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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莉长篇小说《大树小虫》:历史的红利和盆栽的人生
2019年07月03日 04:59 来源:文艺报 作者:方 岩 字号
关键词:大树小虫;虫豸;大树;池莉;故事

内容摘要:“大树小虫”作为小说的名字,寓意简洁、透彻。“大树”是众人皆知的历史进程,而“小虫”即为依附其上的芸芸众生。池莉想做一个“现代”的上帝,她的冷眼旁观贯穿了整个叙事过程,却又偶尔控制不住情感的流露,正如小说第一章引用的那句诗:“大地上的罪行

关键词:大树小虫;虫豸;大树;池莉;故事

作者简介:

  一

  “大树小虫”作为小说的名字,寓意简洁、透彻。“大树”是众人皆知的历史进程,而“小虫”即为依附其上的芸芸众生。精明的世人总以为自己可以看清、掌握历史的情势和规律,从而提取红利用以规划、经营自身精致利己的人生,结果往往令人唏嘘。这种观念很容易让人联想起“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这样的典故。尽管在《调张籍》中,韩愈的本义是在调侃那些对历史表现出无知、张狂的同时代诗人们,但是这并不影响后世将其引申出更丰富的历史讽喻层次和更强烈的讽喻态度,所以,小说中的那些人物面对历史时的精明和世故,未尝不是无知、张狂的历史态度的另一种面相。有趣的是,池莉大概是想让书名的寓意与源自传统的道德判断保持距离,所以选择了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形象解释作为题记:“一只盲目的甲虫在弯曲的树枝表面爬动,它没有注意到自己爬过的轨迹其实是弯曲的,而我很幸运地注意到了。”

  “幸运”是言不由衷的谦虚,说到底是复杂的现代科学知识体系所支撑的欲穷尽世界万物的自信和野心,相形之下,“盲目”更像是事物被祛魅后变得扁平、透明的另一种说法。这段事实描述充满了现代性反讽,却因情势悬殊巨大,而溢出些许悲悯的意味,如同洞悉浩渺宇宙奥秘的上帝冷眼俯瞰蝇营狗苟的子民。必须承认,有些时候“现代”自信的傲慢和“宗教”矜持的怜悯存着微妙的张力关系。

  池莉想做一个“现代”的上帝,她的冷眼旁观贯穿了整个叙事过程,却又偶尔控制不住情感的流露,正如小说第一章引用的那句诗:“大地上的罪行,/怎么可以原谅?/我参与了一些。/另一些我躲在一旁围观。”池莉新作的变化便在这句诗中。饮食男女的聚散离合、平民生活的鸡零狗碎、俗世的人情冷暖,池莉曾津津乐道于这些场景和故事,于是,“冷也好热也好活着就好”也就成了池莉写作的一个标签。然而《大树小虫》作为一部40万字的长篇小说,其结构、线索的复杂性,体量的庞大,时空的深广度都远远超过此前池莉的一切作品。虽说家长里短、俗世纷争、命运沉浮这样的家族故事对池莉来说,依然得心应手。但是池莉很显然不愿让人间烟火的伦理道德成为这些故事的底色,她更感兴趣的是这样的故事如何被百年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所塑造。最终,这个波及两个家族三代人长达百年的故事在池莉冷峻的俯视下徐徐展开,大部分时候,她不动声色地描述,如同科学家在观察实验对象,人类学家在寻找典型样本,历史学家在分析趋势。她避开带有传统道德训诫意味的典故,而刻意选择一个现代性叙述作为题记,确实是用心良苦。

  二

  为了讲好这个家族故事,同时在形式上呼应题目、题记所引导的形象和意义,池莉极具匠心地采用了“树形”叙事结构。12个主要人物,除了两对夫妻分别对应两个章节外,每个人的故事都独立成章。每个独立的章节都是一部个人成长史,部分细节又在别人的成长史中得以补充、丰富。于是,两个家族三代人的个人成长史汇聚在一起,便勾勒出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主干和轮廓。或者说,这样的叙事结构呈现了可视性效果:以宏阔的历史进程作为背景,每个人的成长故事都是在历史大树上刻下的或鲜明或隐秘的纹路和肌理,它们相互交织、盘根错节。

  这样的形式及其叙事效果,让我想起卡尔维诺曾谈及“树形家谱”结构在历史小说和家族故事中的作用:“有了这个基本结构,只要把姓名、日期、地点填进去,就等于有了一部小说,虽然还未付诸文字,但已经是一本成形的‘概念’小说了。”事实上,这句话后面还有一段放在括号里作为补充的话:“惟一美中不足的是,这些在传统小说里被称为辅助材料的细节实在太难被拼凑在一起,而且在现实中,几乎没人这么做。”然而,池莉却这么做了,而且以极其冒险的方式实现了。

  每个成长故事展开之前,池莉都煞有介事地开列了“人物简介”和“人物表情的关键表述”。前者涉及姓名、出生年月、性格和血缘关系,后者则是人生简历及其评价。这种做法类似于剧本的人物设定和剧情梗概,容易引发为影视改编而写作和故事走向程式化的嫌疑。然而在实际的故事进程中却始终充满戏剧性张力。原因在于,那些乏味却又无法省略的陈述性的信息早已被编排进提纲式的“简介”和“表情”中,以此来保证故事本身的精彩程度和叙事的流畅、连贯。可见,“简介”也好,“表情”也罢,这些概要性、提纲性的文字其实是刻意为之的叙事手段和技巧,是故事本身饱满必要的支撑和补充。所以,就阅读体验而言,这部小说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卡尔维诺关于家族小说的基本期待:“任何家族的故事都是有血有肉、绘声绘色,丝毫不逊色皇室家族。”

  三

  一个始终与历史纠缠,特别是与百年中国现代史纠缠的家族故事,终究是令人期待的。《大树小虫》中的每个主要人物的成长经历中都有大历史进程的烙印,这样的设定很容易落入个人命运在大历史中沉浮的故事套路。俞爷爷(俞正德)是上海银行职员的儿子,解放前就读于教会学校,国共内战时成为地下党。俞奶奶(彭慧莲)是名门望族的后代、世家小姐,解放后嫁给了革命干部俞爷爷。对于有着历史常识的人来说,这样的身份设定在解放后的历史进程中所可能引发的故事走向,无疑是熟悉的。在人与历史缠斗这样的叙事母题上,人的主体性的高扬或委顿已是老生常谈,历史对人的塑造和人对历史的反抗也总是被理解为一种对立/冲突关系。我们习惯了在紧张状态中去谈论人与历史的关系,而忽略了我们的日常其实来自人与历史的和解,而这种和解无疑是对人与历史关系的自由主义想象的巨大反讽:对历史顺势而为的温顺配合混淆了历史对人的塑造与历史对人的压迫之间的区别,并让后者像是人为制造的幻觉,窘迫不堪。同样,对历史的算计也消解了人对历史反抗的正义性。

  革命干部俞正德要把“多听、少说、装马虎、常点头、善微笑——这一做人法宝”传给下一代,对其遭遇及其犬儒的生存法则我们固然会报以同情和理解,但是,这种人生信条的生成却是以暗中消解了其参与的历史的合法性为代价的。它淡化乃至隐瞒了一些事实,即历史后来向部分幸存者提供了较为丰厚的补偿。离休干部俞正德“每逢生病颂党恩”,表面上看是颂扬信仰的时刻,实则是世俗生活获得极大满足的幸福时光——“有了快感你就喊”——恰好是池莉一部世态小说的名字。在信仰与世俗理念之间的张力关系消失的荒诞时刻,革命的功过、历史的罪与罚、人性的复杂等这些严肃的话题都会显现出不合时宜的“浅薄”。历史与人的关系只有在这样日常的场景中才会显现其真实的面相。当俞正德的血脉关系借助历史的红利的滋养,演化出革命干部(自己)、高干和高知(儿子)、名媛(孙女)这样光鲜的社会形象和家族谱系时,我们看到的是历史的驯服与沉默。事实上,两个家族首次联手时,他们便已经豪迈地喊出了一句口号:“世界上还有什么不能打造的吗?没有。”

  这句口号充满了人面向“历史”的自信,此刻的“历史”像是被逼进墙角任人摆布的弱势对象。于是便有了两个家族联手打造晚辈幸福人生的故事。第三代人的生活轨迹精致而又精确,从出生、上学、就业、婚姻、生子,每一步都是计算和经营的结果。人造的风调雨顺和精细的修剪、栽培造就了盆栽的人生,偶尔有惊无险的坎坷和波折,都会成为人生赢家回首往事的谈资。打造这样的人生样本需要成本,而成本则来自长辈们从历史那里提取的红利,这红利便是权力和财富。而盆栽的人生相对于其他形式的阶层流动,也更容易储蓄与历史交换的本金,从而开启新一轮的红利提取,循环往复,代际相传。不得不承认,人与历史的理想关系在跌入凡间时,就会变得面目全非。只是这种景象在《大树小虫》的精细描绘中,竟真实得有些令人恐惧。因为,如果我们小看了虫豸的能耐,那么大树也可能成为枯木。毕竟在这世间确实布满了以大树为食的虫豸,其中,木蠹蛾的习性很容易和我们正在讨论的话题产生意义联想。它们产卵于树皮缝隙,孵化出的幼虫会往树干中心部分(树心)逐步蛀食,直至大树的内部千疮百孔,衰竭而亡。

  四

  在故事的开头,我们曾怀抱理想的愿景,比如人与历史的良性互动,希望这样的故事能够以冷峻、反讽和悲悯的光芒穿透现实的龌龊和阴暗。然而故事的发展扑灭了我们的单纯和高蹈,最终它以黑暗、绝望的底色将“大树小虫”的故事装扮成了历史的墓碑。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1915年发表,《大树小虫》的故事发生在2015年。整整100年过去了,“时空弯曲”依然是有待证伪的理论,如同“虚构”一直是可以实证的现实。即将发生的就是已然发生的继续:虫豸死亡,虫豸繁衍,虫豸的历史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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