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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现代大学精神尺度的“哲学之士”
2015年04月08日 11:31 来源:中国外国文学网 作者:叶隽 字号

内容摘要:

1789年5月26日晚6点,在耶拿大学,年及而立的席勒进行他为人师者的首次演说,题为:“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有关“普遍历史”的概念涉及到整个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德国理念”,关系重大,这且按下不论;此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演讲中,席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之徒”(Brotgelehrter)与“哲学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这一区分向度,揭示了现代学术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不仅富含德国意味,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对当代世界来说,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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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89年5月26日晚6点,在耶拿大学,年及而立的席勒进行他为人师者的首次演说,题为:“何为普遍历史及普遍历史何为?”(Was heißt und zu welchem Ende studiert man Universalgeschichte?),有关“普遍历史”的概念涉及到整个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德国理念”,关系重大,这且按下不论;此处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这场演讲中,席勒提出了针锋相对的一组概念:“利禄之徒”(Brotgelehrter)与“哲学之士”(philosophischer Kopf)。这一区分向度,揭示了现代学术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这不仅富含德国意味,而且具有普遍意义。对当代世界来说,尤其如此。

  在歌德的推荐下,席勒出任耶拿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无薪)。这在当今功利时代之中近乎难以想象,虽说“为稻粱谋”并非那个时代的主流,但如此不介意收入状况,仍需要一种勇气。没有一种理想者的姿态,确实很难做到。正是在这样艰难坎坷的处境中,席勒坚持着自己的人生之路,并发展出自家的大学理念,不但对“德国精神”有所阐发,也是日后成为世界典范的德国古典大学观的重要组成和源泉。因为,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在耶拿时,就曾与席勒过从甚密,深受其影响;而洪堡的大学理念,也深刻影响到后来德邦的莘莘学子,包括20世纪初期留德的蔡元培。

  其实,早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蔡元培就已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学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实际上,这一说词就是要求学子明确自己的位置,不可做“利禄之徒”。所谓“天下滔滔,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在求官致富的时代潮流中,仍固执地坚持自己的原则,虽说未免近于迂腐,但也真正地显示出人之为人,原来可以有自己的价值与尊严。在我看来,“哲学之士”乃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大学之精神尺度。它不但适用于昔贤的自我激励,也同样适用于当代的大浪淘沙。当世界学术场域都几乎一无例外地以美国为标准的时候,我们有必要重温德国古典一代的精神理念,包括其现代大学理念。

  滔滔天下,衮衮诸公,试问有几人敢面对席勒的追问,慨然曰:“吾乃哲学之士。”

  第一流的学者,是否可以直面这样的问题?而舍却求官致富的目标,人类的普遍生存是否还可能有别样的意义?我们该当如何给生命赋予意义?

  学者之流,所求者为何?有所谓“求真”之说,或曰“真、善、美”,至后人又有所谓“求趣”之说。那么,人类之追求与学者之追索,究竟在何样的交叉点上可以共汇?或许,我们不得不再次回到德国古典时代那激动人心的岁月,费希特就给我们明确地界定了人类各群体中“学者的使命”(Einige Vorlesungen über 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他毫不犹豫地指出“学者就是人类的教养员”[1],他要求学者不但要能“在一切文化方面都应当比其他阶层走在前面”(der in allen Stücken der Cultur den übrigen Ständen zuvor seyn soll),而且“应当代表他的时代可能达到的道德发展的最高水平”(die höchste Stufe der bis auf ihn möglichen sittlichen Ausbildung in sich darstellen)[2],学者应当树立起与普通人一样的最终目标“提高整个人类道德风尚”。所以,费希特斩钉截铁地表态说:“我的本分就是把我这个时代和后代的教化工作担当起来:从我的工作中产生出未来各代人的道路,产生出各民族的世界史。这些民族将来还会变化。我的使命就是论证真理;我的生命和我的命运都微不足道;但我的生命的影响却无限伟大。我是真理的献身者;我为它服务;我必须为它承做一切,敢说敢做,忍受痛苦。要是我为真理而受到迫害,遭到仇视,要是我为真理而死于职守,我这样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我所做的不是我完全应当做的吗?”[3]

  看啊,这就是学者,这就是人类生活中毅然有所担当的“哲学之士”。这让我想起了中国士人的优良传统,梁漱溟曾说“吾曹不出而如苍生何”×?现今观之,虽未免有过于自矜之意,但其敢于担当的主体意识还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不过,诚如费希特所意识到的那样:“学者影响着社会,而社会是基于自由概念的;社会及其每个成员都是自由的;学者只能用道德手段影响社会。学者决不会打算用强制手段、用身体暴力去迫使人们接受他的信念;对这种愚蠢行动,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不屑一提;但是他也不应当把他们引入迷途。”[4]这里将学者的社会功用作出明确的学理规定,是有其值得思考的一面。这对我们传统那种将“社会情怀”和“政治介入”混为一谈的思路有提示和纠正意义。

  在我看来,哲学之士,应以真理之追索为生命标的;以理想之诉求为人生航标。造就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这意味着我们应当有作为人类精神守护者的自觉意识,人类之作为人类者,最善良的品质的最大限度的发扬,并惠及四灵环境,这才是真正的哲学之士该当承当的文化使命。

  哲学之士,应是这个世界最优秀的大脑,最善良的心灵,最纯美的形象(道德意义上)。他们也许也犯错误,他们也许有些迂腐可笑,但他们始终都是最为可贵的人,有最纯洁的品德,有自我的反省,有一颗婴儿般真诚的心灵。正如歌德所言,他应当是“人性之中的至人”,他应当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应当尽可能地在举世滔滔中坚守自己的原则,维护人类伦理的价值。在马克思那里,他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在孔子那里,他应当是真正的“贵君子而求圣贤”;在耶稣那里,他应当具有“救世主”的勇气和毅力;在佛陀那里,他应当具有“舍己救人”的担当情怀。

  但这些大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形象”,多半成为一种标杆,或理想中的“虚幻偶像”。难有真实的血肉可以触摸。而“哲学之士”则不然,他给我们以一种极为真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尤其是,席勒自己,通过他艰辛坎坷的生命历程,造就了一幅这样的人格理想图。

  不仅是中国需要,就是在当今的整体世界学术场域里,可能都面临这样的问题。韩国学者被揭发出造假现象,造假可以理解,可是为何造假却是值得追问。美国学术毫无疑问居于当今世界学术的中心位置,这也不仅是当今中国人(尤其是留美归国居于领导地位者)一家捧之奉之的情景,同样的剧情也在世界各地上演,甚至包括美国人的昔日模范——欧洲诸国(包括德国),但它没有起到当年德国学术被天下景仰时候的那种示范意义,为什么?当然我们不否认,美国大学/学术在当代世界是处于领先地位,可美国学术有那么强的文化生产能力,为什么会让人总觉得它缺乏根基呢?我们要追问的是,事实如此,就是对的吗?

  虽然希图“和平崛起”,但就“中国威胁论”而言,排除了各种因素的干扰,即便从客观地立场来看,中国现在还远没有资格去“交接霸权”。一个真正能担负起世界责任的大国,仅仅有经济的崛起和强大是不够的,而只有在文化、精神气度上的原创性和海纳百川的胸怀, 才会使我们能更好地“面对世界”。法国人会问,“中国准备好了吗?”我想我们必须理性地回答,“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而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有这个自觉意识,我们现在必须开始准备。这种准备,首先是在知识精英的层次。而要做好这种准备,首先就需要这些精英人物(如果他们自诩也是的话)扪心自问,我是哲学之士,还是利禄之徒?

  也许我的追问过于理想,所谓“水至清则无鱼”,谁又能敢说他毫无现实生存的需要,没有“为稻粱谋”的顾虑?但请注意,哲学之士并非生来圣贤,但他能够时时拷问自我之良心,面对自己精神世界的疲软和衰颓,始终不曾枯竭求进向上的善良意志。

  其实,席勒并非受过严格学术训练的专业人士,他之所以能提出如此深刻的学术伦理命题,正可见出学术并非“空中楼阁”,而是与人之社会现实生存密切相关的一种“必要修养方式”。我们也知道,席勒终身在为稻粱而忧虑、而筹谋,与终身无虑于物质基础的歌德不同,席勒之颠沛流离、英年早殇,正是因了他始终不得不为现实的物质生存而奔忙的制约。可即便上天如此“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却仍未将其变成一个利禄之徒,而正相反,铸就了他作为最为典范的哲学之士的资格。要之,则因席勒始终保持了自家心灵的澄净,这是“哲学之士”概念的必有之义。这样说,不是陈义太高,而是设定一个伦理底线。

  虽然时间已跨越过四个世纪的光阴,但昔贤的论述却日益灼射出其灿烂的光辉。当现代大学的光环随着美国的“中衰”现象而黯淡。那么,我们究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传统,是否确实需要认真地反思?纸上苍生,也未必不重于千钧啊!

  大学的哲学系,其实最应培养哲学之士,但察其事实,亦未必然。其实,一所大学,也未必全都是哲学之士,但哲学种子,却是必须应当播栽下去的。当功利的喧嚣,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时,我们究竟该当如何选择,自己前行的足迹?或者,我们可以说,哲学之士诞生于现代大学是一途;另一途又何方招徕哲学之士进入现代大学,使得现代大学,真地不负大学之誉。

  现代大学,如何能够成就自身的现时代辉煌呢?那么,何妨就让我们以这一最简单的标志来略作衡量,你的先生中有这样的哲学之士吗?无论教授头顶有怎样的耀眼光环,是院士还是诺奖得主,他敢自信地说一句我是哲学之士吗?

  我们危机重重,我们殚精忧思,我们还能否寻得“心灵的澄净”,如海德格尔所言,“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可仍逃不掉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担起自己的职责?在这个时代里,还能否存在“哲学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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