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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文学和今日世界文学
2019年06月14日 15:10 来源:《中国比较文学》 作者:阿尔曼多·尼希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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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意]阿尔曼多·尼希,罗马大学 比较文学系

  译 者:王林/石川/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我们已习惯了“欧洲文学”这个概念,对它充其量只是个神话的事实尚未做细究,对此我的朋友C·M·犹瑟夫曾给予论证,从而激发了F·锡诺波利去写《欧洲文学的神话》(罗马,1999)。这一神话还衍生出另一个神话:作为一个世界范围或普适文学的自我形象,已经朝多个方面散布开去。它经历的正是始于16世纪欧洲诸国吞并“世界之世界”时的同样过程(如同卡蒙斯(注:卡蒙斯(Cames,约1524—1580),葡萄牙伟大的民族诗人、作家。长篇史诗《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和死后出版的抒情诗,对葡萄牙和巴西文学均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全诗共10章,总计1102节。作者运用了绝妙的插话,使故事生动活泼,扣人心弦。对艳遇、战斗和暴风雨等自然现象的现实主义描绘优于遍及全诗中的古典主义的暗示和讽刺,有助于突出该诗夸张而流畅的风格。)在《卢济塔尼亚人之歌》第2章第45节中所描述的那样)。这个过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为标志,相伴着殖民帝国主义时代的衰落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全球化的兴盛,其中后者,照爱德华·赛义德的说法,仍然是一个模糊的定义。

  今天,我们对帝国主义国家中欧洲文学的存在已给予了认同,它们用自己的语言打入其他世界。与此同时,我们既有与全球市场和大众文化产业相一致的“全球文学”,又有由众多不同世界组合而成的一个“世界文学”,这些世界正形成一股合力以抵制不被同化到全球市场和单一语言之中去。

  我们还得反身自问:在以全球化同时作为跨国经济势力和泛世界交往之主宰的一个世纪中,究竟出现了什么?这是一个12%的人口靠剥削他人和浪费有限资源,而88%的人类与无穷尽的失业、贫困和压迫苦苦相争的世纪。这种环境对文学意味着什么?我们还能站在世界范围的高度,正如约瑟夫·布罗茨基(注: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 ,1940—1996),俄罗斯出生的诗人。以其抒情与哀歌体诗作获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在1987年所提到的,仍然视文学为人道主义方略中最好的老师吗?更不用说,其何以能成为,如S·拉什迪(注:拉什迪(Rushdie,1947— ),英籍印度小说家。1989年,伊 朗伊斯兰教领袖声称其小说《撒旦的诗篇》侮谩伊斯兰教而判其以死刑,此举一时成为国际争议的中心。拉什迪在隐匿中仍继续出版作品。)在1990年想要表达的,在共产主义失落后,能够与资本主义民主之膨胀相抗衡的唯一势力吗?

  我们会注意到世界文学不再是歌德(1827)和浪漫诗人所构设的那个“梦想”,却更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所预示的那样:文学已成为大众文化全球化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作为其高贵而神圣的门面。然而同时,与这种多少受市场和其法则所蒙蔽的新的世界文学交织伴行的,是有了另一种新的世界文学,它已渐进形成一个由良知、认知、翻译的多元交流所构建的全球网络。这种人类的文学将要对抗大众文化和单一欧洲北美市场的全球化趋势,这样做既是可选择的,又是乌托邦式的。如E·格利珊曾说的,它将走上一条不可预测的发展之路,对世界化,“敏感”交往以及诸文 化中共同而非暴力之平等作了表达。此外,该文学还回避了欧洲传统中本质而实用的理论特征,并似乎自觉地萌发出它独有的编史良知。不过这种文学有其不同的传统,且仍处于它的起步阶段。

  与之相反,欧洲文学看来已保留下一种纯学术的,或至多是教义的主题。欧洲文学的确是一个抽象的概念——那种欧洲“最好”的国家的观念,有如F·布吕纳介在20世纪初所设想的——逐渐统领他国。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和英国,这些超级国家,从F·法农(注:F·法农(Franta Fanon,1925—1961),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和社会哲学家。曾提出一种理论,认为某些神经机能病是由于社会的原因而产生,并为殖民地各族人民争取民族解放而写作。《大地的不幸者》(1961),此书使他成为一位先知式人物,一位强烈要求殖民地各族人民在反对欧洲压迫者的武装斗争中达到“集体净化”,以摆脱屈辱处境的传播社会福音的作者。)称之为“希腊-拉丁基座”的“物质公社”开始崛起。

  在自己那部研究希腊-拉丁古经典和西方国家现代化之传承推移的不朽著作中,E·R·库尔提乌斯(注:E·库尔提乌斯(E·Curtius,1814—1896),德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曾领导奥林匹克遗址的发掘工作。1836—1840年间游历希腊。1857—1867年间,撰有希腊游历3卷本出版。)批评了布吕纳介和梵·第根的观点,并支持诗人V·拉尔博(注:拉尔博(Larbaud,1881—1957),法国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他是一位思想开阔、无狭隘地域偏见的博学之士,在文学上成为法国与欧洲,尤其是法国与英国和西班牙语国家间的中介人。家境殷实,一生都能在旅游和闲逸中度过。他的小说大都取材于个人经历。)的世界主义设想:“一个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为主的版图,四周是外围的区域,疆界的真正标志:斯堪的纳维亚语,斯拉夫语、罗马尼亚语、希腊语、西班牙语、加泰隆语、葡萄牙语和英语,其中西班牙语和英语因其古代的基础和对大西洋以外的巨大影响而显得最为重要。”库尔提乌斯尤其欣赏拉尔博的中心——周界模式,因为它勾勒出一幅欧洲开智史的帝国版图,且远离政治版图,对后者他认为是梵·第根比较定义上 的一个缺陷。

  在所有情况下,欧洲文学的观点似乎总是关注西欧各国文学之间的关系。它们被视为“最好”的国家,其对世界的殖民始于欧洲之内,并点燃了优越的和普适文明的火种:西方的或来自西方的光明。

  无论是布吕纳介模式和拉尔博—库尔提乌斯模式,还是他们的诸多变种,都构筑在一种内含霸权和普适文化的“西方范例”的观念上。但是二者又都将文学从葡萄牙和俄罗斯抽出,而两国却征服过发端于荒谬和狂热背景下的超级大帝国。它们一个曾是最小的帝国主义国家,另一个最大的总在寻求着扩张:终极西方和尽极东方。

  那么我打算提出的“不同历史”又是什么呢?首先,我必须再次说明同时考察文学和政治历史的必要性,采用一种确实能够多元而复合的“文化研究”方式。这样才有可能适用我称之为“欧洲非殖民化”的诗学方法。

  我必须再次重申欧洲文学是在对19世纪帝国殖民地的渐进征服中才完成了对世界之征服的,正如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了解的那样,而非歌德和F·施莱格尔(注:F·施莱格尔(F·Schlegel,1772—1829),德国作家、语言学家、文艺理论家。《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对印度古代语言有精深的研究。)所梦想的从欧洲心脏德国勃然而兴的那种“普适诗歌”。爱德华·塞义德在他的《文化与帝国主义》(1993)一书中已明确指出了介于欧洲文学和殖民主义间的这一结合点。不过,西方文学激发了欧洲之外文学的萌生也是不争的事实:欧洲语言与当地语言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克里奥尔式的欧洲语言 ,它们便是欧洲以外各国书面文学语言的基础。自这些新的“杂交”文学降生的那一刻起,与母亲宗主国文学作品和作者之间的一种内在文学关系就得以发展:作品,主题和作家均相互影响,直到他们形成一块真正的“共同接受地带”。

  我不能确信人人都用同样的眼光看待这一过程。用综合的方法来思考现代化也是可行的,诺姆·乔姆斯基所界定的一个“五百年的体系”正好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全球的征服和控制相吻合——那些最先进和文明的、富有和装备精良的、显赫而信奉基督的、“神圣”而“万能”的种种品质,早已驱使他们去完成一项开创文化帝国的世界使命。于是,他们掀起了一场几乎席卷全球的领土扩张帝国主义攻势,只有伊斯兰国家、中国和日本才成功地给予抵御。该次征服破坏了当地文化并盘剥了土地和人民。

  如今,帝国主义势力已不再进行直接的领土占领,取而代之实行经济和军事上的“遥控”。这种隐而未言的帝国主义统治构成了“新的世界秩序”,换言之“全球化”。这一话题受到了广泛的讨论,甚至文人学士也参与其中。它还涉及到那种由自身利益一触即发的军事冲突——就像在巴尔干半岛、波斯湾、尼加拉瓜、和太平洋地区发生的那样。结果,只留下学者们用诸如“后现代主义”、“历史的终结”、全球化之类的学术流行语来自娱自乐。

  如果这就是我们时代的世界舞台,那么我认为欧洲的宗主国文学能够、也确实得从他们非殖民化的观点谈起,由此而叙述一段政治文学的历史。换句话说,了解了世界与欧洲殖民化(从15世纪到18世纪)以及实际上进行的对世界“泛全球化”的帝国殖民主义,我仍坚持必须把这一点看成是它自身的历史潮流。如果我们借此来构想现代化的发展,那么我所涉及的政治文学史就会显示出与帝国主义的和全球的“主流”不相同的另种潮流:一种“精神的”非殖民化潮流。从政治上讲,它的价值源自两方面:方法论和其强烈的反帝观念。

  这些词汇看上去很陌生,不是吗?它们像不合适的且让人困惑的言语工具,其来源至少可以追溯到切·格瓦拉、法农、萨特和卢蒙巴的时代。在如今这个英特网时代,“人道主义战争”以及市场解放的年代,它们又为谁所用呢?我仍坚持在今日之世界,语言的缺乏外加智力和文明革命的实践,会导致受压迫者产生最剧烈的苦难形式,他们要寻一条突围之路,或至少是一线希望。1987年遭暗害的年轻的布基纳法索总统托马斯·桑卡拉说过,“非洲一定要创造自己的未来。”这同样也是那样一些人的工作,他们代表非洲、代表穷人、代表受全球化压迫的人们而战斗:即80%的世界人口,而他们同另外20% 的人口一起,都生活在同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里。

  在重新审视我们探讨的文学部分时,我们还得反问自己,欧洲文学非殖民化的历史的政治价值和反帝价值何在?它在对抗一种独有的编史工作,该工作凸现了这样一个统治集团,他们起源于非殖民化以及首批帝国主义伊比利亚殖民地——他们也曾是判断头一批经历非殖民化的——直至今日美国和欧—亚—俄的帝国主义表演。这样的编史假设还提出了把我们看成是欧洲人的非殖民化的同样价值。只有主张通过采用宗主国欧洲文化与殖民地文化达到相互评价时的那种历史观,该价值才有可能实现,即通过我们起初定义为一个真实而有价值的“跨文学联系”的那种创新来实现。这是一部剥削与毁灭,资本主义与全球化必然相互缠合的历史。然而它却有着不同于国别文学、比较文学或欧洲中心文学的另一番前景(今天,甚至还有人写马斯特里赫特的欧洲文学史!)。

  于是,我准备为这部“不同的历史”描绘一幅临时的外貌,却谈不上清晰,只是些简单的线条罢了。然而,先有必要牢记一点,我只是沿着官方的年代顺序,对涉及殖民国的一些“本质”或“原始特征”等诸多价值问题概不论述,对其残暴和血腥的殖民化也不予置词。在这方面,葡萄牙人就跟英格兰人或意大利人一样都是些无赖。

  葡萄牙和西班牙是两个最早的殖民帝国,这一点我们从年表的开篇便可一目了然。两个国家随着哥伦布从新大陆的归来,迅速地确立了自己的帝国地位。1493年,亚历山大教皇博尔吉亚六世在两个伊比利亚国家间进行调解,公布了“封闭的水域”原则,该原则沿大西洋中央的脊背绘制出一条地球子午线,实实在在地把疆域一分为两个垂直的区域:西边的版图归西班牙,东边的归葡萄牙(而后者对亚洲的兴趣远远超过对新大陆)。这两个基督教国家接受了教皇的指令(从大西洋中央撤出),并于翌年签订了托德西利亚斯条约,将巴西出让给葡萄牙,尽管它处在大西洋以西。

  随着发现和征服新的及更远的土地,葡萄牙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激情,这些土地立即得到认可,并马上同大洋财富及欧洲外领土的命运结为一体。卡蒙斯的民族诗歌《卢济塔尼亚人之歌》完成于1545至1570年,开葡人文学之先河。他的这部诗集不是写于里斯本宫廷舒适的环境下,而是完成于印度与柬埔寨的跋涉中。民间传说还记载着这部诗稿和作者在眉公河口的一次沉船事件中化险为夷的经历。它更像是兰博的故事,而不像是近半个世纪前的欧洲文学。

  《卢济塔尼亚人之歌》既没歌唱也没叙述已故基督徒们在来世的征程,更没谈及米兰公爵在寓言岛上的经历。但却描绘了瓦斯科·达·伽马的越洋历险和通往印度的征途,其中他两度环绕非洲,大大领先了巴扎罗缪·迪亚斯的业绩。由于这首诗,葡萄牙的文学萌生了,并赢得了一个民族定义:“真实而纯粹”之历险的理想荣光(第5章第89节)(并非一场奇妙而虚构的历险),这是大西洋边缘欧洲一个极小国度里全体人民的光荣梦 想,他们征服了一个最不匀称的帝国。这是一首民族诗歌,同时亦是一幅世界地图(第10章第92节)。

  文人和史学家们把葡萄牙文学中思乡的神话和自我形象解释为“对失去帝国的怀旧情结”。我主张思乡原本是一种对帝国的怀旧情绪:留恋历险和你争我夺时的初始阶段;即一生中仍有可能向前开掘未知的世界。这是对一开始就带来无穷尽未知荣耀的怀旧情结(正因为是“不均称”所致),但这会日复一日地膨胀出官僚政治,正如F·佩索阿(注:佩索阿(Pessoa,1888—1935),葡萄牙现代主义诗人。重要作品有《费尔南多·佩索阿诗集》。诗中有不少幻想,许多化身,各自创作自己的诗歌,虽然这些假想诗人的作品,就观点和风格而论,同佩索阿自己的作品有所不同,但是,合在一起,它们却表现出他内心所感受的种种不同个性。去世后,他那个梦幻世界为人所知,声名大振。)在诗中所写的,用充满“全部的梦想”的表情注视着“烟草店”(佩索阿把自己界定为“一个盼望国王塞巴斯蒂昂回国者”)。

  思乡为纯粹而稳健的年轻人表述了怀旧情结,这些年轻人试图要实现其自身的所有追求和梦想,不过却遭遇到早熟的夭折,那是1578年,年轻的国王塞巴斯蒂昂在摩洛哥与摩尔人的战斗中惨遭败绩。卡蒙斯的诗准确地说就是献给这位正值少壮的国王的,再说他的死将使葡萄牙完全颓败于西班牙腓力二世的掌中,以致产生另一个名为塞巴斯蒂昂葡文民族神话,这是个传奇神话,故事中年轻君王并没有战死在摩洛哥之役,他还会于某一天重返故土,恢复他昔日青春,登上王座并统领臣民,去开创新的历险之途。因此思乡和盼望国王塞巴斯蒂昂交织在一起贯穿于葡文文化的诸多个世纪中。

  在500多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两个帝国主义伊比利亚国家逐渐将葡属文学和西属文学并在一起,使其成为完整的文学团体,从而让葡属文学和西属文学包容在宗主国文学之内,并不再对它们进行指导。巴西现代派诗学就印证了这一点:从1928年奥斯瓦尔德·安德拉德的吞食人类宣言到人类学家吉尔伯托·弗赖尔始于20世纪40年代的葡属亚热带帝国。

  对西班牙的讨论稍有不同,但却殊途同归:那是一个有关欧洲主要的宗主国的毁灭故事(多少带“吞食同类”的意思,参照拉美文化批评家关于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半兽人形象)以及被融入一个多元而半等级化的共同体。那场发生于20世纪50、60年代的所谓的西班牙-美国文学之“勃兴”恰恰有力地说明了彼此间以共同体为基础的非殖民化的漫长过程。加西拉索·维加(注:G·维加(G·Vega,1539—1616),秘鲁编年史家。代表作《王家述评》是拉丁美洲古典主义的重要作品。),一位生于秘鲁的准特权人物,16至17世纪间曾在马背上写下了划时代的历史巨著,开创了这一拉丁美洲共同体。加西拉索死于1616年,同年塞万提斯和莎士比亚也相继谢世。他的前辈阿尔瓦·维加,在1542年详细描述了一位西班牙人是如何变成一位印第安人的,从佛罗里达流浪到墨西哥。

  本杰明·富兰克林,最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的“启蒙”之父中的一位,在1751年写道:“世界上纯种白人的数量相对而言是极少的。所有的非洲人是乌黑的;[……]还有所有的美国人(除去新来的不算)。而在欧洲,西班牙人、意大利人、法兰西人,俄罗斯人和瑞典人均有我们常定义的暗黑肤色。更不用说德国人也是黑的,只有萨克逊人是例外,他们同英格兰人一起组成了地球表面白色人口的主体,我倒希望他们的数量会与日俱增”。

  富兰克林是在发明避雷装置之前写下这番见解的,但已经是45岁的人了。由于他,我们便走进时间年表序例中的第二个阶段:关于英国的殖民化,同它并列的还有法国。两国都跟在伊比利亚殖民化之后,但却创建了两个“现代”而成熟的大帝国,都完成于19世纪。这样,我们就面对着两个具有真正文明属性的欧洲大国。大不列颠建立了一个现代的“帝国文化”,并抱着这样的想法,即新帝国要取代罗马和历史上一切其他帝国,虽说还同先前一样野蛮,然而却要肩负起“白人的责任”:去开化荒蛮和原始的民族。后来他们还是向美国佬让了步(在1898年的那场为征服菲律宾而同西班牙的战役中):正如吉卜林所说的,脱离殖民化统治的运动会主导下一个世纪。第二个大帝国是法国,作为理论上“纯正”殖民版图的基督教领地,他们的弗兰西斯一世(注:弗兰西斯一世(Fr acis I,1495—1547),法国瓦罗亚王朝国王(1515—1547)。在位期间,建立专制制度,集权于国王和御前会议。对外与查理一世争夺神圣罗马帝国皇位,失败(1519年)。后为争夺意大利领土,与查理一世进行4次战争,均失败。)陛下,本已给不光彩的托德西利亚斯条约上的博尔吉亚标绘图划上了句号,现在却是启蒙的和资产阶级革命的法国。

  上一次发生在阿尔及利亚,塞普路斯和苏伊士的地中海战争(两个最受“启蒙”的欧洲国家与纳塞尔(注:纳塞尔(Nasser,1918—1970),埃及军官,曾任总理(1954—1956),后任总统(1956—1970)。阿拉伯世界一位有争议的领导人,纳赛尔在18年统治中政绩显著,1955年万隆会议上他成为世界级的知名人物。)开战,纳赛尔在欧洲被称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于50和60年代消除了英法两个帝国。于是便构建起最现代最广袤的殖民帝国——对此,比利时和荷兰殖民主义也大受其同化——同时也生成了数量可观的“后殖民理论”,时至今日,这些理论还盘踞在欧、美、非、亚、澳洲众多文人学士们的脑海中。我们于是引发了一场广泛且体面的民间学术探讨,旨在隐去早期伊比利亚帝国的非殖民化形式。同时,也正如古巴R·F·雷塔马尔所回忆的,从而证实英法的非殖民化是沿着一条不同的轨迹在推进,并为我们时代留下了一个开放的话题。

  有必要澄清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两个最重要的现代化文学似乎并未与其派生的文化互为统一,就像葡语和卡蒂利亚语情形那样。随着美国全球帝国主义以及市场全球化的到来,外加南北世界日益扩大的显著割裂,非洲和亚洲非殖民化的作家,黑人作家及艺术家和其他非美的北美少数民族,看来都在抵御政治的甚至是语言的压迫,就像一些法作家选择阿拉伯和英籍作家选择基库尤人一样。今日之加勒比文学也表现出趋向“克里奥耳文明”的那种最显著的生命力,这是一种意在超越源自欧洲的帝国文化和北美全球化的新型世界文化。

  意大利和德国组成了第三对向外殖民的欧洲国家,两者很拖沓且漫不经心。他们的征服也都完成于欧洲之内,从阿尔巴尼亚到希腊,从奥地利到波兰,并延伸至中部欧洲区域。两国都摆脱了自己的殖民历史,且忽略了所面临的后殖民地问题。在过去10年中,涌入德国和意大利的移民和古日耳曼帝国的少数民族组成了在德国从事写作的作家群。

  在欧洲殖民帝国名单的尾端,我们找到了两个真正的样板。他们的使命,尽管方式各不相同,却都是找寻未来的而不是过去的灵感。我讲的就是美利坚合众国:前英国的殖民地仅花了两个世纪就成为世界的中心地。外来移民加上美国多元伦理的组合不断为这个大熔炉骄傲模式的创新制造问题,并构成其自身后殖民地的苦痛。俄罗斯是欧-亚版图帝国的样板,即世界上最大的非国之国,从圣彼得堡到海参崴:一个毁灭的帝国,拒绝承认自己为帝国,却又硬撑着它的国家地位,尽管只是个同盟国。美国现在和今后的角色似乎是全球的帝国超级警察,忙着处理国际间经济财政的事务。俄罗斯尽管仍落在他国之后,却仍扮演着残存帝国的角色。这是一个有着亚洲广阔领地的庞大欧洲国家:异域的,却是宁静的,除了高加索一带的穆斯林叛乱。

  此刻你或许会问,其他的欧洲国家呢?那些比葡萄牙还小的国家,从未(或不曾想过)有过什么殖民帝国,它们又是如何重新步入这段“不同的历史”中去的呢?它们的使命就是确保自己作为欧洲内部区域性的小殖民帝国——匈牙利帝国、塞尔维亚帝国、阿尔巴尼亚帝国。或者,它们也打过流血的战争,像爱尔兰打马尔他,芬兰对希腊,冰岛与斯洛伐克。不过,主要在语言和文学的影响下,这些国家似乎总能让那个“欧洲国家”的形象扎根于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意味着独立的身份,“欧洲”则是指自身范围内的无限广袤且又内在相连的文明。

  或许我们可以把欧洲的历史想象成一个内外殖民冲突,人道主义和理想主义愿望相结合的历史,且时而高贵甚至具体:即那些非殖民国家为自己的独立而战的令人异常鼓舞的解放时刻。然而首先却是一个征服领地并统治他国人民的历史:始于公元前五千年的库尔干人入侵(欧洲学术界喜欢称印—欧人或雅利安人,M·贝尔纳和M·吉姆巴塔斯就是这么教我们的)。

  欧洲文学文化在其不同关系中的这种“不同历史”也形成了我称之为新世界文学的顶峰,该文学正在美、非、澳洲蓬勃展开。它们位于亚洲几个大的抵抗中心的周围:即伊斯兰国家、中国和日本。后两个国家已经开始探讨与所谓西方文明相处的意义和价值问题,以及20世纪后半叶“民主”资本主义势力迅速蔓延的问题。而日本在经济上已可与西方抗衡,中国也形成了关于与西方帝国主义共处的极为重要的观点。中国的文人学士,尤其是比较学者,谈论着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与欧洲冲撞的价值,而对于其他文明,他们探讨的则是殖民化的创伤。

  这样,世界化文学不再由世界文学的浪漫内涵所代表,也不为当前的全球化文学所代替,在那里资本主义体系把书名当作金融标题,而文学要靠利润、权力和大众通讯的机械手段方可生存。

  在彼此并行或相悖,甚至意识到两者在相对较大的区域内相辅相成的同时,世界文学已为那些开创其未来的人们展开了持续而无限的多元探讨。这样做有利于100%的人类——既不会明显地被排斥于某种思想的(或形而上学的)藩篱之外,亦不能遭某个世俗之借口的拒绝。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得如此,也在于得有人为救助和促进他人而效力,如果可能的话,是为所有的人。

  我坚信今日之讨论“世界文学”表达了认识这幅图景的必要:一幅全球文学的图景,它不仅符合全球化和具体化,符合单一市场思路的文化版图,而且也符合一个世界化的文学。说后者是单一的,并非在于它的整合,而在于它表达了文学可译和解释世界的能力,以及论述的多重性和诸文化结盟对抗全球化的局面,同时亦为自己保留下一片开阔的讨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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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阿尔曼多·尼希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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