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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高本汉的书想到的
2013年10月28日 20:12 来源:《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12月05日 10 版) 作者:半夏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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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本汉诗经注释》(上、下),高本汉著,董同龢译,中西书局2012年10月第一版,108.00元

  如此的标题,是由中西书局出版的“中西学术文丛”甲种第一辑中《高本汉诗经注释》一书引发的。

  高本汉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家,而且著名得很早。这位瑞典人在上个世纪利用汉语方言调查材料写出的《中国音韵学研究》,曾经在中国引起过极大反响。的确,以往我们认为,研究中国文化,没有本土生活经验以及语言文化背景等先天条件和滋养的洋人,总是比本土的人要隔。这自然是一种偏见。其实,如果从现代学术的建立原本就是根植于西方这一前提出发,许多问题也许就不成其为问题。而且,西方现代学术的研究点,并非有些人所以为的仅仅局限于西方,东方文明,非洲文明,中北美文明,一直为其所关注。并且,某些领域,譬如印度的历史,如果没有文明属地之外的研究,基本处于湮没状态。当然,能够跳出狭隘的自我视野,是需要眼光和勇气的。不过,起码从敦煌文明研究的case上,就有我们所必须承认的远逊于域外汉学研究的大不足。否则,陈寅恪先生那句著名的感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便无从着落了。

  依然回到高本汉。高本汉的研究触角并非局限于音韵学,也涉及语法、文字等,不过他最伟大的成就,还是在于音韵学。学术界承认的观点是,他最大的贡献,是把印欧比较语言学的构拟古形式的方法,介绍到中国来,使汉语音韵学除分类之外,在拟音上有了一套合适的方法和方便的工具。后来的音韵学著作,不论对他的观点接受与否,都离不开他的影响。也就是说,对于中国音韵学研究来说,高本汉是绝对绕不过去的一个。

  记得当年读研时曾翻阅他的音韵学著作,那时内地还没有他著作的中译本出版,到图书馆借到的,是油印的译本。不过那时的油印本,刻印十分漂亮,最关键的是,读了高先生的书,尤其对他根据方言材料所构拟的古音,总是令人产生拍案叫绝乃至绝望的心思:学术竟然可以做到如此美妙的境界。

  《高本汉诗经注释》最早由台湾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初版,而且译者是响当当的董同龢先生。董先生是著名的音韵学家,于方言研究卓有建树,由他来翻译高著,可谓名著名译,这样的本子自然是无疑的善本。

  由此,不妨有所联想。正如中西书局的《重版说明》里说到的,优秀的学术著作具有持久的价值。其实,相对于原创学术的出版而言,旧有学术著作的重版,更其具有意义。学术的研究,有些成就,其实是无法逾越的。这就像米开朗基罗的雕塑,舒伯特、贝多芬的音乐,以及中国古代青铜器、剑器等工艺制作,都是后人无法企及的一样。其实文明正是由许多无法再现无法逾越的人物和成就串联汇集而成的。就文明而言,往昔才是其价值所在。况且,五四前后的那些老前辈以及他们泽及的弟子们,就学问和建树而言,其实是后来人轻易无法企及的,说难以望其项背,算不上是讲究修辞的客套话。所谓旧有学术著作重版的更具意义,道理正在于此。

  当然,重版旧有学术著作,需要眼光和胆气。所谓眼光,无非是选择的得当。未必要成建制地堆积数量,要紧的是那些经历了时间的推移依然被学界中人保持敬意的学者和著作。中西书局注意吸纳学者建议,譬如本书即根据潘悟云先生的提示;同辑吴闿生著,蒋天枢、张培恒校点,亦属名著名校的《诗义会通》,则根据裘锡圭先生的提示。这样的做法,是足够聪明的。术业专攻,斯人慧眼,正是如此。

  至于胆气,是个说起来令人气短的话题。似乎有许多项目在为学术出版注资,也有许多以学术的题目而资金充足的项目,但论到学术的出版,尤其是并非原创的旧有学术著作的整理重版,却未必能够得到应有的资金支持。或许,这种重版本身,未必适合用所谓的项目来做吧。譬如中西书局的“中西学术文丛”,据说便纯粹由出版社自身,凭借对学术出版的良心和见识,从容做来的。这是颇不容易的事情。

  其实,学术著作自有其读者定位,是比较典型的分众模型。港台的小出版社,一般都会培育几千个固定的读者,定期发些书情单子,达到一定比例开印,就足够养活自己。由行政区划的建制派生而来的内地出版机构,一般会选择依托教材教辅做自己的生命线,而对学术出版尤其是旧有学术著作的重版,至多是从保存出书品种的意义,或者以项目为选择,不大容易形成线性的连续效应。虽然说如今的学者也难免俗,名校名导大约也不方便预答辩或开题活动结束后拒绝到餐饮门店100强之类的酒店消费,但买书对他们而言,终究还是作为读书人挣脱不开的情结和癖好,他们名下的课题经费,无疑属于学术出版市场化经营的标的。因而,建立一个学术出版的分众读者群,实际上就是一份可以随时扩展的开放式的“联络图”,对任何于学术出版有兴趣的出版机构而言,只需有心,并非难事。

  高本汉的书据说印刷了2000余册,听起来是个令人悲哀的数字。在一个人口和机构都十分庞大的地域里,即便人均阅读基数十分可怜,其实仅仅馆配一项就养活了偌多中间商,遑论还有为数不少的学者和更广大的研究者的个人购买。诚然,这是一个出版机构早就习惯了的事实。悲哀和无奈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所能够做的,大约只有像中西书局那样,一点一点逐渐积累起学术出版的人脉,在领域里建立起自己的口碑。这样的口碑也许需要惨淡经营的耐心,但或许要比仅仅绑定学生用书完全依托政策层面的做法,更经得住市场的莫测变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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