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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圈视野下的朝鲜半岛《诗经》学研究
2018年09月29日 08:35 来源:《文学遗产:中文版》 作者:付星星 字号
关键词:汉文化圈;《诗经》学;朝鲜半岛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朝鲜半岛《诗经》学的发展,足以践行《诗经》研究中的“汉文化圈概念”:其一,《诗经》学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国,更需要一个超越国家区域的研究视域,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东亚汉文化圈。在汉文化圈视野下,朝鲜半岛《诗经》学总体上呈现出以朱熹《诗集传》为中心的研究格局,但是又与本国的学术思潮紧密结合,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朝鲜半岛《诗经》研究发生新变,呈现出丰富的《诗经》学内涵。本文拟以古代朝鲜半岛《诗经》学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窥探汉文化圈视野下《诗经》研究斑斓复杂之一隅,梳理朝鲜半岛《诗经》学与中国《诗经》学同源异流的关系,抉发朝鲜半岛《诗经》学的特征、价值及意义。

关键词:汉文化圈;《诗经》学;朝鲜半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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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朝鲜半岛《诗经》学的发展,足以践行《诗经》研究中的“汉文化圈概念”:其一,《诗经》学研究不能局限于中国,更需要一个超越国家区域的研究视域,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东亚汉文化圈。其二,《诗经》学研究除了从时间脉络上做纵向的研究,还需要从地域空间上做横向比较的研究。其三,朝鲜半岛现存的以汉字书写的《诗经》学典籍是作为主流的中国《诗经》学的重要补充。在汉文化圈视野下,朝鲜半岛《诗经》学总体上呈现出以朱熹《诗集传》为中心的研究格局,但是又与本国的学术思潮紧密结合,在实学思潮的影响下朝鲜半岛《诗经》研究发生新变,呈现出丰富的《诗经》学内涵。

  关 键 词:汉文化圈/《诗经》学/朝鲜半岛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朝鲜半岛《诗经》学史研究”(项目编号14BZW025)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付星星,女,贵州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发表过论文《朝鲜时代儒者丁若镛<诗经讲义>谫论》等。

 

  古代中国在东亚处于文化宗主国的地位。汉文化在东亚各国的传播形成了以汉字为基础,从汉代逐渐开始形成的汉文化圈①。日本学者西嵨定生解释汉文化圈形成的原因及主要框架云:“‘东亚世界’是以中国文明的发生及发展为基轴而形成的。……随着中国文明的开发,其影响进而到达周边诸民族,在那里形成以中国文明为中心,而自我完成的文化圈。这就是‘东亚世界’。……这样的‘东亚世界’,是以中国为中心,包括其周边的朝鲜、日本、越南以及蒙古高原与西藏高原中间的河西走廊地区东部诸领域。……构成这个历史的文化圈,即‘东亚世界’的诸要素,大略可归纳为:一、汉字文化,二、儒教,三、律令制,四、佛教等四项。”②在汉文化圈内部,东亚各国在国家机构、社会秩序、社会道德上亦根据儒家思想为主要原则而展开,并具有共同的“感受方式、宗教的和道德的观念、知识的结构”③,形成一个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东亚文明。

  汉文化圈保存了大量域外人士用汉字书写的典籍。这些典籍是中国文化在域外的衍生,是汉文化的组成部分,是研究中国文化的重要参照。朝鲜半岛《诗经》学典籍从文献上属于陈寅恪先生所谓的“异族之故书”,它们承载了朝鲜半岛对中国传统文化吸收、继承与创新的历史,是作为主流的中国《诗经》学的重要补充。研究朝鲜半岛《诗经》学,是将《诗经》置于汉文化圈这一广阔的学术背景之下进行研究,有助于拓展《诗经》研究的边界,呈现中国文化对异域文化的影响图景。

  朝鲜半岛《诗经》研究既深受中国影响,又具有自身特色。朝鲜半岛《诗经》研究起步较晚,大部分《诗经》学论著于17、18纪才开始涌现出来。从历史的进程方面来说,此时已经是朝鲜时代中后期。但是此时朝鲜《诗经》学的发展才刚刚起步,所以,对于朝鲜半岛《诗经》学的分期,不能单一地与历史进程相比附,而是要尊重朝鲜半岛《诗经》学发展演变的客观实际。朝鲜半岛《诗经》学的发展兴盛与本国学术思潮具有紧密的联系。从学术思潮的演变来划分朝鲜半岛《诗经》学,可看出总体上呈现出以朱熹《诗集传》为中心的研究格局、实学思潮影响下的朝鲜半岛《诗经》学新变、汉代《诗经》学传统的回归与延展。另外,朝鲜半岛《诗经》学还具有《诗经》启蒙教育与学术研究相融合的特征。

  本文拟以古代朝鲜半岛《诗经》学文献作为研究对象,窥探汉文化圈视野下《诗经》研究斑斓复杂之一隅,梳理朝鲜半岛《诗经》学与中国《诗经》学同源异流的关系,抉发朝鲜半岛《诗经》学的特征、价值及意义。

  一、以朱熹《诗集传》为中心的朝鲜半岛《诗经》学

  13世纪末,朱子学的传入促进了朝鲜半岛《诗经》研究的兴起。朝鲜半岛《诗经》研究的兴起与发展主要集中在李朝时代(1392-1910),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诗经》学著作有七十余种,基本上都呈现出以朱熹《诗集传》为中心的特点。《诗集传》获得了比在中国更为尊崇的地位。

  《诗集传》在朝鲜半岛独尊地位的确立与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发展与接受有密切的关系。据《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记载:“(小兽林王)二年(372)夏六月,秦王苻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供方物,立大学,教育子弟。”④可知,朝鲜半岛系统接受儒家思想当在公元372年左右⑤。新罗统一高句丽与百济后,积极推进儒学的发展,于神文王二年(682)立国学机构,研习《周易》《尚书》《毛诗》《礼记》《论语》《孝经》等儒家经典⑥。高丽朝奉佛教为国教,佛教在思想信仰上占据主导地位,儒学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⑦。儒学在高丽朝的作用主要在于伦理教化与政治实践方面,重在维护权力阶层的势力。此一时期朝鲜半岛学者对于儒学本身的学术研究甚少⑧。

  高丽末期,佛教逐渐丧失拯救国家,维系民心的作用,朝鲜社会在思想上需要新的文化资源。排斥佛教的文官安珦(1243-1306)在高丽忠烈王(1236-1308)的支持下于1289年出使元朝,并于次年将《朱子全书》带回朝鲜,这是朝鲜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朱子学的传入对朝鲜社会的变革起了决定性作用,“形成了韩国儒学史的新基轴,而且开辟了整个思想史的新纪元”⑨。安珦、白颐正、李齐贤、李樯、郑梦周等学者将朱子学作为排佛的思想武器。李氏王朝推翻高丽王朝后,以郑道传、权近为中心的勋旧派大夫,承担起构建新王朝政治制度的历史性重任;以李退溪、李栗谷为代表的士林派,从伦理、道德、哲学、政治等方面进一步发展了朱子学,将朱子学发展成为统摄道德伦理与政治理念的宏大思想体系,并实现了朱子学在朝鲜半岛的本土化。

  朱子学在李朝占据思想界之统治地位,朱熹对于经典的阐释亦成为学术研究中的权威著作。表现在《诗经》研究上,《诗集传》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参考书。它是《诗经》传播的主要典籍,也是朝鲜王朝经筵讲《诗经》研习活动中极为重要的参考资料。朝鲜学者通过对《诗集传》的诠释与接受,形成了以《诗集传》为中心的《诗经》传播系统,这是朝鲜半岛《诗经》学的主流。这些主要《诗经》学家及著作有:权近(1352-1409)《诗浅见录》、李滉(1501-1570)《诗释义》、林泳(1649-1696)《诗传读书札录》、李显益(1678-1717)《诗传说》、金龟柱(1740-1786)《诗传札录》、李书九(1754-1825)《诗讲义》、金羲淳(1757-1821)《诗传讲说》《诗传讲义》、赵得永(1762-1824)《诗传讲义》、李埈(1821-1853)《诗六义讲说》、朴宗永(?-1875)《诗传经旨蒙解》、朴文镐(1846-1918)《诗集传详说》《枫山记闻录——经说·毛诗》、佚名《诗义》等。朝鲜半岛以朱熹《诗集传》为中心的《诗经》学著作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朱熹《诗集传》的极度尊崇与再度阐释,二是对朱熹《诗集传》义理化的延续与展开。

  (一)对朱熹《诗集传》的极度尊崇与再度阐释

  朝鲜学者主要是通过对《诗集传》的再度阐释来传达《诗经》学观点,呈现出独尊《诗集传》的研究态势,这种研究态势的开创者是权近。权近,字可远,号阳村,是朝鲜时代初期致力于接受、转化朱子学,并努力建构以朱子学为主的王朝学术体系的学者。这种学术思想体现在《诗经》研究方面即是尊奉并阐释朱熹《诗集传》。《诗浅见录》很少征引《诗集传》之外的《诗经》学著作,旨在树立《诗集传》在朝鲜《诗经》阐释上的典范地位。

  权近阐释《诗集传》,特别是他对《诗集传》中看似矛盾的释义的疏通解释,极可见他确立《诗集传》权威地位的学术理念。如朱熹在《关雎》《葛覃》及《周南》末的论述有看似矛盾者,权近将其摘出并进行阐释:

  朱子《集传》于《关雎》,以为后妃性情之正,可以见其一端;诗人性情之正,可以见其全体。于《葛覃》引《小序》“以为后妃之本”,则似以《葛覃》为重。又以为《关雎》“举其全体而言”,《葛覃》《卷耳》《樛木》《螽斯》“皆指其一事而言”,则又以《关雎》为重。且前则以《关雎》为后妃性情之一端而诗人之全体,后则以为后妃之全体,其言前后不同,何也?⑩权近指出《诗集传》在《关雎》《葛覃》与《周南》末三处的解释不同:一是《诗集传》于《葛覃》篇引《小序》“以为后妃之本”,与《关雎》相较,则易产生“似以《葛覃》为重”的理解。二是在《周南》末所言“《关雎》,举其全体而言也。《葛覃》《卷耳》,言其志行之在己。《樛木》《螽斯》,美其德惠之及人。皆指其一事而言也”(11)。则“又以《关雎》为重”。三是《诗集传》在《关雎》篇言“后妃性情之正固可以见其一端矣。至于寤寐反侧,琴瑟钟鼓,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则诗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见其全体也”(《诗集传》,第2页)。《诗集传》在《周南》末言《周南》篇首五诗,“皆言后妃之德。《关雎》,举其全体而言也”(《诗集传》,第7页)。权近认为朱熹“以《关雎》为后妃性情之一端而诗人之全体,后则以为后妃之全体”,前后表述不同。权近找出《诗集传》中前后表述不一致处,并对这些地方进行详细的分析,发掘《诗集传》的深意:

  《关雎》,泛言后妃之德,宜配君子。《葛覃》,后妃所自作,可见其德之实,其所以宜配君子者,以其有是德也。故《小序》以为后妃之本。然《葛覃》勤于修妇职,《卷耳》专于事君子……是皆指其德之一事也。《关雎》不偏主于一事而总言以美之,是举其德之全体而言之也。若因雎鸠挚而有别,可见后妃性情之一端者,朱子特言本篇之余意耳。至诗人则极其哀乐而皆不过其则焉,以哀乐之具而可见性情之全体也。《集传》前后互相发明,无余蕴矣。(《诗浅见录》,第7-8页)

  权近综合《诗集传》前后之言,认为《葛覃》美后妃勤修妇职,其德之实乃后妃之本,但本篇仅就德之一者而言之。《关雎》不偏于一事,是故举后妃德之全体而言之。可见《关雎》较之《葛覃》为重。又《诗集传》所谓《关雎》“性情之一端者”是就雎鸠鸟“挚而有别”的特征而言。《诗集传》所言“诗人性情之正,又可以见其全体”,是就诗人在《关雎》哀乐之中所呈现出来的性情的全体而言。故《关雎》可见后妃性情之一端,后妃之德之全体,诗人性情之全体。权近赞扬《诗集传》云:“《集传》前后互相发明,无余蕴矣。”权近对《诗集传》中看似矛盾难以理解的地方加以解释,让《诗集传》的解释体系更为清晰,同时凸显了他尊崇《诗集传》的解释倾向。

  其他朝鲜学者研习《诗经》也多以《诗集传》为中心。如《诗传渼上经义》收录的是金元行与宋焕德、宪柱、廷仁等学者讲论《诗经》的言论。金元行等人围绕《诗集传》展开讨论。如《小雅·车攻》云:“徒御不惊,大庖不盈。”《诗集传》云:“不惊,言比卒事不喧哗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极欲也。……旧说:不惊,惊也。不盈,盈也。亦通。”(《诗集传》,第118页)(12)廷仁对此提出疑问云:“‘徒御不惊’,此句若从旧说,则是为徒御之惊也,何以谓文义亦通?”(13)金元行回答云:“以旧说则其意若曰‘岂不惊乎’?‘岂不盈乎’?文义则亦通,然终未若今注(《诗集传》)耳。”(《诗传渼上经义》,第322页)金元行的回答是对《诗集传》释义的维护。

  (二)对朱熹《诗集传》义理化的延续与展开

  朝鲜半岛《诗经》学家,如权近、李滉、林泳、金羲淳、李埈等人也是著名的朱子学者,他们的《诗经》研究延续了朱熹《诗集传》义理化的阐释倾向,某些地方又有进一步的展开与深入。

  林泳,字德涵,号沧溪,是朝鲜半岛著名《诗经》学者、朱子学家。林泳对朱熹《诗集传》的接受表现在肯定朱熹《诗集传》并继续从义理的角度阐释《诗经》。如《郑风·羔裘》首章“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之“命”字,历来注家有不同的解释,《郑笺》云:

  舍,犹处也。之子,是子也。是子处命不变,谓守死善道,见危授命之等。(《毛诗正义》,第291页)

  郑玄对于“命”的认识还是模糊的,没有具体的指涉。孔颖达在郑玄的基础上疏之云:

  言古之君子,在朝廷之上服羔皮为裘,其色润泽,如濡湿之。然身服此服,德能称之,其性行均直,且有人君之度也。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处性命,躬行善道,至死不变。刺今朝廷无此人也。(《毛诗正义》,第291页)

  郑玄对于“命”的解释,意思不明确,孔颖达以“性命”解之。性,即是性行均直;命,即是德。“彼服羔裘之是子,其自处性命”,意谓服羔裘之衣的大夫必须具有与此尊位相匹配的道德与品性。孔颖达以道德品性来解释“命”,指出“命”的具体内容为道德品性,但是对于“命”向道德品性的转化缺乏连接之处,因此也显得有些突兀跳跃。朱熹则以“理”来解释“命”,《诗集传》云:

  舍,处。渝,变也。言此羔裘润泽,毛顺而美,彼服此者当生死之际,又能以身居其所受之理而不可夺。盖美其大夫之词,然不知其所指矣。(《诗集传》,第50页)

  朱熹在郑玄、孔颖达的基础上继续分疏,以“所受之理”,即以义理来释“命”,呈现出《诗经》宋学的义理学特质。朱熹以“理”来解释“命”,“理”成为关合“命”与“性”的恰当表述。《诗集传》释义的一个特点即是简洁新颖,朱熹并未将其中的深意继续延伸,但是朱熹此处的解释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林泳强调并挖掘了朱熹以“理”解《诗》的深层内涵,其云:

  “舍命不渝”,“命”,《集传》以所受之理言之,其义甚精。命固有以气言者。此所谓命,似专指所受义理也。若以气言,则与安于义理者不同等。(14)林泳的解释是在理解并接受朱子义理学的基础上产生的,延续了朱熹以“理”解《诗》的哲学基调。“命”在朱子思想中是一个重要的范畴,朱子曰:

  然命有两般:有以气言者,厚薄清浊之禀不同也,如所谓“道之将行、将废,命也”,“得之不得曰有命”是也;有以理言者,天道流行,付而在人,则为仁义礼智之性,如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天命之谓性”是也。二者皆天所付与,故皆曰命。(15)在朱子哲学思想中,“命”兼具“理”与“气”,具有“命数之命”与“义理之命”的双重含义。“命数之命”,即是以气言之命,即气命。“义理之命”,即是以理言之命,即理命。牟宗三解释二者之区别云:

  凡以气言者,皆是命限之命,此可曰气命。凡以理言者,皆是命令之命,此可曰理命。理命是尽性之事,此是吾所能掌握者,此所谓义不容辞,责无旁贷者,此是性之所命汝必须为者,故只须尽之而已。……理命是积极者,在此言精进不息,言“先天而天弗违”,言“只此便是天地之化”。气命是消极者,在此言退一步,言总当撒手。(16)

  牟宗三关于“理命”“气命”的解释可用来解释此处《诗集传》的释义,即服羔裘之大夫能承担起天所赋予他的道德上的命令,即义理之命。这种命是无容推卸的强制性道德理念与道德责任,是作为“邦之司直”的道德主体的大夫对天理人伦的自觉担承。这种“命”非命运上的命限,不能委之于命运之气命,故朱熹认为《羔裘》诗的“命”为义理之命。林泳赞同并评价《诗集传》为“其义甚精”,同时,他以“命固有以气言者。此所谓命,似专指所受义理也。若以气言,则与安于义理者不同等”,林泳对朱子“命”的理气分疏,以及此处何为“理命”的缘由分析,传递出他对朱子哲学的熟稔程度及阐扬力度。

  《诗经》汉学与宋学是中国《诗经》学的主要学术类别。汉唐是汉学昌明的时代,尤其唐代《毛诗正义》的颁布,确立了《诗经》汉学的权威地位,终唐之世,罕有非议之声。宋代是“经学变古时代”(17),欧阳修、郑樵等开始怀疑《毛传》《郑笺》;朱熹《诗集传》问世,成为宋代《诗经》学的集大成之作。元代科举考试,将《诗集传》悬为令甲。明代,胡广等所编《诗传大全》,专宗朱熹《诗集传》。至此宋学压倒汉学,成为学术主潮,《诗集传》风行天下,而《毛诗正义》的影响力锐减。清代汉学复兴,尊汉学者又起来攻击宋学,争斗不休,势同水火。《诗集传》在中国《诗经》学史上只是属于《诗经》宋学的权威著作,不是整个中国《诗经》学发展的主流。但是朝鲜李朝尊崇朱子学,故朱熹《诗集传》在朝鲜半岛获得了比在中国更为尊崇的地位。朝鲜半岛《诗经》研究以尊奉、阐释《诗集传》为主要特色,并呈现出义理化的研究倾向,此种单一的学术构型与复杂多样的中国《诗经》学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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