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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雪开始的写作 ——访藏族诗人阿顿·华多太
2019年06月20日 10:43 来源:文艺报 作者:邦吉梅朵 字号
关键词:诗歌;写作;华多;藏族;邦吉梅朵

内容摘要:邦吉梅朵:我之前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你的诗作,包括诗集《忧郁的雪》《雪落空声》和一些电子稿,然后写了一篇评论《雪飘、雪落、雪为火》。阿顿·华多太: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整个藏族对于雪是情有独钟的。自古以来,藏族人就把自己称之为“卡哇坚”

关键词:诗歌;写作;华多;藏族;邦吉梅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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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邦吉梅朵:我之前比较集中地阅读了你的诗作,包括诗集《忧郁的雪》《雪落空声》和一些电子稿,然后写了一篇评论《雪飘、雪落、雪为火》。我发现,“雪”这个意象在你的诗歌中出现的频率特别高,而且它在诗歌中承担的功能和意义也显得特别重要。你为什么这么重视“雪”这个意象呢?

  阿顿·华多太:从宽泛的意义上讲,整个藏族对于雪是情有独钟的。自古以来,藏族人就把自己称之为“卡哇坚”,就是“雪域人”的意思,这是一种引以为傲的共同文化归属。当今藏族的各种说唱文学里,“卡哇坚”这个词不但是一个称谓,而且是一个自我认同的代名词,包含着共同的心理、共同的情感、共同的文化背景。因此,“雪”作为一个意象,对于我而言,最能象征这个民族的属性。从精神层面讲,“雪”的产生、存在、消失以及再生能力,最能代表藏族对世界和人生的看法。如今,温室效应带来的全球变暖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所遭成的重创,在青藏高原体现为日渐消融的雪山、日渐退守的雪线。是“雪”最直接地表现着这种恶化和悲剧。这就是我喜欢把“雪”融汇到诗歌中的一个具体原因。我的这两部诗集远没有完成对“雪的精神谱系”的建构。我所写出来的“雪”,只是在心灵的表层飘荡的“雪”,今后能不能写出更深更广的“雪”,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方向,只能静候时间的赐予。

  邦吉梅朵:除了“雪”之外,你的诗歌中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意象“石头”,而你的家乡“道帏”正好有“石头帐篷”之意。这是否意味着诗歌写作与你个人的成长、生活经验存在一种内在的暗合?

  阿顿·华多太:对,“道帏”在藏语里是石头帐篷的意思。它在我老家的田地之间,远远看上去,就像一顶帐篷。据说,我们村祖先路过此地时把它误认为一户人家(帐篷)前往借宿,从此就在此定居下来了。我出生的村子周围遍地都是石头,是花岗岩,它们像一群安卧的绵羊。我小时候就与它们为伴,尤其是受委屈的时候,就独自跑到石头丛中,看忙碌的蚂蚁,看美丽的甘草花。我无数次在石头与石头之间酣睡。那些造型各异的石头给了我无尽的遐想。在阴雨连绵或者大雪纷飞的天气里,我曾数次看到一些石头像动物一样动来动去——这当然是一种幻觉。这就是我童年的一部分。童年的经历自然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写作。

  邦吉梅朵:“雪”的可消逝性和“石头”的永恒性构成了一种意义上的对立与矛盾。这是否已然构成你写作的内驱力?

  阿顿·华多太:我对于雪抱着神圣、仰慕和尊崇的情感。我认为我们所看到的“雪”只是现象,从本质上讲,它是水,更准确地说,它是水源。雪以水的方式滋润大地,哺育万物生长。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写雪,实际上是在写所有生命赖以生存的根基。对于石头,我的情感较为复杂,有时候把它看作一个知己,而有时候也把它看作一个冷漠无情的旁观者。至于是否构成了写作的“内驱力”,我没有想过。

  邦吉梅朵:回顾你的诗歌创作历程,发现你曾经有过一段长达11年的写作中断期。这个中断有什么特殊的原因吗?现在看来,它对你重新开始写作有什么重要的影响吗?

  阿顿·华多太:有一段时间放弃写诗,是很多“70后”诗人的一个共性。这主要有两个原因。外在的原因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环境:物质主义正在膨胀,已冲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冷落。有时候,写诗不但得不到认可,还得忍受一些人的偏见和排斥。在这种环境里坚持写诗,好像是在自娱自乐。内在的原因是个人兴趣的转变。我一直喜欢人文历史方面的研究。在阅读学术著作的过程中,以我有限的历史文化知识,都能发现一些非常简单的学术错误。我以一种纠错的驱动力,开始学术研究,逐渐把诗歌创作边缘化了。

  邦吉梅朵:你在2004年写了一首《诗人伊老》,可以说这是你诗歌写作中断期的一个插曲。这是否种下了你恢复诗歌写作的种子?

  阿顿·华多太:伊丹才让先生是我所敬重的藏族汉语诗人。在他生前,我曾几次代表班委去邀请先生到学校作讲座。我们由此认识。得到先生去世的消息时,我远在德令哈。后来就重读他的著作。那次我真是读懂了先生的诗歌,他所抱有的对民族的情感和对人类的悲悯情怀,深深打动了我。我随即以怀念的方式写下了《诗人伊老》这首诗。当时我突然发现只有诗歌才能直达这样的精神高度。我重新复出创作诗歌的种子已经在那个时候埋在了情感深处。

  邦吉梅朵:你曾在1998年写过一首诗《我是藏人》。2009年,你又写了一首长达17节的同名诗作。你觉得这两首同名诗的区别在哪里?“我是藏人”这样的直陈式表述,传达出你什么样的诗歌态度?

  阿顿·华多太:这两首诗歌的区别很大。前一首是在创作中对母语和汉语进行抉择时,作为一种自我说理或诡辩的方式出现的。而后一首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这是面对误解和偏见时产生的民族自我认同。很多藏族读者喜欢这首诗也是基于那样的时代心理。

  邦吉梅朵:“我是藏人”折射出的是民族身份问题。民族身份对你的诗歌创作有何影响?

  阿顿·华多太:我认为身份就是一种文化符号和标签。对一个写作者而言,自我认定至关重要。只有在多元文化共存的纷繁世界里找到自己的归宿,才能找到写作的自信。我记得在藏族哲学里,有“共”与“不共”的分类法,有了“共”才会产生“不共”,反之亦然。所以,我认为一个人的身份不依自己认不认可而存在,这种存在既有“不共”的属性,也有“共”的特点。“不共”的身份是“共”的身份的延伸。

  邦吉梅朵:从你的诗作中可以看出一种“根性”意识,即一种对特定的场所、人物谱系及其历史踪迹的书写意识,对藏族特有的生活习俗以及地方性的人物与事物的自我叙述。那么,这种“根性意识”与你从事的学术研究有关联吗?

  阿顿·华多太:是的,这与我的学术研究喜好多少有些关联。藏族人民开创了博大、灿烂的文化。无论是从医学、教育,还是从文学、哲学,都可以看出,藏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根性”意识。只是对这种意识的态度不同罢了。有人随波逐流,也有人成为中流砥柱,前者冷淡而后者热烈,前者像一片落叶随风飘散,而后者像一块鹅卵石紧贴着河床的泥土。我觉得有大爱意识的人都是有担当的人。因为一个人只有爱自己的母亲,才会爱自己的民族;一个爱自己民族的人才会爱整个人类,乃至芸芸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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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邦吉梅朵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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