚与谦卑、苦难与幽暗、悲凉与爱,以及我内敛的顽强并以此来喟叹我骨子里不灭的炽热和虚空。”⑥整体而言,冯艺不仅能够在多元的艺术形式中行走自如、游刃有余,而且还以更为成熟的笔法来处理历史与日常之间的辩证哲学,并形成了一种富于学理性的沉思。得益于这种“行走”哲学,冯艺在诗歌写作中更为从容地实践了文学地理学的写作意识,并通过思考历史与日常的辩证关系,实现了二者之间的相互抵达。

  二 “行走”身份:历史“自我”与 “他者”的心灵感触

  “历史”是冯艺重要的写作维度,他在诗中“遇见”了诸多的历史人物,寄寓了驳杂、多元的内心情感,这些情感共同交织成了一幅饱含着历史沧桑与时代际遇的诗学地理图景。黄伟林曾将“对自身民族重要历史人物的实事求是的认识和评价”作为广西少数民族作家“文化自觉”的重要组成部分⑦,冯艺在诗中通过书写广西的历史人物,如《飘落的红叶》中的广西第一位状元赵观文,《最后的儒家》中的梁漱溟,《灿烂收场》中的唐景崧等,深刻地表达了他对广西地域及壮族文化的自觉认同,同时也展现出了其对家国命运的深刻忧思。

  首先,冯艺笔下的历史人物大都与其时的家国命运紧密联系起来,他以深刻的现实主义笔法描摹出了一部风格独特的历史图景。冯艺不仅注意到了人物所处的具体历史语境,而且还以叙述的方式将人物事迹客观地呈现了出来。值得肯定的是,他所书写的人物都是真实存在的,其体悟也是建立在具体史实基础上,因此其诗中所抒发的感情说服力强,也更能使读者与之产生共鸣。如《黑旗猎猎》一诗中,冯艺讲述了家国危亡之际挺身而出的英雄刘永福。诗人首先描写了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如诗句“一个生命/从北部湾升起/被命运刺痛/眼睛/风雨飘摇中”“而此时苍茫大地/大烟灯下/已满是/骨瘦如柴/沉重鼾声”等。尽管环境如此恶劣,但刘永福刚直、清醒,他以一把挥动的“黑旗”驰骋在保家卫国的战场上,接连在抗法、抗倭等战争中取得了胜利。诗中这面飘动的“黑旗”正象征了刘永福为着民族和家国利益而勇敢无畏、奋争到底的战斗精神“黑旗”也与“钦江”“三宣堂”等广西地域紧密地连接起来,二者实现了诗学意义的同构。而在《好一个柳州仔》中,冯艺主要塑造了英勇抗击日军的“柳州仔”形象。尽管知晓“敌众我寡/以卵击石”的危难处境,但柳州仔“一身正气/如凌厉的风/喷射愤怒光芒/尖刀般犀利/利索血性/万人一心/怀决死之志/以血肉/荐轩辕/与桂林共存亡”。面对如此的豪情壮志,诗人不得不借助于焚烧“时间和疼痛”的烈酒来表明心迹:“我不再挥霍/时间和疼痛的句子/今夜我要喝一杯/这杯酒 给/满是敬重的/月光”,这“月光”正暗藏了柳州仔英勇无畏的牺牲精神。

  冯艺在诗中不仅关注着作为叙述的“大历史”,而且还对大历史中的“小历史”保持了兴趣,以独特的眼光挖掘出了“作为讲述的”历史中的被淹没者。如《幕后英雄》一诗中,尽管冯艺以较大的篇幅描写了镇南关大捷的盛况及冯子材等英雄人物,但这些都是为了烘托作为注脚的幕后英雄李秉衡。诗中强调了“幕后英雄”的存在价值,即李秉衡在家国危亡之际怀有深沉的内心焦虑,他收拾贪生怕死的残局、整军核饷、和将安民、推举老帅冯子材等,从而为推动战争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李秉衡却被讲述着的“世界史书”埋没,诗人为此发出了深刻的召唤:“一个被遗忘者/年轻按察使/李秉衡/应该被/高高地景仰/歌唱”。冯艺在诗中完成了由“历史讲述的年代”走向“讲述历史的年代”的叙述,他意在说明“无名”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并非无足轻重,而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铭记这些“幕后英雄”。

  其次,冯艺笔下的人物寄托了他对广西地域的深厚情感,表达出了其壮族身份的文化诉求。冯艺诗中的这些人物尽管属于不同时代、不同社会,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有着共同的纽带——美丽壮乡,诗人藉此表达了他对广西地域与壮族文化的身份认同。他在诗中有着对“广西”的不断强调,如诗句“从神话中排列出/一张广西/厚重的名片”(《最后的儒家》)等。学者陈金文指出:“一部作品内容的民族化或区域化程度是与作者对本民族、本地域民族生活的理解深度成正比的。对于一个民族或区域的历史文化、生存状况体验愈深,他笔下的艺术造型也就愈洋溢着独特的区域或民族气息。”⑧冯艺对于壮族历史文化和广西地域的生存状况有着极为深刻的体认,“广西”已经作为一种心灵印记深深地扎根于他的精神世界中,无论行至何处,他都惦念着内心深处的这片沃土。为此,他崇敬于为着家乡教育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梁漱溟,骄傲于为祖国戍守边疆的刘永福,自豪于广西唯一参加《四库全书》编撰工作的冯敏昌,对广西历史人物的追怀正直观地呈现出了他的壮族文化身份。

  当然,冯艺的民族情感并不狭隘,他的写作也跳出了“小我”式的吟咏,歌唱与赞颂了其他民族和地域的人物,这表现了其所持有的“地理”意识的开放性与包容性。如在对屈原、周敦颐、徐霞客等“非广西”人物的事迹与精神的描写中,冯艺亦投入了巨大的感情,诗句“或许那部《离骚》/就是你最钟情的/离离原上草/最生动的言辞/此刻 从我心上/缓缓移过”(《想起屈原》)等便有力地说明了这点。黄伟林在谈到广西少数民族作家如何处理自身文化与“他者”文化的关系时指出:“许多广西多民族作家意识到,不仅要对自身的文化传统有深入的认识,也应该对其他民族、对这个时代的多元文化有深入的认识。”⑨冯艺的写作汇入了广西少数民族作家自觉的意识潮流,他以多元的民族性书写消融着“自我”与“他者”之间的身份焦虑,其笔下的多民族文化在保持各自特性的前提下完成了相互交汇,建构出了结构复杂而秩序井然的民族身份认同与文化体悟的情感“民族共同体”。

  三 “行走”体验:土地深沉与壮美的 心灵感悟

  除与历史人物的“相遇”外,“行走”中的冯艺遇见更多的则是广西地域的自然、人文景观,这就使其写作带有了鲜明的文学地理学印记。他不仅有双捕捉沿途景观的眼睛,而且还能够对眼前的风景,尤其是对美丽壮乡地域景观进行独具个性的价值体认。冯艺在和笔者的一篇访谈中谈到:“广西的历史文化影响着我的心灵的感受力,这本诗集(指《相见》)是与我相遇的广西历史文化和自然景观,其中出现的风景画和风俗画,均有现实的关怀,这些对我影响很大。”⑩由此看来,美丽壮乡的自然、人文景观及其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深刻地影响了冯艺的“心灵感受力”,他在这种复杂情感的召唤下,表现出了对广西景观的地域性思考。

  首先,冯艺诗中的景观承载了美丽壮乡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他的诗歌中不时回荡着广西地域的独特景观,如湘江(源头)、榕湖、桂江、左江、圣堂山、海棠桥等。冯艺并非仅停留于对外在景观的直观描写,而且看到了其背后所暗藏的丰富多元的历史面貌,表达了他对壮族文化的深厚情感。如《海棠桥》一诗中,他将“海棠桥”与“一个孤独词人”(秦观)直接联系起来。该诗描写了“他”在由海棠花的开、落所熔铸的时间,以及海棠桥所凝构的空间中“以酒作伴/触景生情/写下/醉乡广大”“治学尚文/唤醒边疆/沉睡的词根”,“他”的词句不仅唤醒了“沉睡的词根”,更唤醒的是海棠桥及其所代表的横州文化。而《去宜州》中的“宜州”则与黄庭坚建立了文化意义上的同构性,黄庭坚所代表的宋诗写作无疑给宜州增添了无尽的文化气息。因此,诗人在诗中不断强调着对“宜州”的接近:“去吧 去宜州/在他灵魂的墓前/亲切而温暖”“朋友/我要去宜州”。

  此外,美丽壮乡的自然景观还与抗日战争的历史语境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诗歌《1938 桂林的几个场景》中,冯艺通过叙述抗战时期巴金、茅盾、郭沫若、夏衍、胡风、田汉等“逃亡文人”,在“还没失陷的桂林”中的“七星岩”“丽泽门外”“新世界大剧院”等地域集聚的场景,真切地再现了“桂林”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独特贡献——“两千多逃亡文人/一群火烈鸟/抵达桂林/抵达大地/最深处的痛/寻找通向自己/身心的脉管”,而这一特殊的精神际遇值得人们永远铭记。除桂林外,湘江、三海岩等自然景观也成为抗战时期广西人民的精神纽带。如“无法想象/这样险要的地方/数万红军/曾经战斗在这里”(《湘江的苦难》)等诗句中,冯艺一方面叙述了这些自然景观在抗战时期的独特地位,另一方面也以其深沉的情感,生动地描绘了广西及其他地域的人民同仇敌忾、驱赶日寇、保卫家乡的英雄壮举。除自然景观外,作为人文景观的“坭兴陶”则承载了(广西)钦州的历史文化。诗中的“坭兴陶”是一位从容的老人,“紫烟日照/在他身上涂抹/古色古香/记忆/融诗 画 书/于一体”。“他”不仅给“钦顺之地”带来了历史的神秘与厚重,更重要的是带给钦州以文化的自尊感。而《梧州的骑楼》中的“骑楼”则记载着“孙逸仙”“王亚樵”“李济深”等仁人志士为着革命事业而不懈奋斗的悲怆事迹,诗人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中,体味着“诗意的怀想”。

  其次,冯艺将美丽壮乡的景观与现实体认联系起来,藉此表达了对生存遭际的深度忧思。如《海角亭》中,诗人将由“海角亭”联想到的历史与当前的现实想象并置了起来,“与海角亭/并肩站立/万里瞻天/至少还有想象/声韵直逼/历史深处/我感到/一派黄昏的时光”,在深厚历史与生存现实的瞬间交感中,体悟到了深刻的“内涵”。冯艺在《静静的黄姚》一诗中则完成了对黄姚数百年历史的怀想,他将“她的过去”与“我的怀想”交汇于现实生存体验中,以致最终萌发了让黄姚古镇永存下去的深沉期许,“我真的很希望/这个古镇/绵绵地/流传下去/不能让/这世间之美/衰落比绽放/还快”。而在《三角梅》中,冯艺主要描述了三角梅的开放与谢落,尤其对落花场景有着真挚的描摹:“花谢了/曾有人为之流泪/可是 落花/是芬芳的浩大出场/那是最后/归属/绽放的姿态/宛如事物的本质”。诗人意在指出,不要一味地沉浸于落花带来的悲郁气氛中,只要曾经用心体悟过了花开时的温馨灿烂,现实生活就能充满无尽色彩。

  最后,冯艺描写美丽壮乡景观,寄寓深厚的怀乡之情,并表达出了深沉的民族情感。《三月》一诗中,冯艺将他对家乡的思念寄托于烟雨三月中的“红木棉”,由红木棉所凝构的“湿润的春歌”更代表了诗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思乡情。而当“红棉已落”,它所留下的“红色糯米饭”则在新的精神维度中安抚着离乡的“小伙儿”。《左江》一诗中,诗人一开始便营造了“思乡”的情感氛围,而“那黝黝的生命/在故乡河的脉流中/渐红”则代表了寻找新生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冯艺的诗中还有着对“乡情”的直接描摹,如《万福山》中,诗句“山 离我很远/不知该怎样接近/扯伤我的心思/山 离我已近/带着淡淡/乡情/在圣境中/将心放逐”直接将诗人内心深处的“乡情”和盘托出,而当体味这种淡淡的“乡情”时,诗人内心感受到了无尽的幸福。《白水塘》中,诗人开篇写到“越是远离故土/越是情系故乡/越是身处遥远的异域/越是时时叩问自己/割舍不掉的乡愁/与流在血管里/记忆/我的前辈/我的白水塘”,这便将由“远离故土”与“身处异域”的处境所凝结的“乡愁”直观地呈现了出来,“白水塘”则成为“乡愁”的载体,这“乡愁”融进了“我”的“血管”,永远挥之不去。

  综上所述,冯艺在其诗歌写作中建构了鲜明的文学地理学空间,他的诗以“行走”的姿态,在与美丽壮乡、美丽世界中的历史人物、自然及人文景观的深情“相见”中,完成了对相互交织着的历史与现实的生存哲思。值得注意的是,“相见”的写作方式通常表现为写作语境与视域的单一性,并容易造成写作内容与形式的同质化,但冯艺依凭着丰富的生活阅历与多元的生存体验巧妙地避开了这点,他将自我的真挚情感投诸独特的诗学观察之中,经由多元的写作技艺与个人化的诗歌语言,建构了颇具历史感与现实性的“行走”哲学。

 

  注释:

  ①杨义:《文学地理学的三条研究思路》,《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

  ②⑩钟世华、冯艺:《以诗歌记忆心灵的自我——广西本土诗人冯艺访谈录》,《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

  ③白崇人:《它敲击着我们的心——读冯艺的〈朱红色的沉思〉》,《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2期。

  ④胡国威:《“边缘”的表达——论冯艺的散文创作与文化身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

  ⑤杨非飞:《论冯艺文化散文的忧患意识》,《河池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

  ⑥冯艺:《后记》,《相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版,第233页。

  ⑦⑨ 黄伟林:《论新世纪广西多民族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7期。

  ⑧陈金文:《黄佩华小说中的文学地理世界》,《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作者单位:南宁师范大学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山东大学文学院。

 

  (本文系广西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广西民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研究中心资助项目“广西当代多民族文学资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北部湾环境演变与资源利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南宁师范大学]和广西地表过程与智能模拟重点实验室[南宁师范大学]开放或系统基金“文学地理学视域下的广西当代文学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GJEU-KLOP-K1809;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广西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多元表述的文化意义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XZW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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