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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修养与文气相投:一句名言的考证
2019年06月20日 10:19 来源:文艺报 作者:南 宋 字号
关键词:朱光潜;美学;沈从文;日本兵;汪曾祺

内容摘要:“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如遭电击,认为这话说得太精辟了,由此对作者大为佩服。有一天,我在读朱光潜的名文《“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时,读到了同样的意思:“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

关键词:朱光潜;美学;沈从文;日本兵;汪曾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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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如遭电击,认为这话说得太精辟了,由此对作者大为佩服。这句话出自汪曾祺的《怀念德熙》一文:“同时具备科学头脑和艺术家的气质,我以为是德熙(注:朱德熙,汪曾祺大学同学,北大教授,著名学者)能在语言学、古文字学上取得很大成绩的优越条件。也许这是治人文科学的学者都需要具备的条件。德熙的治学,完全是超功利的。在大学读书时生活清贫,但是每日孜孜,手不释卷。后来在大学教书,还兼了行政职务,往来的国际、国内学者又多,很忙,但还是不疲倦地从事研究写作。我每次到他家里去,总看到他的书桌上有一篇没有完成的论文,摊着好些参考资料和工具书。研究工作,在他是辛苦的劳动,但也是一种超级的享受。他所以乐此不疲,我觉得,是因为他随时感受到语言和古文字的美。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这篇文章写于1992年9月7日,此前不久,朱德熙病逝于美国,汪曾祺情难自抑,撰文回忆大学时代的这位挚友。“感受到工作中的美”,这样的人生,确实是值得一过的。

  有一天,我在读朱光潜的名文《“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时,读到了同样的意思:“哲学和科学穷到极境,都是要满足求知的欲望。每个哲学家和科学家对于他自己所见到的一点真理(无论它究竟是不是真理)都觉得有趣味,都用一股热忱去欣赏它。真理在离开实用而成为情趣中心时就已经是美感的对象了。‘地球绕日运行’‘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一类的科学事实,和《密罗斯爱神》或《第九交响曲》一样可以摄魂震魄。科学家去寻求这一类的事实,穷到究竟,也正因为它们可以摄魂震魄。所以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没有隔阂。”(《谈美》,安徽教育出版社)如果说,“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是一句判断的话,朱光潜上面的话简直就是对它的详细论证,最后的结论是:“科学的活动也还是一种艺术的活动,不但善与美是一体,真与美也没有隔阂。”

  1929年,《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朱光潜说:“一到英国,我就替开明书店的刊物《一般》和后来的《中学生》写稿,曾搜辑成《给青年的十二封信》出版。这部处女作现在看来不免有些幼稚可笑,但当时却成了一种最畅销的书,原因在我反映了当时一般青年小知识分子的心理状况。我和广大青年建立了友好关系,就从这本小册子开始。此后我写出文章不愁找不到出处。接着我就写出了《文艺心理学》和它的缩写本《谈美》。”(《温和的修养》,东方出版中心)《“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出自《谈美》一书,该书初版于1933年,其时,汪曾祺13岁,正读初中二年级。1934年,升入初三,其时,“(语文老师)张道仁给予汪曾祺很大的影响。张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是他比较系统地把新文学传到高邮。汪曾祺曾在专写给张先生的一首诗中称赞他:“‘汲汲来大夏,播火到小城’。”(《汪曾祺传》,江苏文艺出版社)张道仁向自己心爱的学生推荐当时较好的励志书,这是一种可能。

  1939年至1944年,汪曾祺就读于西南联大中文系,认识了仰慕已久的朱自清、闻一多和沈从文等著名学者,特别是沈从文,更是成为他一生的良师益友。而沈从文和朱光潜,至少在1936年就是好朋友,“胡适和杨振声等人想使京派再振作一下,就组织了一个八人编委会,筹办一种《文学杂志》。编委会之中有杨振声、沈从文、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林徽因等人和我……杂志一出世,就成为最畅销的一种文艺刊物。”(《温和的修养》,东方出版中心)据介绍:《文学杂志》于1937年5月创刊,至8月,出了4期。抗日战争爆发后停刊。1947年复刊,1948年出了6期后终止,前后共出了3卷22期。可见,沈从文和朱光潜曾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由沈从文向汪曾祺推荐朱光潜的书,也是情理中的事。

  总而言之,“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汪曾祺的这一思想,是来自朱光潜的影响的。

  说到沈从文和朱光潜的友谊,我不禁想到抗战初期两人一起逃难的故事。事情的经过见朱光潜写于1938年的《露宿》:“由平到津的车本来只要走两三点钟就可达到,我们那天——8月20日,距北平失陷半月——整整地走了十八个钟头。晨8时起程,抵天津老站已是夜半……我们路不熟,遥遥望着前面几个人影子走,马路两旁站着预备冲锋似的日本兵,刺刀枪平举在手里,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我们的命就悬在他们的枪口刀锋之上,稍不凑巧,扑剌一声,便完事大吉。没有走上几步路,就有五六个日本兵拦路吼一声,叫我们站住。我们一行四人,我以外有杨希声上官碧黄子默,都说不上强壮,手里都提着一个很沉重的行李箱走得喘不过气来。听到日本兵一吼,落得放下箱子喘一口气。上官碧是当过兵、走过江湖的,箱子一放下,就把两手平举起来,他知道对付拦路打劫的强盗例当如此。在这样姿势中他让日本兵遍身捏了一捏,自动地把袋里一个小皮包送过去,用他本有的温和的笑声说:‘我们没有带什么,你看。’包里所藏的原来是他预备下以后漂泊用的旅行费和食粮,其他自然没有什么可搜。” (《大美人生:朱光潜随笔》,北京大学出版社)

  这位很有逃难经验的上官碧实在太有意思了,那么,他是谁呢?他就是沈从文,上官碧是他那时常用的一个笔名。汪曾祺在《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一文里写道:“沈先生有很多书,但他不是‘藏书家’,他的书,除了自己看,是借给人看的。联大文学院的同学,多数手里都有一两本沈先生的书,扉页上用淡墨签了‘上官碧’的名字。谁借了什么书,什么时候借的,沈先生是从来不记得的。直到联大‘复员’,有些同学的行装里还带着沈先生的书,这些书也就随之而漂流到四面八方了。”(《汪曾祺作品自选集》,漓江出版社)在借书上很大方的沈从文,把朋友朱光潜送给自己的书,转借给自己心爱的学生,也是很正常的事。

  对了,这里提到的杨希声,就是杨振声,希声是他的笔名。1937年,杨振声、沈从文和朱光潜一起逃难,正是《文学杂志》出满4期的时候。三人关系之好,是可想而知的。

  今年1月,历经8年编校、共计400余万字的《汪曾祺全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尽管手头已有汪曾祺作品的绝大多数单行本,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购买了这套 “迄今为止收文最全”的12卷《全集》。展读新书,重读《怀念德熙》《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美好的感觉一点不亚于初读。这使我想到,汪曾祺不仅是一名“抒情的人道主义者”,更是一位追求文学之美的践行者,“融奇崛于平淡,纳外来于外统”,他对文体之美、文字之美的探索和坚持,是他的文章具有超越时空价值的关键所在。多少名家的作品,甚至获大奖的作品,热闹几年之后就无声无息了(大多数是文字较平,经不起重读),而汪曾祺先生离开人世22年了,他的书却每年都在出版,数量已经超过生前。《全集》一推出,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可见他的“热”度远没有降温。这位秉持“人间送小温”写作原则的作家仍在人世间传递温暖。他的文章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的,你无法一目十行地打发,这一个一个活着的文字,像小鹿,像水晶,像青橄榄,像带露珠的晓荷,灵动、有趣、醒目、提神,吸引你一个字一个字地读,让人回味不已。我经常爱用泰顺的廊桥作比,很多桥造得或简陋,或结实,但都不美,我们过桥,从此岸到彼岸,目标完成,经常“过河拆桥”,并不把桥放在心上。而泰顺的廊桥,结实自不用说,桥造得美轮美奂,桥上还建起屋子,雕梁画栋如彩虹飞架水面,人们过桥,桥本身成为让人流连忘返的风景。汪曾祺的作品就像廊桥,你在知道故事的结局后仍愿意从头到尾再读一遍,正因为她那妩媚的美:文体美、文字美。“一切科学,到了最后,都是美学”,这其实也是汪曾祺的夫子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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