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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
2015年04月30日 09:43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 作者:胡蔚 字号

内容摘要:文章以德国学界及新中国成立前国内歌德研究学术史为参照,试图归纳和梳理出新中国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的主要特点和重要脉络。中国学界对于歌德戏剧的研究以《浮士德》为中心展开,真正的高潮出现在1978年之后,此前的研究受到政治时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文章重点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浮士德》研究从主题内容研究、戏剧理论与实践研究、比较和接受研究三个方面予以考察分析,并指出中国歌德戏剧研究尚待开拓的空间。13)根据研究内容的不同,我国这一时期的《浮士德》研究可以分为主题内容研究、戏剧理论与实践研究、比较和接受研究。可以归入《浮士德》比较研究范畴的有:“浮士德”形象在西方文学中的影响和比较研究,歌德《浮士德》在中国的接受,《浮士德》与中国文学的平行比较研究。

关键词:浮士德;冯至;德国;歌德戏剧;接受;学界;学术;文学史;歌德研究;人物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文章以德国学界及新中国成立前国内歌德研究学术史为参照,试图归纳和梳理出新中国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的主要特点和重要脉络。中国学界对于歌德戏剧的研究以《浮士德》为中心展开,真正的高潮出现在1978年之后,此前的研究受到政治时局和意识形态的影响。文章重点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浮士德》研究从主题内容研究、戏剧理论与实践研究、比较和接受研究三个方面予以考察分析,并指出中国歌德戏剧研究尚待开拓的空间。

  关 键 词:歌德/《浮士德》研究/歌德中国接受史  

  基金项目:200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项目编号:09&ZD071)子项目“新中国60年歌德戏剧研究考察与分析”。

  作者简介:胡蔚(1978-),女,浙江慈溪人,北京大学德语系副教授,德国慕尼黑大学德文系博士

 

  约翰-沃尔夫冈·歌德(1749-1832年)是西方文学史上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比肩的划时代作家,为启蒙以后的德语文学在诗歌、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中树立了经典范式,因而有论者称其为“德国想象型文学的真正始祖”①。在戏剧领域,他不仅是天才而勤奋的剧作家,同时也是戏剧理论家和戏剧表演的实践者。诗剧《浮士德》是歌德最重要的作品,前后经历六十年(1772-1832年)而完成,在欧洲思想史、文化史和文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歌德《浮士德》研究在德国本土已有两百多年历史,相关研究汗牛充栋,不可计数,有“浮学”之称,其曲折的历史发展脉络与德国思想史、社会政治史相互映照。②

  本文以德国歌德研究史为参照,考察和分析新中国成立后六十年歌德戏剧研究,试图归纳和梳理出中国对歌德戏剧研究的主要脉络,他的诗歌和小说不在考察范围之内。新中国学界对于歌德戏剧的研究以《浮士德》为中心展开,在时间上可以1978年为界,分为新中国成立后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简要回顾

  自晚清洋务运动兴起之后,歌德作为德国精神和文化的标志性人物,通过辜鸿铭、王国维、鲁迅、马君武等人的译介和评述进入了国内知识界的视域,其汉译作品及研究数量之众多、思想流布之广泛、介入中国文化之深入,在德语作家中无出其右者。歌德最重要的作品《浮士德》更是为当时一流学者所重视:1901年,辜鸿铭便将《周易》乾卦爻辞“自强不息”与《浮士德》精神相提并论;而1904年,王国维又在《〈红楼梦〉评论》中将浮士德博士之痛苦、寻求解脱之途径与贾宝玉作对比,赞歌德《浮士德》为“欧洲近世文学第一者”。

  歌德作品的经典化历程在德国本土发端于19世纪中期,在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达到高峰,具有官方背景的歌德协会(Goethe Gesellschaft)成立,谢勒尔(Wilhelm Scherer)等人创立了歌德学,其弟子施密特(Erich Schmidt)对歌德著作和生平进行了系统搜集、校勘和考证,主持完成了133卷魏玛版《歌德全集》(1887-1919年)。20世纪上半叶,以狄尔泰(Wilhelm Dilthey)、贡多尔夫(Friedrich Gundolf)为代表的精神哲学和形而上学的歌德论述成为学院研究中的主流,也间接影响了当时正在德国学习的冯至和宗白华。

  “五四运动”时期,译介和研究歌德的工作得以系统展开,宗白华、郭沫若和田汉以讨论歌德为中心的书信集《三叶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以及郭沫若所译的歌德小说和诗歌,在知识青年中引发了广泛共鸣;1922年和1932年举行的歌德忌辰纪念活动又在文化界掀起了持续的“歌德热”,论文集和歌德评传便有六种之多,其中周冰若(辅成)、宗白华主编的《歌德之认识》(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展现了民国时期歌德研究的整体水平,论者来自各个专业领域,论题涉及歌德思想和生平、歌德小说和诗歌专题、歌德与英德法中各国文学、歌德与孔子等各方面,蔚为大观。

  到1949年,歌德的代表作大都已有了中译本,对于歌德剧作的译介也已初具规模。《浮士德》有多个译本,以郭沫若的译本最为著名,《史推拉》、《克拉维歌》、《艾格蒙特》、《铁手骑士葛兹》、《兄妹》也已译出。在各种欧洲及德国文学史中,皆对《浮士德》为代表的歌德戏剧有相当篇幅的介绍,关于《浮士德》的论文亦不鲜见,且涉及文本、电影、戏剧表演等各个领域。国内学界对德国的歌德研究并不隔阂,曾留学德国的宗白华、冯至、陈铨在论述中都有所引述③;也有欧美和日本学者的歌德研究被译介过来,单是论歌德戏剧,便有李辰冬译巴黎大学德文系教授李诗滕贝格(H.Lichtenberger)的《浮士德研究》(《文艺先锋》,1943年第3卷第1、3、4、5期,1944年第4卷第2期)、李勋卓译皮·沃尔的论文《歌德戏剧中文艺复兴与Baroque文风之影响》(《矛盾月刊》,1934年第3卷第1期)等文发表,中国“浮学”在发端之初所具有的开阔视野和转益多师的开放心态值得赞许。

  解读《浮士德》方式的不同体现了论者的关怀和志趣所在。一方面,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启蒙救亡是主流:例如,张闻天期望用浮士德“自强不息”的人生观警醒“保守的,苟安的”中国民众;陈铨主张用狂飙突进的“浮士德精神”改变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另一方面,不少论者将浮士德视为歌德的替身,探讨其思想史意义,例如宗白华认为浮士德“一生的内容就是尽量体验这近代人生特殊的精神意义,了解其悲剧而努力以解决其问题”。

  冯至的《歌德论述》(南京正中书局,1947年)是中国第一部歌德研究的个人专著,他将歌德思想总结为“蜕变论、反否定精神、向外而又向内的生活”。冯至20世纪上半叶曾在海德堡大学亲炙著名的日耳曼学者、歌德专家贡多尔夫,抗战期间随西南联大迁居昆明后,潜心研读歌德原著,《歌德论述》集其多年研究所得。其中两篇论文系统考察《浮士德》里的魔鬼和“人造人”形象,以形象研究带起思想史研究,以小见大、言微意深。冯至在前言中称“紧紧‘把住’这部大著作”,不求“创见,只求没有曲解和误解”,虽是自谦之语,但这种以透析文本内涵为主旨的研究策略,引经据典、细密深入的论证方式,显然得益于其留德期间系统的德国语文学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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