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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渊源与文学价值:西方颓废派文学再认识
2020年07月15日 10:16 来源:《浙江学刊》2019年第2期 作者:蒋承勇 杨希 字号
关键词:颓废派;反自然;世俗化;内在化;工业化

内容摘要:颓废派抛弃了文学自然主义的科学视角与实证方法论,以波德莱尔的美学观念为遵循,主张以审美的眼光和自由的想象发掘灵魂深处的奥秘,以此拓进对人性的理解,探索重建西方精神秩序的可能。颓废派并非激进的社会行动派,而是阴郁的精神反叛者,其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体现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叛。“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对于被压抑的自由意志的伸张始终是文学“颓废”的精神内核,颓废派根底上恰恰是“反颓废”的。颓废派将现代人不自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法则和机械论宇宙观,并由此揭开了为布尔乔亚大众奉为圭臬的所谓“进步”信仰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本相。

关键词:颓废派;反自然;世俗化;内在化;工业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颓废派抛弃了文学自然主义的科学视角与实证方法论,以波德莱尔的美学观念为遵循,主张以审美的眼光和自由的想象发掘灵魂深处的奥秘,以此拓进对人性的理解,探索重建西方精神秩序的可能。颓废派并非激进的社会行动派,而是阴郁的精神反叛者,其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体现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叛。“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对于被压抑的自由意志的伸张始终是文学“颓废”的精神内核,颓废派根底上恰恰是“反颓废”的。颓废派将现代人不自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推崇的理性法则和机械论宇宙观,并由此揭开了为布尔乔亚大众奉为圭臬的所谓“进步”信仰的物质主义、功利主义本相。

  关 键 词:颓废派 反自然 世俗化 内在化 工业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9世纪西方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5ZDB08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蒋承勇,文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西方文学与文化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 310018;杨希,通讯作者,文学博士,浙江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关于颓废派之文学价值的争论,不惟由来已久,而且历久弥新。

  19世纪末,公众常常在内涵上将文学语境中的“颓废”与社会历史语境中的“颓废”混为一谈,将其斥为“退化、堕落”的低级文学趣味,甚至对颓废派作家发起道德谴责、人格羞辱和人身攻击。①这一时期,即便是那些对颓废派的先锋姿态与文学实验不无溢美之词的严肃评论家也往往不无谨慎地将其主要精力放在对文学“颓废”内涵的尝试性界定上,试图通过对文学“颓废”之审美内涵的界定,将文学“颓废”同社会历史领域中包含“退化、堕落”含义的“颓废”相区分,以此显露他们对颓废派文学价值的不同程度的肯定。

  20世纪,西方学界对颓废派文学价值的讨论在新世纪伊始的短暂寂寥之后不断升温,研究视角日趋丰富多元。迄今为止,在西方学界影响较大、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思路可以粗略地划分为如下三类:(一)从审察思潮关系的角度入手。例如,以马里奥·普拉兹(Mario Praz)、A.E.卡特(A.E.Carter)等为代表的学者从审察文学内部承继关系的角度出发,或是将颓废派界定为“浪漫主义的必然结果与后期表现形态”②,或是将其视为对浪漫主义的反拨③。又如,以大卫·威尔(David Weir)等为代表的学者从探究颓废派与19世纪诸种文学思潮的关系出发,认为颓废派文学之“颓废”表达既是“19世纪后半叶文学活动”的基础,亦是“帮助我们抵达文学现代性”的基石。④(二)从研究美学理念革新的角度入手。例如,以让·皮埃罗(Jean Pierrot)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颓废派的先锋实验将“艺术从它被预设的目的——对自然的忠实摹仿被认作最高准则——中解脱出来,因而构成了“古典美学与现代美学之间必不可少的分界线。”⑤(三)从解读风格创新的角度入手。例如,以琳达·道林(Linda Dowling)等为代表的学者将“语言风格上的独创性”视为颓废派的重要贡献,认为其实质上是对19世纪末传统语言体系的深刻危机所作出的一种积极的回应,目的是“赋予已经被语言科学宣判死亡的文学语言以一种看似自相矛盾的生命力”。⑥

  由于对“颓废”内涵的阐发以及对颓废派文学诸关键问题的理解至今仍争议重重,因而,对其文学价值的探讨便常常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情形。本文拟从追溯颓废派文学生成的社会—文化渊源入手,重新发掘颓废派的文学价值,其核心观点是:18世纪末以降,宗教领域的“世俗化”进程、知识领域的“内在化”转向以及社会领域的“工业化”转型,乃是西方颓废派文学得以生成的社会—文化渊源;由此三个面相,对颓废派所秉持的文学理念、文学趣味以及文学旨归的认知当可得到深化和拓展。

  一、颓废派与宗教领域的“世俗化”

  19世纪末,西方哲学家尼采的一句“上帝已死”震惊了整个西方思想界。事实上,消解基督教信仰在西方社会生活以及个体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的历史进程早在18世纪末就已开启。这一在西方文化史上举足轻重的剧变,通常被称为宗教的“世俗化”。自此以后,传统宗教中的那个处于先验世界中的上帝之权威逐渐陨落,传统的宗教信条和教义为人们——甚至是那些曾经无比虔诚的信徒——怀疑和摒弃。

  宗教“世俗化”进程的开启,意味着对旧秩序破败之后的新型宗教的寻求已然从以上帝为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自此,对人性本身的探索,尤其是对个体的内部世界中尚未被发现的那部分领域的探索便成为时代的必然要求。文学领域的颓废派很大程度上将这一时代要求视为其文学使命中的重要部分。——这也正是为什么波德莱尔被视为颓废派先驱的重要原因。⑦颓废派将探索自我内部世界的奥秘视为探索新型宗教的第一步。换句话说,他们认为,新的宗教秩序的重建需要以探究人性未知区域作为起点。

  的确,颓废派通常被认为是对一群持有特定创作倾向与美学理念的作家群体的称谓,而非某种宗教派别的称号。然而,倘若人们对18世纪末以降西方社会中“文学家”身份的转型有所了解,当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在上帝权威陨落、哲学领域内的正统观念走向衰落的19世纪,文学家的地位一度曾被拔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⑧,“诗人和小说家承担了以前属于教士的角色”,“为现代世界提供了绝大多数价值观念”。⑨由此,人们将看到,对“宗教”话题的关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密度出现在19世纪诸“非现实主义”文学艺术流派中,而颓废派正是“非现实主义”文学潮流中最为先锋的一脉。典型的颓废主人公——如《逆流》中的德塞森特——往往是执着的精神探索者,他们将个人自由视为最高价值,在困厄的现实境遇中苦苦寻求精神突围的路径;正是这样的形象内涵,西方学者才将颓废主人公定义为“形而上的英雄”⑩。在宗教“世俗化”的历史进程中,文学领域的颓废派与包括卢梭、卡莱尔、康德、施莱尔马赫等在内的思想家、哲学家共同致力于在传统宗教体系即将土崩瓦解之时探求一种新型的宗教,以重建西方社会的精神秩序。对颓废派运动中大多数杰出的作家而言,宗教始终是其文学表达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是理解其作品内涵的一把神秘的钥匙。(11)

  作为宗教“世俗化”进程中探索新型世俗宗教的一种努力,孔德的实证主义在19世纪欧洲思想界轰动一时,且影响深远。孔德将实证的方法论应用于考察和解释“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方面”,文学自然主义则很大程度上援引了孔德的主张作为其理论支撑,用科学—实证的方法剖析、解读个体的内心世界。实证主义乃自然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基石,而颓废派与自然主义文学——正如颓废派集大成者于斯曼与自然主义领袖左拉的决裂事件所暗示的那样——又有着直接而复杂的文学关联。因此,从实证主义出发,也许可以找到重新理解颓废派文学的新的入口。

  笼统地说,颓废派对个体内在精神层面——尤其是充满神秘色彩的非理性层面——开创性的探索与描述可以视为对宗教“世俗化”历史进程中孔德实证主义观念的反驳。(12)颓废派作家承认自然主义在刻画人物形象的技巧方面比之浪漫主义有所突破,但同时认定在挖掘个体心灵奥秘的方面左拉的所谓真实观及科学—实证方法则将自然主义引向了歧途。在颓废派看来,想象而非科学—实证才是抵达人性深层奥秘的精确工具。他们所推崇的想象乃康德及后康德主义者之所谓“人的最高能力”,它对于弥合“阻碍人之自由实现的现象界与本体界之间的鸿沟”起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因而,此种“想象”并非站在“真实”的对立面上;相反,它恰恰是对一种“内在的真实”而非“显而易见的可疑的‘真实’”的深挖与传达。这也正是不少西方学者将爱伦·坡定义为与波德莱尔同等重要的颓废派文学理论先导的关键缘由。在以马拉美、于斯曼、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I'Isle—Adam)、魏尔伦等为代表的法国颓废派(13)看来,坡以其伟大的想象力和精确的分析性思维达成了“在精神分析上的独创性,以及他对于存在于正常精神生活的边缘的所有情感和感受的重塑(recreation)。”(14)在坡的笔下,“想象力”成为“一种与宇宙一般法则的直觉性/本能的连通:它是一种介入到实践理性的观察中的纯粹理性的活动。基于这个事实,它因而站在所有扭曲现实(the real)的对立面上:假如它看起来与显而易见的真实(truth)相矛盾,那么这不过是为了用一种内在的真实(inner truth)替换它。”(15)

  颓废派对自然主义文学所信赖的孔德实证主义之科学—实证方法的拒绝与反拨,代表了19世纪末文学领域内致力于打破科学崇拜、发掘洞悉人性深层奥秘之可靠途径——想象——的一种富有价值的努力。(16)由此,颓废派走上了一条与自然主义截然不同的文学道路。于斯曼声称:“没有人比自然主义者更不明白心灵了,尽管他们自诩以观察心灵为己任。”(17)在小说《在那边》(La—Bas)的开篇章节中,于斯曼借小说家迪尔塔(Durtal)之口,将自己的文学探索表述为“精神的自然主义(a spiritualist Naturalism)”,(18)以之区别于左拉所秉持的偏狭的“心理的现实主义(psychological realism)”(19)。颓废派作家抛弃了为自然主义作家所运用的科学的视角与实证的方法论,转而以审美的眼光和自由的想象,发掘心灵深处的奥秘,以此拓进对人性的理解,探索重建西方精神秩序的可能。值得一提的是,颓废派的此种精神探索一定程度上发端于浪漫派。不过,两者间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典型的浪漫派崇尚自然,由此,其精神探索因从自然中获取的某种原始、野蛮、健康的力量而显得较为积极;而颓废派的核心理念则是“反自然”。从自然的母体中挣脱出来,不再信任自然与现实,而仅仅诉诸自身。由此,怀疑主义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与之一同出现的则是对自我的迷恋。

  二、颓废派与知识领域的“内在化”

  颓废派的文学探索可以视为19世纪西方知识界的“内在化转向”(20)趋势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具体呈现与必然后果。(21)美国学者弗兰克.M.特纳将此种转向称为“伟大的内在化”(Great Internalisation)。“由于这种转向,人们就开始了各种各样对内在、潜藏现实的探索与表达,而不再注重外部的真理。”(22)转向自我的内部世界,为人性深层奥秘的探索开拓了道路,也为19世纪文学作品中大量心理分析的涌现作出了解释。

  “内在化转向”意味着,在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上帝之间关系的审视与认知过程中所构建起来的那些价值评判与道德观念体系的权威性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与重构。具体到文学领域,则体现为,对于“什么是美”的认知从以“人与外部世界的种种关系”为出发点,转变为以“作为个体的人本身”为出发点,由以外部世界的种种“关系尺度”作为标准转向以个体内部世界的“人性尺度”为标准。由此,文学应该表现“真善美”的这一传统评判标准遭受质疑。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声言“美无关善恶”的“为艺术而艺术”理念在19世纪文学中的盛行,可以视为在知识领域被描述为“内在化转向”的这一时代趋势的必然后果;而从F.施莱格尔、诺瓦利斯、戈蒂耶、济慈等浪漫派作家创作中所彰显出的“美无关善恶”的理念发展到颓废派先驱波德莱尔的“恶中掘美”理论,仅是一步之遥。

  颓废派试图颠覆旧有的是非观,探索一种崭新的道德。贯通于典型的颓废派文学文本中的“震惊”与“反叛”策略,“震惊资产阶级(épater le bourgeois)”(23)的颓废派口号,以及王尔德、道生等颓废派作家所背负的“反道德”的污名,都是其执着于此种探索的有力证据。通过颠覆旧有的是非观,颓废派为进一步探究之前一直未曾被深入探索过的所谓“丑恶”的人性区域提供了可能,使人们能够以一种更为客观、理性(24)的方式探究人性深处的奥秘。

  “内在化转向”还意味着从混乱、喧嚷、污浊的外部世界撤退的冲动。就文学领域而言,整个19世纪文学见证了此种撤退的进程,而颓废派的“撤退”无疑是诸种文学中最彻底的——这当然与其所秉持的悲观主义世界观不无关系。如同长期关注“颓废”问题的叶芝所言:“要是一个人真正的生活被偷走了,他就得到别的地方去找它。”(25)然而,即便如此,人们仍不能就此认定颓废派的“撤退”行动是一种完全自我的、对社会漠不关心的选择。恰恰相反,他可能是全神贯注于时代问题的。在先验问题被悬置、上帝权威遭受重创的19世纪,主观主义、享乐主义、神秘主义等观念的盛行,使人们容易丧失价值意识。“在这样的时期,那些站立在时代潮流之外的人可能保留了对价值的感知力”。与此同时,从现实生活中撤退,某种程度上使得这些作家得以与时代的道德偏见或情感氛围相隔离,从而“能够保留一种相对中立的、人道的视野”。“他在永恒的外表下审视一切,这使他能够如实地看待他所在的时代,在真正的意义层面上评估时代的争论与偏见。”“这种相对隔离于时代感情的立场使他能够像中世纪时期教堂所能做的那样,给予受迫害者和受压制者以有效的帮助……这是一个合理而有效的撤退的目的……撤退可能是使一个人能够给予其同胞以帮助的最好方式。”(26)

  就此而言,颓废派并非是全然不关心现实生活的。尽管到世纪末,作家头上的“文化英雄”和“精神领袖”的光环似已遭遇滑铁卢,然而,从卢梭那里开启的知识分子的社会批判传统,并未就此断裂。在被称为“颓废派文学的圣经”的小说《逆流》中,于斯曼借由对德塞森特对自己隐居地的选址,暗示了世纪末颓废派作家的时代边缘者身份与心理定位:“……看到自己隐居得已相当远,在河岸的高处,巴黎的波浪再也不会拍到他,同时又相当近,因为遥遥在望的首都能让他在孤独中定下心来。”(27)既与污浊的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同时又密切关注其所处的时代与社会。与其他世纪末作家一样,颓废派也试图以己之力反思时代的弊病。重要的区别在于,与其文学老前辈浪漫主义不同,也与世纪末的其他文学派别有所区分,颓废派不是激进的社会行动派,而是阴郁的精神反思者与精神反叛者。其对时代的反思与批判并非体现在社会改良的层面,而是更多地体现在形而上的层面。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康德哲学探索的后继者,“反观自心,从内在体验寻找通向实在的路径以及更深的理解……希望通过这种内在探索找到一种方法,来联结主体与客体、现象界与本体界、外在生活之现实与内在生命之现实”,(28)以此为当下时代的精神浪荡子寻求精神归宿。基于此,人们才更能理解颓废派小说集大成者于斯曼在其代表作《逆流》发表20年后所写的一篇序文里所说的话:“一句话,只把这种形式用作一个框框,以便将更为严肃的内容纳入其中。”(29)从这个意义上说,颓废派亦以其文学先锋实验创造了崭新的文学创作理念。

  当然,在“内在化转向”的过程中,向个我的内部世界“撤退”的行动本身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某种负面效应。人的精力总是要求以某种方式向外释放,以维持生命的某种平衡;倘若精神拒绝将生命的精力投向外部世界,那么,在一种受限的生命状态中,生命的精力只能被迫“撤回”到狭小幽暗的自我内部世界的小匣子里。此时,一种向生活复仇的愿望被“挤压”出来,这其中同时深隐着对自我的惩罚、鞭笞,一种由愤懑的精神引发的自虐。无处投放的精力被困于自我的内部,这种携带着某种不满与愤懑的精力在强度上必然是猛烈的,甚至是扭曲的、变态的。就此而言,性虐(尤其表现为受虐狂倾向)与嗜好毒品很大程度上可以视为自我惩罚的外部表征。经由种种“病态”的自我惩罚,(30)精神的愤懑获得了某种释放,意志力得以短暂、激烈地爆发,成为其生命存续的救命稻草——尽管是极具毁灭性的孱弱无力的稻草。

  三、颓废派与社会领域的“工业化”

  与上述宗教领域的“世俗化”进程、知识领域的“内在化”转向几乎同时发生的社会—历史领域的工业革命,成为西方现代文明进程开启的标志性事件。工业革命在整个19世纪西方社会的迅速蔓延与推进,堪称对18世纪启蒙思想家之唯理主义思想、机械论宇宙观的极大肯定。在此种时代气氛下,掌握了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期以后——欧洲社会文化领域话语权的资产阶级自信满满,并坚信理性法则的广泛传播和运用、科学的蓬勃发展,必将创造一个美满的人类社会。然而事实上,早在工业革命的初期,现代文明中的一个巨大悖论已然显现出来:一方面,“个体自由”思想深入人心;另一方面,“工业化”所带来的机械化、规模化、专门化、标准化的基本生产—生活方式趋向于抹煞人的创造力,贬低人性价值,导致自我意识的泯灭与个体价值的虚无。

  “工业化”历史转型中的上述悖论为浪漫派文学中“忧郁”这一独特文学景观的出现作出了基本的解释:浪漫派文学创造出了无数“忧郁”的个体,这在之前的传统文学中是从未有过的文学景观。“忧郁”来源于“痛苦”,而“痛苦”则源于崇尚自由的个体在现代社会中“不自由”、“无价值”的生命体验。到19世纪中后期,伴随工业革命在西方世界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由“工业化”进程所开启的历史悖论之负面效应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由此,“痛苦”的个体体验便由愤懑的“忧郁”式的痛苦激化为病态的“颓废”式的痛苦。颓废派作家在其文学创作中集中呈现和反思的核心,正是现代人的此种心理感受与生命体验。

  以德塞森特为代表的颓废派作家笔下的典型颓废主人公常常表现出对于上述个体“颓废”体验的一种“精神—心理补偿式”的“病态”反叛。他们的种种反常行为常常体现为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31)所谓“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在研究中焦躁不安的好奇心,一种过于细微的精炼,一种精神和道德上的反常。”(32)尤为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居于颓废主人公诸多病态的反常行为之核心的,正是其“反自然”的审美倾向。这种审美倾向中隐含着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定,在贬低自然价值同时,确认了个体自由意志的崇高地位。如同用近乎苛刻的眼光挑选精致的艺术品装扮自己居所的德塞森特,这里体现的是压抑着的自由意志以一种有点神经质的方式得以释放——其对艺术品的迷恋毋宁说就是对其“自我”的崇拜。在这里,18世纪末萌芽的对人类个体自由意志的肯定堪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由此,我们可以说,颓废主人公的种种反自然的“颓废”行为从根本上说是“反颓废”的,因为现代人“颓废”感受的核心无疑是由个体自由意志的压抑带来的生命活力的湮灭,而颓废主人公的“颓废”,其精神的内核始终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意识”,一种对于被压抑的自由意志的伸张。而其反常和病态的生命状态,很大程度上只不过是由“向自我内部世界撤退”的行动所招致的一种负面效应。经由对颓废主人公形象的刻画,颓废派作家完成了其双重的使命:借对颓废主人公之“现代人”身份的刻画,颓废派作家将“对个体自由精神的压抑”这一工业文明进程中的负面效应具体、生动地展现出来;与此同时,借具有强烈自我意识的颓废主人公之“现代文化精英”的身份及其种种另类的精神实验,颓废派创造了文学意义上的崭新的“颓废”内涵,以之达成其“反颓废”的终极旨归。颓废派作家的如上双重使命造就了具有双重身份的颓废主人公。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颓废”的“现代人”而成为“反颓废”的“颓废英雄”。(33)

  典型的颓废派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始终围绕“个人自由”的理想展开,“自由主义”信念实乃造就其精神气质的内核。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中的颓废派,不过是浪漫主义的后期表现形态”(34)的这一基本论断不无道理。从这一理想信念出发,以波德莱尔、于斯曼、维利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I'isle—Adam)、道生等为代表的典型的颓废派作家站在呵护现代人个体自由精神的角度和立场上,对伴随工业革命的快速进展所产生的所谓“进步”信念发起挑战。在他们看来,为布尔乔亚大众奉为圭臬的“进步”信仰,使现代人陷入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泥潭,最终使自由的人沦为被操控的木偶。由此,他们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对此种虚假的“进步”观念表达了合乎逻辑的反抗。

  与典型的浪漫派相比,颓废派对现代文明中的“进步”观念的反叛显得十分另类。这些从污浊的现代社会中撤回自我内部世界的颓废派,惯常采取一种审美意义上的、形而上的反叛,而非社会现实层面上的反叛。就此而言,其“反自然”的审美立场则是此种反叛的主要表达方式。“反自然”的审美立场中包含了对与布尔乔亚大众虚妄的“进步”信仰相关的世俗价值取向的全面拒斥。在典型的颓废派文学文本中,这种拒斥突出地体现为对与布尔乔亚式的“健康”相对立的“病态”事物的痴迷。布尔乔亚大众很大程度上是健康、自满、积极乐观的时代精神的代名词,而颓废派则反其道而行,“培养了对于一切通常被视为反自然的或退化的事物,以及性变态、神经疾病、犯罪和疾病的迷恋”(35)。对于颓废派而言,它们充满神秘的诱惑力和美学意味,并且,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们非但绝不会受到那些个体意识淡薄的布尔乔亚庸众的珍视,反倒会被视为对其所信仰的所谓“进步”价值观的侮辱和挑衅。颓废派的此种反传统的文学策略如其所愿地在布尔乔亚大众群体中引发了“震惊”效应,他们遂被污蔑为“不健康的‘异类’、当下流行的文化疾病的携带者”。(36)

  对于工业革命以来现代人的种种“不自由”的生命体验与生存状态,颓废派将其产生的根源追溯到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所崇尚的理性法则和机械论宇宙观。在典型的颓废派文本中,颓废派作家经由对“滥用大脑”这一现代人特征的描述,揭示了传统理性法则的某种缺陷和弊病所导致的现代人自由意志的销蚀与生命力的衰微。在不少颓废派作家看来,现代人经由一种机械式的理性思维训练而拥有的高度精练化了的思维和语言,是“滥用大脑”的一种常见后果。它导致现代人维持着一种冰冷的“智力生存”。此种“智力生存”无法使现代人脱离浅薄,因为其本质上不过是带着“理性”面具的一种新的“无意识生存”模式,这种生存模式将消磨现代人的自由意志,使其沦为一种无生命的“机械反应装置”。在《西方的没落》中,斯宾格勒用厄运的发声描绘颓废大都市。其精辟论断与其说是“先见的预言”,不如说是“事后的总结”。(37)斯宾格勒对颓废派作品中所描述的现代人“滥用大脑”的如上负面效应作了精辟的理论化总结:

  与其他动物一样,人类的进步(advance)同样建立在对于生命律动的感知之上。从农夫式机智、天赋智力与本能直觉,发展到城市精神,再到如今大都市的智力(intelligence),人类文明无疑正趋向于持续的衰退。通过思维上的训练,智力替换了无意识生存。这种智力虽精妙绝伦,但却枯燥乏味,了无生气。(38)

  “滥用大脑”的另一种典型后果是,过度复杂的大脑足以凭借其复杂精细的想象获知现实的外部经验,致使人们在付诸行动之前,已然通过一场头脑风暴洞悉了行动的过程与结果,由此失却了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丧失了行动的欲望,继而陷入怠惰无力的生存状态。这暗示了“缺乏限制”的传统理性的肆意发展在个体身上彰显出的某种负面效应。颓废派感到,以唯理主义为基本原则建立的现代社会将使现代人退化为冰冷的“理性”机器,它使现代人经由思维上的训练成为一个聪明却无活力的怪物,最终在精疲力竭之后走向自我毁灭。就此而言,颓废派的探索一定程度上是对18世纪末卢梭(39)、康德、卡莱尔(40)、伯克(41)、柯勒律治(42)等人反思“理性”限度的继承。颓废派对作为现代文明之理论根基的唯理主义思想的反拨由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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