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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婉的硬度
2016年03月07日 07:19 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王凤英 字号

内容摘要:读韩丽敏长篇小说《七九河开》之前我很担心,这样一个闺秀气韵的女子,如何能够在当下海量地消费着抗日题材作品的荆棘密布中突出重围,并使小说具有可供辨识的文本特征,这是一个难题。

关键词:小说;质疑;人物;生活;着墨

作者简介:

  读韩丽敏长篇小说《七九河开》之前我很担心,这样一个闺秀气韵的女子,如何能够在当下海量地消费着抗日题材作品的荆棘密布中突出重围,并使小说具有可供辨识的文本特征,这是一个难题。我不是质疑她在叙事方式和叙事形态的双重自觉能否唱出历史长歌里的高声部,也不是对于女性小说惯于采用内聚焦这一叙事模式有微词,恰恰相反,我一直以为女性作家在关涉笔下女性形象的处理上更具有优势,心灵触须与情感体察更为细致入微,女性人物形象更为丰富和饱满。但是,初识韩丽敏,我很难把关于高、硬、雄浑之类的大词编入印象,其精神姿态和主体性格品质概莫能外地呈现出柔若无骨、气若幽兰似的古典温婉,无关乎所有的高声大气、气冲牛斗,无关乎人性中所有的复杂问题和生命中的大起大落,事实上,越是这样的女子,内心的硬度必有链接柔软之后的根基,在合适的时候提供超越性别的原初性意义范畴的符号,《七九河开》就给了我这样的认识。

  在《七九河开》里,深宅大院一直是一种喻体,包括白公馆,既是庸常生活的封闭世界,又是理想信念的发酵区。汪一琛这名颇具进步思想的女大学生,在“三一八”惨案后为生活所迫进入白府当家庭教师,她不甘心远离革命热络现场而日日陷于书房中那种豪华的安宁,虽然她在白府的生活一开始看上去似乎就是“前途无量”:有绝对话语权的实际当家人刘淑贞的喜爱、白府小姐盼盼的依赖和男主人白瑞轩的爱情。她在这样的生活轨道里平稳运行,直到被盼盼唆使的日本人抓走前,一直在天津白公馆这样的场域里当少奶奶,虽则之前有过短暂不太愉快的经历,但也随着和深宅大院结缘而化蛹为蝶。如果没有时局的变故,她的生活运行模式毫无悬念,“爱”是生命转轨的单一主体色彩,并不驳杂:刘淑贞那么体贴、盼盼那么纯净、白瑞轩那么深切。白府这三个人的“爱”构成了汪一琛生活框架的稳定剂,无一笔不风华,无一处不妥贴。但韩丽敏亦不甘心,正如汪一琛的不甘心一样,她青衣水袖里甩出来的标签并非我们熟悉的委婉含蓄、隽永秀逸的笔触与气象,反而有一种锋芒的凌厉与少见的激昂,隐含在文字中的气味注定与精巧细致、典雅隐约无关。这一点在汪一琛回答白瑞轩质疑因私心生妙笔时略有展露,她的反应出人意料,对梅花的理解与喜爱中表达了潜伏于温婉下的骨质多么坚硬:“梅花,生长在野水之滨,不在繁华之乡,花开于岁寒之时,不在群芳争艳之际。从古至今,人们喜欢用梅的品质,比喻有气节之人坚贞不屈的品行。我心目中的汪士慎,就是一位有着梅花气节的人……我从他身上看到了当下这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缩影。”铮铮铁骨的慨然之气激荡于笔端。表面平常的叙事中透出的灵魂超出了原有运行轨道的把控,关于她和她的女主人公的故事、精神,从此便开放着,但前景充满不妙。

  基于这种不妙预感,韩丽敏并不愿意着墨,或者她已无从着墨,大多借汪一琛之口对深宅大院之外的混乱现状备感失望:“如今,我除了麻木,其他什么感觉都没有,行尸走肉般。”这颇让人不好理解,囿于封闭的锦绣空间的她并非无路可走,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呈现的眼神忧郁、精神飘移有些故作姿态,而时时准备着把自己从深宅大院里纵身一跃,然后急急忙忙淹没到纷乱的外部世界的这种选择,也近于草率。但认真想想似也在情理之中。虽说汪一琛算不上从生死场上滚过来的革命者,但她是见证过学生运动的惨烈场面,至少是经历过残酷现实的热血青年,但凡有这种遭际者,或因恐惧从此斗志销匿贪恋存活,或伺机而动越挫越勇,汪一琛显然属于后一种。看似惬意的私塾生活,于汪一琛也只是权宜之计,表面安于认真、细腻的教师身份,不过是求得一时超离于外面世界忧虑的一种方式。深宅大院显然不是永远与世隔绝的世俗世界和人生乐园,汪一琛的苦闷当白瑞轩出现以后,一切大变——应该说是她在窥破白瑞轩真实身份后一切大变。很快,她和白瑞轩相爱了,美好的爱情注定并不永远春风沐雨,其中充满的变数才是主体色:孔德龙与白瑞轩前妻的关系、盼盼与孔德龙的关系、白瑞轩与孔德龙的关系、张嫂与汪一琛的关系、张嫂与盼盼的关系。无论与哪一种关系的嫁接,汪一琛均无法置身事外,事实上她屈辱而死的结局正是在诸种关系的游离中早就提示的全部指向,虽然不够明晰,却是合理的。

  小说的叙述一开始缓缓而行,到后来越行越疾,其过程若明若暗、险象环生。因为赴日避乱,盼盼沦为被日本洗脑的特务,而孔德龙成了潜藏于敌人阵营中的革命者。这是小说情理之外的矛盾设置。这两个人物或许可视为小说最大的“潜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完成读者所有良好的期待,诸如救世主、大团圆之类。通常,这样一个人物被刻意放诸于小说始终是需要大用的,如果不是这样,只能说这样一个人物是不值得作家这样着墨的,他浪费了小说的草灰蛇线技法,根本上颠覆了对革命者定义的原始意义上的形象符号。这从他和盼盼及盼盼妈妈的关系看就是明证,其导致的直接结果无疑只给读者提供了重新审视的可能,尤其是夜救汪一琛的行动失败,让这一潜伏本身的价值受到了质疑和稀释,大失所望是可预知的惟一注脚。原本对孔德龙之前与张嫂的相见、多次的夜间勘查、本人的不凡武功等寄予的所有希望,而现场情况确有让这一厚望实现的可能性,如提前掌握到的日本浪人们的活动规律、时间节点等详尽信息,这些有利条件使汪一琛第一步被凌辱的悲剧的发生率变为极低甚至不可能。但他恰在这种最关键处,让一切勘查变得令人悲愤交加和无意义,对汪一琛关押事件严重性的错误判断导致了严重的后果。孔德龙这一人物出现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衬托汪一琛的牺牲意义并证明斗争的残酷性,这一用意并不能够嬴得读者充分放弃对他的指责。遗憾的是他在原则问题上失去了原则,在立场问题上放弃了立场,虽说这并非他本意,事实却使整个事件最终变得不可挽救。

  概而言之,小说《七九河开》以时间为顺序进行推进的方式,易于阅读的同时也便于打开故事情节。小说采用以女主人公汪一琛的活动为主线,其他次要人物根据需要不时穿插、展示、退却,这一单线结构对于情节繁简处理较为容易。小说语言属于普遍的较早些时候的革命政治语系,还有作家主观视角的温和介入,这不难看出韩丽敏还原历史图景的主观意识、参与历史话语的兴趣和放纵想象的企图,在展示个人与社会矛盾关系时因为温吞的生活琐碎与机械感存在,会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枪林弹雨和流血牺牲并不会立刻到来,到来时也不会多么残酷,或许会轻风细雨。这种印象的形成基于韩丽敏内心深处的善良与不忍,以至汪一琛被捕、受辱及至牺牲的文字铺张,不免略显突兀和欠缺富于现场感的真实温度,氛围渲染还未完全达到应达到的凝重和沉重。这样的叙事难免还同时消磨掉阅读的信心和热情。而人物描写模式化、脸谱化也是小说不能回避的事实。但韩丽敏这样的女子,能以富于硬度的温婉气质贯穿小说始终,已实属不易。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第二十届高研班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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