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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彬:误解的对话与汉学三期 ——解读“顾彬现象”的一种历史思路
2014年01月27日 10:30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4年01月22日 作者:肖鹰 字号

内容摘要:我们知道,“国学”的确立,本身就是由中国学术应对西方学术的挑战而来,它是中国学术对自我传统的现代性确认。汉学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它的“非中国”的文化血缘,使它在“国学”面前,永远表现出“外来偏见”的身相,因而遭遇国学内在性的排斥。2006年,由于一家中国小报蓄意歪曲报道德国之声采访顾彬的内容(《德国汉学权威另一只眼看现当代中国文学》,德国之声中文网11月 27日),将顾彬具体指称三位中国女性作家的小说是“垃圾”,扩大为“顾彬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在中国媒体引发了“当代文学垃圾事件”。

关键词:顾彬;中国学术;对话;汉学家;偏见;卫礼贤;学者;冲突;批评;当代文学

作者简介:

  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对话中,汉学对于国学的意义始终是在一种冲突的语境中被解读的。我们知道,“国学”的确立,本身就是由中国学术应对西方学术的挑战而来,它是中国学术对自我传统的现代性确认。但是,基于文化内在的身份认同,“国学”无论在多大程度上因为现代性转换而“西化”,它仍然坚持着自我作为“中国学术正解”(因而是“非西方”)的身份主张。汉学是海外学者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它的“非中国”的文化血缘,使它在“国学”面前,永远表现出“外来偏见”的身相,因而遭遇国学内在性的排斥。

  出于传统树“正宗”、求“正解”的学术文化观,对于学术冲突,我们总是消极地理解和应对:回避冲突或取消冲突。李雪涛的新著《误解的对话——德国汉学家的中国记忆》(后称《对话》),以解释学的视野梳理近百年来德国汉学家的学术活动和人生轨迹:“避免将这些死的材料(汉学编年史材料)进行堆积”,“而是希望以今天对这些文本、人物、思想等的认知和体认为前提,将其激活。”在解释学视野下,任何文本的解释都是一个“没有正解”的误解(偏见)的历史性对话——解释者与文本的创造性对话。因为从“激活误解的对话”出发,《对话》一书不是以本土学者“正解”的立场去审视书中所论述的德国汉学家对中国学术的解读,而是致力于揭示和呈现德国汉学家在中国学术的现代运动中所面临的挑战和他们的应对——因此,汉学与国学的内在冲突被历史性地呈现出来。

  在《对话》中,李雪涛特别强调正面(积极)地看待“误解的对话”和“对话的冲突”。他说:“文本的真正意义并不存在于文本本身之中,而是存在于其不断被阐释之中。对于海外汉学家来讲,并不仅仅是处于文本产生的不同时代(即下文所提到的‘时间’距离),而且处在不同的地域(即下文所提到的‘空间’距离)。不同时代以及不同地域的海外汉学家对汉学文本接受的不确定性,正是中国学术作为一门世界性学问的生命力源泉。”显然,在处理汉学对于中国学术研究的意义的时候,在李雪涛看来,汉学家对于研究对象(中国学术)的时空距离,不仅不是障碍,反而成为参与中国学术创新的“外来优势”。

  凭借李雪涛积极看待“汉学偏见”和“误解冲突”的启发,我们可以在“误解的对话”这个主题下重新梳理汉学史运动中的中西学术交流。在此,我尝试提出“误解的对话”的“汉学史三期运动”:汉学第一期是“传教时期”,以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为代表;汉学第二期是“译介时期”,以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1873—1930)为主;汉学第三期是“批评时期”,以德国汉学家顾彬(Wolfgang Kubin,1945— )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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