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文题看起来有些“玄虚”。何谓“南东西北”？宗璞四卷本《野葫芦引》系列长篇小说《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北归记》是也。

　　宗璞是获茅盾文学奖的女作家，本名冯钟璞。宗璞出身书香门第，其父冯友兰是众所周知的大哲学家，其叔冯景兰是著名的地质学家。宗璞上世纪50年代毕业于清华大学外文系，60年代后长期在外国文学研究所工作，中外文化的滋养使得她“腹有诗书气自华”。宗璞的作品有小说和散文，还有童话和译著。她算不得“多产作家”，却是“多奖作家”，曾获茅盾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集）奖等等。

　　那年春节，我去给宗璞拜年。宗璞住在北京大学燕南园57号冯友兰先生的老屋内。这是一座青砖黛瓦的小院，号“三松堂”。如今，房舍虽旧，仍能看出当年的格局：院中三棵松，室内万卷书。宗璞不尚“家长里短”的闲聊，我与宗璞自然谈起她的《野葫芦引》。宗璞生活在我国高级知识分子群中，接触了众多的文化名家、巨匠，因此，知识精英是她创作的独特对象。抗战爆发后，她随父南迁昆明，在西南联大度过8年。这便是反映中国知识界抗日的系列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丰厚的生活基础。她在书中生动塑造了一批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形象，深刻细腻地刻画了他们的人格操守和情感世界。读宗璞的文字如读《红楼梦》，语言优雅蕴藉，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文趣，一种独特的风格。

　　说起来，宗璞的创作着实不易。在写《东藏记》时，她已病痛在身，写了7年，与疾患抗争了7年。她曾有感而作了首散曲：“人道是锦心绣口，怎知我从来病骨难承受。兵戈沸处同国忧。覆雨翻云，不甘低首，托破钵随缘走。悠悠！造几座海市蜃楼，饮几杯糊涂酒。痴心肠要在葫芦里装宇宙，只且将一支秃笔长相守。”这亦正亦谐的散曲是她心境的写照，反映了一个作家的生命价值、灵魂皈依和坚强意志。

　　一天，宗璞的女儿冯珏给我来电话，说：“妈妈住院了。”我赶忙去探望。宗璞穿着病号服倚在床头，因高血压脸色潮红。在问候中得知，最近她忙着赶写《北归记》，累着了，血压高，头晕。是呀，《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都已面世，只剩最后一部《北归记》尚未完成，她着急呀。我劝她不要太拼了。她说：“放不下，小说里的故事和人物在脑海里翻腾，挥之不去，不写完睡不着觉。”我说：“从长计议吧，现在少写点儿，是为了以后多写点儿。”听了这话，宗璞笑了，我也笑了。我的笑是自己班门弄斧，有点不好意思，怎么在大哲学家的女儿面前“卖弄”起哲理来了。后来，宗璞在用药问题上遇到困难，我又和铁凝主席一起去找医院商量，请求给予照顾。

　　去年春夏时分，宗璞突然脑出血，这次病得危急，在重症监护室里熬了两周，又住了三个月院。当时，宗璞曾悲观地认为自己无法再继续写作了。可是当身体稍有好转，她就又重操旧业，开始像蜗牛一样缓缓地在格子里爬起来，恢复了每天早晨的写作。写一会儿歇一会儿，头晕就去吸氧。有人问她，抱病苦耕的动力何来？她的回答很简单：我有责任把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所想、所为记录下来，呈现给现在的读者。

　　又是一年春节，我又去给宗璞拜年。这时她已经搬离住了60年的“三松堂”老宅，住到昌平的一个新建小区。宗璞告诉我，老宅已交给北京大学，作为“冯友兰故居”，准备修缮后供人参观。宗璞坐在沙发上，瞪大眼睛看着我，是在努力辨认。我知其不止一次视网膜脱落，几经手术右眼保留了零点三的视力，左眼几乎失明。我挪过去坐在离她最近的地方，向她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