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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的“巴比特文学地图”与美国城市的空间生产
2020年07月01日 10:11 来源:《外国文学评论》2017年第2期 作者:张海榕 字号
关键词: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巴比特文学地图;空间生产

内容摘要:本文将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作为其《巴比特》等作品中人物活动的“想象空间”的“巴比特文学地图”置于空间生产批评和文学地图学的研究视野中,考察其中的泽尼斯城、办公大楼和近郊别墅参与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以此架构起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阶级化的空间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联系,进而挖掘刘易斯“巴比特文学地图”的特质及其文化意蕴。

关键词: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巴比特文学地图;空间生产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本文将美国作家辛克莱·刘易斯作为其《巴比特》等作品中人物活动的“想象空间”的“巴比特文学地图”置于空间生产批评和文学地图学的研究视野中,考察其中的泽尼斯城、办公大楼和近郊别墅参与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以此架构起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和阶级化的空间生产之间的深层逻辑联系,进而挖掘刘易斯“巴比特文学地图”的特质及其文化意蕴。

  关 键 词:辛克莱·刘易斯 《巴比特》 巴比特文学地图 空间生产

  基金项目:本文为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美国文学地理的文史考证与学科建构”(16ZDA197)的阶段性成果,并受河海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2015B13914)资助。

  作者简介:张海榕(1970- ),女,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博士,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英美文学及文化。

 

  1921年7月20日,辛克莱·刘易斯的妻子格蕾丝给出版商阿尔弗莱德·哈考特写信,强调她丈夫在着手写《巴比特》(Babbitt,1922)之前就已经画好了一整套的泽尼斯(Zenith)城市地图,因此“小说中的城市规模、市中心办公大楼、市近郊别墅等已经清晰地呈现在刘易斯的脑海里”①。但是,这些地图始终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直到刘易斯去世后,约翰·梅斐尔德1961年在作家书房参观时才偶然发现这套作家手绘的、系统的18幅地图,之后研究者海伦·巴彻勒经过仔细考证这些手绘地图的信息,将之冠名为“巴比特地图”(Babbitt Maps)②。“巴比特地图”的绘制不但为文学虚构增添了形象可靠的路标和现实砝码,也是小说情节得以展开和自圆其说的符号场,它是一面人物关系的显示屏,从而将叙事的内在逻辑前景化。③

  刘易斯为什么要刻意绘制“巴比特地图”?巴彻勒认为它们服务的对象不仅仅是《巴比特》,而是旨在“如巴尔扎克般建立一个统一的城市背景,为后续描摹不同的城市社群和社会阶层服务”(“Sinclair”:402)。确实如此,“泽尼斯城”成为刘易斯四部代表作即《巴比特》(1922)、《阿罗史密斯》(1925)、《埃尔默·甘特利》(1927)和《多兹华斯》(1929)的主要城市地理景观。不过,仅仅将“巴比特地图”视为城市背景或地图道具,既缺乏历史感,又太过抽象,忽视了刘易斯笔下地图的复杂性意图和地图与小说文本之间的内在关联及“图-文”的外在互动。

  对《巴比特》的传统文学批评一直将小说的人物塑造置于核心的研究位置,认为刘易斯通过讽刺方法揭露了二十世纪早期美国社会中的商业至上和市侩作风,成功塑造了“巴比特”——一个唯利是图、虚荣势利、偏颇狭隘的城市市侩的典型形象。④近年来,人文地理学进入文学批评的视野,法国思想家列斐伏尔基于“空间是一种社会产物”而提出“空间生产”的概念,认为空间生产是资本为了获得更多利润而采取的增值手段,以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统治。⑤在此思潮的影响下,《巴比特》里“近郊别墅住宅的开发”和“房地产行业的勃兴”等内容开始引起研究者们的关注⑥,而“文学地图”作为一种文学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方法⑦,将小说文本与地图有机结合,“旨在移植和借鉴‘地图’理论、方法与技术,以‘图-文’两大叙述语言系统的有机融合呈现和揭示文学地理空间的形态与意义,具有相对完整的图文结构与互文功能”⑧,因此具备兼顾《巴比特》“图-文”二者阐释的理论视角。鉴于此,本文将上述“巴比特地图”与《巴比特》小说文本相结合,并将此结合体定义为“巴比特文学地图”(Babbitt Literary Maps)⑨,考察泽尼斯城、办公大楼和近郊别墅参与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的过程。“巴比特文学地图”既是文本中的城市地理空间形态,也是刘易斯参与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的明证,更是作家想象中的空间生产的隐喻性载体。这一文学地图不仅例证了刘易斯文学想象的现实成分,也凸显了他安排和掌控情节的空间范围和文学路线,更激发了研究者的视觉想象。本文试图详细“观看”这三类城市地图在故事中的叙事性布展和隐喻性进程,借此考察刘易斯对美国城市化进程所持有的复杂的情感结构和理性认识。

  一、“巨大的泽尼斯”:美国城市的空间定位与空间圈层

  文学地图具有双重功能:既可以表征与某个作家、角色相关联的现实空间(如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也可以展示某个作家虚构的地域(如福克纳想象中的约克纳帕塔法郡)。因此,文学地图研究所关注的三大核心问题是:“它在哪里”、“它是什么样的”和“它意味着什么”。⑩泽尼斯城在哪?据刘易斯的传记作家理查德·林格曼考证,1921年评论家门肯曾建议刘易斯把泽尼斯定位为“美国的一个城市,非纽约或芝加哥这类的特大城市,它的人口总量大约在20万到50万之间,城市规模如同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市、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市、纽约州的水牛城或者是亚拉巴马州的伯明翰市”(11)。1922年上半年,刘易斯听从门肯建议,走访考察了中西部地区伊利诺伊州、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俄亥俄州的多个城市后(12),确定了他心中这个城市的名称(13)、空间方位和空间规模,并在第四幅“巴比特地图”中明确显示此城位于虚构的维尼马克州(the State of Winnemac)(14)。不过,细心的读者翻遍《巴比特》也无法说清楚泽尼斯的具体方位,更别提维尼马克州,只有城市人口的精确数——36.1万或36.2万(15),其余全是碎片式的地理信息——巴比特短途开会去芝加哥(详见《巴》:193)、长途旅行去缅因州(详见《巴》:107),期间还得从纽约换车(详见《巴》:115);一直到小说《阿罗史密斯》出版,“卖关子的”刘易斯才明确告诉读者:泽尼斯城位于美国的中西部地区,空间区域在芝加哥和匹兹堡之间。(16)可以说,泽尼斯城是刘易斯浓缩多个城市特点的“空间生产”,它既有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工业产业,也有刘易斯对1916年西雅图的社会等级制度和工人罢工的历史记忆,更有辛辛那提市的地形学(see Rebel:174)。其实,刘易斯模糊泽尼斯城的空间方位是“刻意所为”,原因有二:一是1920年他轰动美国的小说《大街》出版后,小说中描述的明尼苏达州的戈镇成了读者关注的焦点和热议的话题,为了让读者在下一本小说中将关注点转向人物巴比特,以示两本小说的区别,刘易斯有意淡化了泽尼斯城的区域性(17);二是刘易斯在接受采访时,曾就美国中西部下了论断:“唯有中西部才能真正代表美国,中西部人是真正的美国人,他们有自己的住房,送孩子读大学,推动历史的车轮前进。”(18)确实如此,小说发表后,“凡是头脑清醒的人都会看到,泽尼斯是天下少有的美国生活和繁荣的最好的样板”(《巴》:145)。中西部不同城市的商人争相例证泽尼斯城是他们生活的城市(19),一时成为美国文坛的“美谈”。

  马修·艾德里认为地图批评有两个基本向度:一个向内指向本体自身,另一个向外聚焦于历史语境。(20)为何人口基数成为刘易斯优选城市的重要依据?首先,城市人口基数是衡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史料显示,1790年美国城市人口只占5.1%,但1830-1860短短30年间城市人口增长了4.5倍(21),到1890年城市人口比重迅速提高到35.4%,即1/3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巴比特》的出版时间1922年,美国城市人口的比重已经达到51.4%。(22)所以,巴比特才自豪地说:“即使目前我们人口有三十六万一千;根据上次人口普查的结果,人口比我们多的美国城市几乎有二十个……纽约、芝加哥、费城仍旧会比我们大……”(《巴》:145)其次,城市人口的数量也是衡量城市生产力水平的一个重要参考标准。在1910年的人口统计中,美国首次将2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与周围10英里范围内的行政单元划定为“都市区”(Metropolitan District),以此作为衡量城市化水平、制定城市政策的依据。刘易斯将泽尼斯城置于“芝匹都市带”(ChiPitts Megalopolis Bolts)(23)的中心位置符合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的实际需求,该区域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最大特点是不仅生产功能十分突出,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重工业生产中心,同时与区域内各类工业城市组成了生产网络,城市规模递减较为均匀,一体化程度高,最终形成以中心城市为主干、中小城市为辅助的城市体系。(24)工业规模大,加上工业资本的高度集中,一方面使得生产资料和劳动力高度集中,另一方面也让城市空间生产变成了实现经济利益的工具、手段和媒介。

  刘易斯笔下的泽尼斯城正是这个产业链上的一座新兴城市,代表着美国城市的空间生产能力,城市的核心工作如巴比特所想是“去生产——生产——生产!国家需要的是生产,不是异想天开的玩意儿”(《巴》:13)。文中随处可见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一家工厂往往就有五千人在大玻璃、空心瓦和机器闪亮的车间里工作,生产出货真价实的商品,远销到幼发拉底河流域和南非草原。汽笛齐鸣致意,像四月的黎明那般欢快,替一个仿佛为巨人们设立的城市谱写出一支歌唱劳动的曲子。”(《巴》:1)

  泽尼斯城什么样?泽尼斯城作为小说的叙事起点,处于小说空间世界的中心位置,在第一章开篇,叙事者已经“急不可待”地向读者既呈现出泽尼斯城的“文字地图”图谱,又展示了一幅具有“社会想象力”(25)的“空间生产”的实践图景,粗线条地勾勒出泽尼斯城的现实模样:

  泽尼斯的高楼大厦在晨霭中拔地而起;钢筋水泥和石灰石的建筑凝重结实得像悬崖,却又精致得像银器。这些建筑并不是城堡或教堂,而是朴实美观的办公室大楼。

  在薄雾中,经过前几代岁月销蚀的建筑显得分外可怜:木瓦屋顶已经老朽的邮政局,带有红砖尖塔的、挤在一起的房屋,窗户又小又脏的工厂,颜色灰暗的公寓住宅。城里到处可以看到这些奇形怪状的建筑,但是整洁的大厦正把它们从商业中心挤出去,近郊的小山头上也出现了崭新的房子,供一些似乎充满欢笑和宁谧的家庭居住。(《巴》:1)

  从城市的具体形象来看,刘易斯在上述引文中首先演示了传统的“俯瞰”姿态下的城市素描:在这幅地图上,极端的事物被调和在一起——高楼大厦所象征的“雄心壮志”、破旧建筑所代表的“衰颓败落”和教堂所暗示的“江河日下”,阶级间的悬殊和建筑间的对立,众多老楼和新近侵入的郊区别墅成为物理空间的隐喻性表征。

  从城市的抽象意义上来看,泽尼斯城的文字地图竟然完全切合了刘易斯同时代的社会学家欧内斯特·伯吉斯提出的具有五个圈层特征的城市“同心圆模型”理论(26),只不过小说中这五个圈层的空间阶级秩序划分清晰、等级分明、纪律严明,很难实现跨阶级逾越:主人公巴比特的办公场所“里夫斯大楼”正处于第一圈的中央商务区位置,是他的“强盗船”(《巴》:19)。象征资本主义文明的摩天大厦属于各行各业成功的中产阶级商人们(经济利益获得者),他们的标准着装是灰色西装、玳瑁眼镜、编织领带、蛇头别针、雪茄点火器以及俱乐部小徽章,工作之余驾驶汽车往返于高尔夫球场、各种类型的俱乐部、商会、宴会和郊区别墅(详见《巴》:7)。第一、第四圈是他们日常的生活范围,在消费社会的布控下,他们的日子过得循规蹈矩,平淡无奇。第五圈的富豪们既属于政治权力的统治者(如银行行长威廉·华盛顿·伊桑),也可归类为城市“空间生产”的权力规划者(如掌控多兹华斯家族建筑公司的查尔斯·麦凯尔维和房地产投机商康拉德·莱特),他们在郊区“华丽”的别墅里深居简出,戒备森严,在豪宅中“客气而冷峻地、隐秘地”(《巴》:171)操控着这个城市的“空间生产”甚至国家的命运。第二、第三圈是出租房、贫民窟、工棚和妓院的聚集地,简陋、局促、拥挤是其空间的本质特征,这一空间环境既限定了城市贫民的物理空间,又破坏了私密空间应该具备的归属感和安全感。巴比特的大学同学保罗·里斯林夫妇就住在属于该阶层的“雷维尔斯多克路的一套公寓里,那个街区的公寓房子是泽尼斯最紧凑的,把床铺推进矮壁橱之后,卧室就变成了起居室”(《巴》:103)。在此居住的蓝领阶层生活压抑、沉闷,精神上下求索却始终不得解脱,难逃神经质和精神崩溃的命运安排——最好的例证便是小说结尾里斯林试图杀害歇斯底里的妻子齐拉而被捕入狱;此外,“在铁路以外的贫民区,一个找了六个月工作毫无结果的年轻人拧开了煤气,杀死了他自己和他的妻子”(《巴》:79)。此时城市的空间圈层不仅仅是现实生活的实体,也是社会等级的集中展示。由此看来,空间圈层从出现之初既是阶级划分的产物,也是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结果,如同列斐伏尔所言,资本主义“通过占有空间,生产空间”(27),生产并再生产社会关系,其目的就是为资本主义生产剩余价值服务。

  泽尼斯城意味着什么?刘易斯先借助巴比特驾车“行走”泽尼斯,“从他的日常生活之中去了解城市的生活实践”(28)。巴比特所经过的熟悉的街道、同心圆五大片区、工业区和商业区的边界、环形铁道的节点(29)以及象征着地标的商业区的高大门厅,都向他明确表示泽尼斯城是一座“巨大的”、“庞大的”城市:“真是庞大——大的东西都使巴比特肃然起敬:山岭、宝石、肌肉、财富或者大话。在这春光醉人的时刻,巴比特对泽尼斯有一种诗情画意的几乎是忘我的爱慕。”(《巴》:24)接着,刘易斯多次借助巴比特的视觉认知在小说书写中反复强化“巨大的”城市意象,并用相同的逻辑链紧密衔接如“高大的士兵”、“白色的火焰”、“高楼大厦”、“庞大的汽车站”、“庞然大物”和“迷人的城市”,从而加深这一“城市意象”(30)的同义表达。最后,刘易斯在小说情节上刻意安排巴比特四次远观城市、赞美城市,从而表达出作家对城市地理图谱的肯定性评价。在巴比特的眼中,“泽尼斯”不仅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还是“生命力”的象征。这既是小说人物巴比特对待泽尼斯城的态度,也是刘易斯的城市观。在未出版的《巴比特》前言中,刘易斯如此强调巨大城市的重要性:“从工业化的视角来看,泽尼斯城是伟大的(magnificent),全球一半产量的必需品如汽车、机器、面粉、铁轨、电气设备等等都是由泽尼斯这样规模的城市提供的,它们是神奇的(miraculous)、令人钦佩的(admirable)。”(31)理查德·林格曼查阅刘易斯书写《巴比特》时所做的笔记(32)后,也证实了作家的这一城市观,其中刘易斯写到:“我们有理由相信泽尼斯城是一个有趣的、与生俱来的伟大的城市——巨大的城市轮廓,形形色色的人,迷人与平凡共存,多个社会圈层共生(尽管每个圈层都有各自的标准)。”(see Rebel:176)小说中的泽尼斯市市歌唱响了作家的城市观:“美丽的泽尼斯,我们亲爱的城市,不论我们在何方,我们要为你争光,我们欢乐地歌唱,唱你的繁荣兴旺。”(《巴》:128)

  值得注意的是,乡村作为城市的衬托性景观被刘易斯刻意遮蔽,全书只剩下“卡托巴乡村”(巴比特的出生地),读者不但无法知晓其地理位置,也无法猜测其地形地貌、风土人情。究其原因,空间生产让城市成为生产中心,农村只附属于城市空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推动了城市化的加速进行,改变了城乡空间结构,创造了富有美国地域特点的现代城市地理形态,导致城市统治乡村,并最终造成城乡的严重分化和隔离,形成了城乡空间结构中突兀性“巨大的城市”的空间效果和垄断性,泽尼斯便是其代表。

  二、“银器”与“悬崖”:美国城市的空间界定与男性气质

  从大卫·哈维批判性的城市空间视角来看,城市化从来都是吸取剩余资本和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手段,它凭借不断创造和生产出的空间场所来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33)泽尼斯商业中心里斯夫办公大楼中的房地产掮客乔治·福·巴比特正是这一城市化运动的推手之一,“他不生产什么特殊的东西,既不制造黄油、皮鞋,也不写诗,但是在经营房屋方面精明能干,善于向人们推销他们买不起的房产”(《巴》:2)。换言之,办公室就是巴比特的“强盗船”,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城市空间的使用界定和空间分配,用现实的房地产语言编码了国家空间生产的空间逻辑。

  在“巴比特地图”中,画得最为详尽的就是三幅有关巴比特办公室的地图:一幅为“巴比特办公室周边”(第12幅),实际上是被星号标出的巴比特办公室所在的具体方位图(以第三街区为分界,南北方位各有四大公司为一组的、嵌套的空间规模);一幅为“巴比特办公室”(第13幅),详尽列出办公室中的所有陈设,甚至连沙发和椅子都清清楚楚,其中巴比特的办公桌坐北朝南,从这个位置可以透视整个办公室的任何一个角落,呈现出一组富含细节的、嵌套的空间规模;还有一幅(第14幅)是泽尼斯城房地产同业公会主席钱德勒·穆特的办公室透视图(呈现出六个办公室为一组的、嵌套的空间规模)(see “Sinclair”:401-407及附录“巴比特地图”)。由此可见,嵌套的空间规模是巴比特办公室的显性空间特征,而透视性是其隐性空间特征。在小说中,刘易斯对巴比特办公场所的空间描述几乎完全复制了上述三幅地图所承载的显性和隐性功能。

  正如福柯所说,“空间是任何权力的基础”,而“权力的空间化乃是现代社会规训操控的基本策略和方式”(34),小说中里斯夫大楼的“嵌套性”和“透视性”有其鲜明的空间权力表征。每一间办公室都通过隔间串联其他办公室,形成了相同格局的办公环境,这种一间后面连着数间的空间增值结构与第12-14幅地图上的空间格局几乎雷同,形式上类似迷宫,却在监控机制的安排下呈现出井然有序、等级分明的空间秩序,表现出一种空间知觉上的层层延拓。因此,巴比特那个用“半截安磨砂玻璃的橡木挡板隔出来的一个小间”(《巴》:26)可以从后面监视所有员工,外面大办公室里的一举一动都在巴比特的眼皮底下;反之,一旦巴比特进入员工们的场所,他也立刻意识到被监视的力量——“雇员们板着脸,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身上;麦高恩小姐从打字机上抬起头;班宁甘小姐越过账簿瞪着;马特·彭尼曼在凹式写字台后面伸长了脖子;斯坦利·格拉夫沉着脸,毫无表情”(《巴》:56)。

  何以会存在这样磨砂玻璃般透明无形却人人自危的权力威慑呢?其实,对于巴比特而言,办公室既是彰显其权威的手段和方法,又是一种规训与惩罚的策略,目的就是要“塑造”出对权威毕恭毕敬的臣服群体。但是,吊诡的是,巴比特在规训员工的同时也被同样的监视机制所规训,正如大卫·哈维所剖析的:人类很典型地创造了一个嵌套的空间规模的等级制度,在其中去组织他们的行为、理解他们的世界(35),结果却是“每个人都处在监视之下,在如此透明的空间安排下无处逃逸”(36)。在此意义上,办公室的空间生产既是权力建构的动力机制,又是其操控的必要条件,规训权力以监视机构的隐形方式,追求对监控对象持续的可视性。

  巴比特便是办公室监控机制下的“可怜的牺牲品”。表面上他是一位“令人艳羡的”成功的商界男人,善于辞令、争强好胜、能赚钱,“精明、时髦,几乎十全十美的现代化”(《巴》:54),但事实上,他的喜恶标准已经被消费社会按照男性气质要求给严格定义和充分布展:他喜欢“惬意、豪爽的男人的世界”(《巴》:3),身着“男子气概的绒布衬衫”(《巴》:4),常抽烟,但“没有烟盒”,只因“他认为带烟盒的人有点娘娘气”(《巴》:7);为了“充当硬汉”和所谓呼吸“新鲜空气”,巴比特还喜欢在卧室外的“回廊”睡觉(详见《巴》:2),一天中“最隆重的事是把回廊的床铺整理好”,身上盖着“象征自由和英雄主义”的“旅行毛毯”(《巴》:3);他厌恶“妻子和速记员的婆婆妈妈的小圈子”,尤其讨厌“他老婆的招呼声和听了会起鸡皮疙瘩的硬刷子梳头发的清脆的搔刮声”(《巴》:3)。种种细节表明,巴比特所认同的男性气质属于“霸权性男性气质”,他不自觉地认为“主动的、竞争的、拥有权力的、控制的、主宰的”(37)男性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然而遗憾的是,霸权性男性气质话语体系具有严重的排他性,它在强调勇敢、强硬、坚韧、进攻性和毅力等特性的同时,否定了男性个体的情感需要与表达,贬斥个体的同情之心与悲悯之心,把这些看作是女性气质的性别规范,从而具有非人性的特点。

  在霸权性男性气质的建构过程中,“男人需要不断依据这些规范检视自己的行为,从而在心理上实现同这一性别的身份认同”(38),可是,在这种自我检视的过程中,巴比特总是觉得“不带劲”,“整天觉得嘴里难受”,他自己也纳闷,“该做的事我都尽力做了:我养家糊口,弄了一栋好房子,一辆六缸的车子,办起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事务所,除了抽烟之外没有什么坏习气——事实上我已经在戒烟了;我参加教会;为了不发胖,经常打高尔夫球,只跟正派人交往,即使这样我还不满意”(《巴》:47)。

  刘易斯深知男性气质一方面赋予人一种面对压力、困难和艰险的勇气和精神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成为男性压力、焦虑和人格异化的一大根源,办公室大楼作为一组对峙的空间意象“银器”(silver rods)与“悬崖”(cliff),便预言着霸权性男性气质的矛盾性特征:一方面,巴比特将办公室大楼如银器般地“爱惜”,“在通常情况下,他赞赏办公室,为自己居然兴办了这个可靠可爱的机构感到惊奇得意”,不仅如此,“他把那座办公大楼看成是商业殿堂的尖塔,是使凡夫俗子肃然起敬的激情的信仰”(《巴》:10);但另一方面,他又如站在悬崖边似地“厌恶”办公室里“像浴室似的瓷砖地、赭色的金属天花板,硬粉墙上褪了色的地图,浅色的上了清漆的橡木椅子,漆成黄绿色的钢板桌子和文件柜,这里像是一个钢板小教堂,游荡和闹笑都是大逆不道的罪孽”(《巴》:26)。办公环境中的斑斓色彩(赭色、粉色、浅色和黄绿色)悄悄地暗示着“女性化”的工作氛围,揭示出巴比特“厌恶房地产生意的苦差事,讨厌他的家里人,从而也讨厌自己”(《巴》:3),最终屡次梦想“逃离”办公环境、“逃离”家庭、“逃离”社会责任。(39)

  让巴比特缺乏自信、想要逃离的原因是什么?造成他男性气质危机的根源是什么?从人类生活习性的视角来看,“奢侈、懒惰、过多地从事脑力活动、排斥体力劳动的生活习性最终会导致男性气质的缺失和‘过度文明化’”(40);而从城市空间的视角来看,“造成巴比特男性气质焦虑的一个主要原因正是办公大楼的权力监控机制”(41)。这种监控机制一方面借力于惩罚和镇压行为,如“悬崖”般令个体感到害怕;另一方面它又展示了与欲望紧密相连的自我实现和自我成就感,如“银器”般令个体感到愉悦,而且后者比前者更隐秘、更有效。

  从社会时代背景来看,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美国社会的城乡空间变化必然要求文化的顺势而变以及男性气质的相应转型。中产阶级因经济地位的改变而一跃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42),其男性为了适应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经济模式,会将日常时光都消磨在办公大楼里,而不再像传统拓荒时期的男性那样采取农业家庭式自给自足的经济模式,将一生中的大部分光阴用于狩猎、田园生活和砍伐木材(43)等富有男子气概的活动上。面对着工作处境的变迁,中产阶级男性往往徘徊于传统性别角色与新型角色的转换之间,这使得他们越来越不自信,而1920年女性选举运动的成功又进一步加剧了美国男性的普遍担忧。因此,抓住办公室的空间特点来定义和描摹中产阶级遭遇的男性气质危机(44)是刘易斯笔下办公室故事的新的空间生产和时代诉求(45)。

  如何解决他们的男性气质危机?亨利·姆文号召美国中产阶级“离开办公室的封闭环境,走到大街上去,驾车到高速公路上去……去和农民们交谈、和卡车司机们为伍……他们才是未来真正的男人”(46)。与此类似,刘易斯刻意为巴比特安排了两种不同的心理演进式的逃逸路径来对抗男性气质危机:一是无意识层面的五次梦境——与“梦中仙女”的时常相会(47),二是有意识层面的两次“缅因之行”——在东北荒野边界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巴比特的心理逃逸路径切中肯綮,反映出刘易斯对美国中产阶级男性气质衰落的担忧与提出的解决之道。

  三、“标准化的繁花高地近郊别墅”:美国城市的空间区隔与同质化

  随着十九世纪初期美国工业化的展开、城市人口的集聚、公共交通系统的建立以及城市环境的恶化,一些中产阶级和富裕家庭开始由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郊区化”(suburbanization)进程开始启动。到十九世纪末,伴随着有轨电车的铺设和向郊外的延伸,郊区化速度进一步加快。(48)可以说,郊区化既是一种城市空间布局的转变,也是城市社会的人口重心、经济活动和政治影响力由中心城向郊区转移的过程,其中经济竞争力是城市郊区化的主要因素。(49)1870-1900年,美国大都市郊区的人口分布模式是按照收入水平进行分离,并不在意欧洲移民的种族来源,由此产生了“阶级隔离”(class-segregated)的郊区居住环境。(50)因而,“郊区化还有助于将欧洲裔美国人转变为‘白人’,他们可以相对容易地比邻而居并相互通婚。白人的这种‘统一’基于居住隔离和共同分享住宅和生活机遇,但是,这种机遇很大程度上是有色人种群体所不能奢望的”(51),因此美国郊区化渐渐具有城市白人中产阶级社群的典型特征,既不能有工商业的存在,也不能有下层阶级和非白人种族的居民,否则就不能称其为郊区。(52)

  “巴比特地图”中有三幅地图详细描写巴比特的住宅——“繁花高地”近郊别墅(53),抽象的地图经小说文本放大后,展示出“巴比特文学地图”的深层含义。首先,从远处看,小说中巴比特的家正是坐落在坡上的“繁花高地”郊区住宅区的一处“标准化的郊区别墅”,虽然离市中心有三英里(54),但“如今芳草如茵,点缀着颜色鲜艳的房屋,条件舒适得惊人。眼前真是繁花似锦,苹果树已经披上了新叶,仿佛绿色的火炬;一条小溪谷里闪烁着樱桃树的白花,若隐若现;知更鸟唧唧喳喳地叫得正欢”(《巴》:22)。从近处看,中产阶级比邻而居、阶级隔离的郊区生活是当时社会的显性需求,“巴比特的绿白二色的荷兰殖民时代房屋,是查塔姆街上一排三栋建筑之一。他的左邻是山姆·多贝尔布劳先生,他在一家资金雄厚的浴室设备批发商店当秘书;他的右邻是哲学博士霍华德·利特菲尔德,是泽尼斯电车公司的人事经理和宣传顾问”(《巴》:20)。小说结尾,巴比特的儿子特德和霍华德的女儿尤妮斯最终恋爱结婚,实现了中产阶级下一代相互通婚的隐性社会需求;相比之下,庞贝理发馆里的黑人理发师以及擦皮鞋的年轻黑人只能住在贫民窟“黄褐色的木头房子”里(详见《巴》:231)。当代地图学家J.B.哈利从社会地图学角度认为“地图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和政治属性”(55),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繁花高地”不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地理场所,而且被赋予了表征意义。巴比特郊区别墅的文学地图不仅揭示了社会和政治矛盾,还表达了阶级立场,每一幅地图都与意识形态相关。

  “繁花高地”的“中产阶级区隔”之所以能形成,离不开当时美国社会的空间运行机制。美国的全国地产商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Real Estate Boards)早在1909年就制定了相关限制性地产契约,禁止将地产出租或出售给“高加索人种以外的任何人”(56)。1924年,该协会再次规定“任何一个地产商都不应该将会明显有损于一个邻里财产价值的种族或民族的成员或者任何个人引入该社会”。住宅抵押贷款机构拒绝在白人社区向黑人家庭发放购房贷款,这种歧视性的贷款政策被称为“红线制度”(redlining)。(57)德鲁·威斯认为,“二十世纪的美国,其种族和阶级的构成也同时基本上是一个空间过程,城市和郊区的空间都打上了种族和阶级的印记”(58)。住宅市场及金融机构的歧视政策直接推动了郊区化住房市场的分割和阶级的隔离,其表现就是“双轨住宅市场”(dual housing market)(59)的形成。“双轨住宅市场”的缔造者包括住宅抵押贷款机构、地产商、地产经纪人等等,而美国郊区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地产商在郊区的投机活动,他们见证了美国郊区化的创建过程,协助其快速完成美国城市的空间生产。(60)

  “繁花高地”近郊别墅不仅代表了美国的空间区隔,另一方面其实也是一种标准化、同质化的展现。尽管所有的别墅在形态上也许千种百样,但它们都是同一个阶级的住处,是同一种趣味的表达。别墅主人巴比特从事的工作也是销售“标准化的住宅”,可以说他正是福特主义“标准化”生产链上的一颗螺丝钉。随着“福特主义”的生产方式在美国地域上的无限扩张,随着如巴比特一样的城市房地产掮客们的出现和壮大,美国城市在空间形态上必然表现为“标准化”与“同质化”,“通过冲破一个社会与另一个社会之间的边界,资本主义生产统一了空间。这一统一同时也是庸俗化的扩展和集中的过程。正像为了市场抽象空间大规模生产的商品积聚,粉碎了地方性和法律的障碍,冲破了保持着手工艺生产性质的所有中世纪社团的限制,它也消灭了地方性自治和品质”(61)。正是由于巴比特们的“辛勤劳作”,整个泽尼斯城形同一个“标准化”的城市空间模板,“如果一个陌生人突然来到泽尼斯的商业中心,很难分别出它与其他城市如俄勒冈、佐治亚、俄亥俄、缅因、俄克拉荷马或者曼尼托巴等城市的不同之处”(《巴》:41)。

  对此,刘易斯持有一种复杂暧昧的态度。他敏感地意识到标准化在客观上恰恰反映了美国城市化进程的脚步。在小说中,他一方面借律师多恩之口多次肯定标准化的社会大生产所带来的社会进步:“标准化本身是再好没有的东西。我买一块英格索尔手表或者一辆福特汽车的时候,我少花了钱,得到好一些的工具,我十分了解自己所买的商品的质量,就节约出时间和精力来发展自己的个性。我不在乎它们是不是标准化。这种标准化好极啦!”(《巴》:77)另一方面又通过亚维奇博士说出了自己对“标准化的城市”的憎恶之情:“我讨厌你们的城市。它把所有的东西都标准化了,美固然美,但没有生气。”(《巴》:102)刘易斯针对“标准化大生产”的含混表达一方面说明资本主义获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另一方面也说明资本主义“福特时代”具有历史特殊性:它潜藏着“同质化”的历史趋势,也同时存在着“异质化”的历史境遇。

  凡勃伦早在1904年就已经预见到“标准化的思想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甚至操控着人们的行为和知识”(62)。深受凡勃伦的影响,刘易斯也同样担忧标准化的思想对人的异化作用。他借助思想激进的多恩表达了他的批判立场:“我反对的是泽尼斯的标准化的思想,当然,还反对那种传统的竞争,真正的反派人物是那些整洁、和气、勤恳的眷恋家庭的人,他们为了替子女创造舒适的条件不惜使尽一切恶毒的手段。这些家伙最坏的地方是他们非常和善,并且非常聪明,至少在工作上是非常聪明的。你对他们恨不起来,但是他们的标准化的思想是你的敌人。”(《巴》:78)在泽尼斯的城市生活中,几乎所有的戒律和道德准则都被标准化了。譬如巴比特须遵守标准化的思想以便成为标准化的城市公民,并使自己变成头脑空空、完全丧失个性的人:“城市主体唯一的存在就在于群体中——自然而然要为群体的清规戒律而奋力拼搏。除了标准化及一致性之外,他们不可能有别的东西,因为他们个性的源泉已经干涸了。”(63)一旦离开群体而生活,巴比特就会感到不安全、不稳定,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个性的“异化”和迷惘——从清教主义和新教伦理规范下的“自律自励”的个人(self-made)变成了城市化进程中享乐主义倡导下的向同辈看齐,顺从于“他人”压力的、标准化的、团体中的个人(group-made)。

  1920年11月,刘易斯在给评论家多伦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准备在《大街》之后,写一本关于一个普通的商人、一个疲惫的商人,一个不是生活在戈镇上、而是生活在30万到40万人口城市的男人的生活。”(64)《巴比特》出版后,它所塑造的“巴比特——他因自我满足且遵循中产阶级的行为习惯”这一典型的人物形象成功地走进了英语字典,成为“美国商人”和“美国人生活”的代言人。此后,“巴比特”这一形象不断出现在英美文学和文化的视野中:C.E.M.鸠德的《巴比特·沃伦》(1926)、斯欧恩·威尔森的《穿灰法兰绒外套的男人》(1955)、威廉姆斯·维特的《一个有组织的男人》(1956)和伊丽莎白·斯蒂文生的《巴比特和波西米亚人》(1967)等等都续写着“巴比特”城市男性的新故事。

  “巴比特文学地图”的精妙之处在于刘易斯用小说叙事经验和地图绘制经验对美国城市空间生产经验进行了创造性的置换,用图-文相结合的形式将驱动现实的动能传达出来,实现了艺术对于城市空间生产的抽象化体验和理性化诠释。二十一世纪的今日重读《巴比特》,其意义在于揭晓刘易斯的“巴比特文学地图”与美国城市“空间生产”之谜——它不仅指涉美国城市的空间定位、空间圈层,而且还见证着空间界定、空间区隔对城市人所造成的戕害,促使人们思考空间生产对人的社会存在、情感结构和心灵状态的潜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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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张海榕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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