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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与现代性 ——美国小说中的火车与时空重构
2020年01月09日 11:21 来源:《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作者:刘英 字号
关键词:流动性;现代性;火车;美国小说

内容摘要:火车意象贯穿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小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全面考察了火车流动性的多个维度,展现了现代性的多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火车引起时间的标准化、空间的秩序化、地域的全球化等一系列现代性特点。另一方面,火车也显现出现代性的悖论——火车既是自由和进步的象征,也是束缚和压迫的途径。本文拟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流动性理论为依据,从火车时刻表、车窗风景和车厢微空间三个方面探讨火车对于个体时空感知的重构以及对美国社会关系的影响。与宏观的美国国家交通地理叙事不同,美国文学对火车的表征作出两大独特的贡献:着眼于流动性的具身性,即流动性的身体体验,具体形象地描绘火车的速度对于个体时间意识和视觉感知的影响,以及车厢的空间秩序对于不同种族和阶级关系的作用。

关键词:流动性;现代性;火车;美国小说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流动性是现代性的标志,火车作为19世纪新型机械化移动工具,使流动性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火车意象贯穿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小说,这一时期的美国小说全面考察了火车流动性的多个维度,展现了现代性的多重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方面,火车引起时间的标准化、空间的秩序化、地域的全球化等一系列现代性特点。另一方面,火车也显现出现代性的悖论——火车既是自由和进步的象征,也是束缚和压迫的途径;既是各个阶级和种族相互争夺的空间,也是不同阶级展开对话的平台。因此,美国文学对火车流动性的表征做出了两大独特贡献:流动性的具身性和反思的现代性。

  关 键 词:流动性/现代性/火车/美国小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6ZDA197)。

  作者简介:刘英,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研究。

 

  1847年8月28日,美国北方铁路通车,时任美国国务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在现场演说:“铁路远远超出了这个时代其它的发明。铁路消除了地域障碍,实现了民族团结和社会平等的愿望。”①火车作为一种交通技术,在19世纪美国被赋予了推动进步、民主和平等的神圣使命。然而,这种对火车最初的期待,却随着发展而逐渐地发生了转变。对此,文化历史学家沃夫冈·施瓦布什的《铁路旅行:19世纪时间和空间的工业化》曾有所提及:“19世纪最富戏剧性的现代性标志非铁路莫属。起初,科学家、政治家和资本家共同为火车唱赞歌,称其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技术。然而,到了19世纪结束时,人们尤其是美国人意识到原来的想法太过天真,转而将铁路公司视为受经济利益驱动的冷酷无情的商业力量,威胁着国家的稳定和秩序。”②不过,对于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人对火车的态度发生戏剧性转变以及火车作为一种新型交通技术意味着怎样的一种现代性,该书并没有给出充分阐述。目前专门针对美国铁路文化史所进行的研究,如颇具代表性的萨拉·格登的《通往联邦:火车如何改变了美国生活》③,论述了铁路建设对美国三大地理运动的贡献:西进运动、国家统一和城市化。类似这些研究大多是从国家视角进行的宏观叙事,对于诸如作为现代性标志的火车对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具体影响;一种交通技术何以会担负重要的政治和社会意义等问题,则失之于聚焦。而这些问题可以借助新近的流动性理论和当时的美国小说找寻答案,前者提供了有效的理论启发,后者则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表征,两者的结合为揭示火车在美国的现代性意义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图景。本文拟以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小说为研究对象,以流动性理论为依据,从火车时刻表、车窗风景和车厢微空间三个方面探讨火车对于个体时空感知的重构以及对美国社会关系的影响。

  关于流动性,吉登斯在《现代性的后果》中曾论述道:“尽管在前现代时期,迁移、游牧和长距离奔波已经是平常的事情,但同现代交通工具所提供的密集的流动性比较起来,前现代的绝大多数人口则处在相对凝固和隔绝状态。”④故吉登斯以表征现代主体脱离空间束缚获得流动自由的术语——脱域性(disembelling)作为现代性的标志。而当代文化地理学家约翰·厄里则将之物质化为火车,其在《流动性》中明确指出:“火车使大批量人口依靠机械化工具高速移动,是一种巨大创新,火车因此成为现代性的标志。”⑤然而,人们对火车由期望转至失望的变化过程又表明:火车作为现代性标志绝不是单纯的移动工具,而且是一种复杂系统。法国思想家福柯曾这样描述火车的微妙特性:“火车既指的是我们所处的车厢,也是我们从一地移动到另一地的途径,也是在我们眼前疾驰而过的物体。”⑥可见,火车是现代移动生活的生产者,也是一种新型的移动封闭空间,同时,火车本身还是现代性速度的见证。火车使现代主体脱离一种时空束缚,但又将主体置于另一种封闭空间。

  对于这种集多维度意义以及悖论关系于一体的交通技术,厄里称之为流动性系统,他在《流动性》第五章特别总结了火车这一流动性系统的特征:“运动的机械化,人口和物体的批量化移动,时空压缩,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融合。”⑦厄里还提出了流动性研究的新范式:第一,“社会关系与物理移动相互交织”⑧。第二,流动性的政治与流动性的具身性相关联。即“流动性的核心是移动中的身体,而身体涉及不同年龄的、不同性别的和不同种族的身体。而这些身体会遇到另外的身体、物体和物理世界,引起多种感知变化”⑨。由此可知流动性系统既包括流动性实践,也包括流动性的表征。而火车意象贯穿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小说,呈现出文学对流动性的回应。

  铁路系统对现代性的展现主要在于铁路标准化时间的采用,即时间的理性化。前工业化时期的特点之一是城镇都有自己的本地时间。然而,铁路在为大批量人口旅行提供可能性的同时,也使跨区域标准时间的制定成为必要。火车延伸了人们的出行半径尺度,火车时刻表所带来的标准时间则影响了人们日常生活和旅行时间安排,它要求人们守时和准时,因而也使社会生活变得可以精确计算。同时,实施铁路标准时间引起两大空间效果:空间压缩(铁路通过减少了两点之间的运行时间而缩短了空间)和空间扩展(扩大地区之间的联系),促进了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美国的全面渗透。在美国,标准化时间在1883年启用。标准化时间和严格的火车时刻表重新塑造了19世纪美国人的时间意识。许多美国小说中对此有生动描述。例如,19世纪美国小说家萨拉·朱厄特的中篇小说《乡村医生》提到莱斯利医生去火车站接小说主人公南,走在路上临时想起一件事情,“当他走过一片低矮的房屋时,他看看手表,发现还有时间去看一下那个生病的孩子”⑩。虽然小说此处本意突出莱斯利医生对患者的同情心,但从侧面可以看出,火车时刻表已经深入人们的时间意识。对此,妮可拉斯·达黎曾做过专门研究,“19世纪的火车时刻表迫使人们的时间意识现代化,手表成为出行必要,赶不上火车成了19世纪新型的常见焦虑”(11)。萨拉·朱厄特的另一短篇小说《去什鲁斯伯里》寥寥几笔就显示出火车时刻表的标准和无情:“火车极不情愿地靠停一个小站,只见一位年长的乘客匆忙上车,还来不及站稳,火车就突然启动向前行驶了。”(12)火车的匆忙和“不耐烦”于此跃然纸上。不难看出,这里是一无名小站,而火车时刻表规定在某站的靠停时间与该地经济地位成正比,车站与乘客都被一种无处不在的力量所左右,那便是资本主义现代性的隐形巨手。汉姆林·加兰短篇小说集《大路条条》中的《老兵回乡》更为直接地反映出火车时刻表的冷酷,小说描写一辆火车载着内战后从新奥尔良回到威斯康星的北方士兵,虽然他们在外作战疲惫不堪、归心似箭,但“火车仍慢条斯理地行进,好像半夜才能到拉克罗斯。无论这群士兵怎么咒骂,都无济于事,火车仍然以他遵守的速度继续前进”(13),火车所代表的时间理性化一览无余,而个体已经无力抵抗。

  “伴随着时间的理性化,是市场的理性化。铁路消除了地理障碍,使得资本在全国范围追逐利益成为可能。城市可以制约乡村,所有地域被紧密连接一起”(14),斯蒂芬·克莱恩的经典小说《新娘来到黄天镇》对此有形象的描述。该小说主要反映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发生在黄天镇酒徒斯克拉奇·威尔森与现代人代表杰克波特之间,冲突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时间意识的差异,从城市乘火车赶往黄天镇的杰克告诉他的新娘:“火车3:42分到达黄天镇。”新娘便掏出作为结婚礼物的一块银表说:“现在是12点17分。”(15)小说对时间的细节描写是有意突出火车时刻表训练了这对新婚夫妇的精确时间意识,而他们自觉的时间意识也代表着现代人在努力接受现代时间管理系统。与现代时间意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天镇的传统时间轨道,画面转到黄天镇,此时六个男人在一个叫做“疲惫的绅士”的酒吧喝酒,而其他居民也在“瞌睡”(16),人们依然过着悠闲自得的乡村生活,遵循着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时间。但他们没有意识到,杰克乘坐的“南方铁路公司的加州快线在21分钟后到达黄天镇”(17),现代性的“铁马”已经奔腾而来。小说不仅提到铁路公司,而且具体到火车线路,将这列火车置于整个国家铁路系统下,意指铁路将黄天镇与现代美国连接起来。由此,铁路不仅整合了全国时间,而且建立了全国网络,消除了乡村与城市、地方与国家之间的隔离。

  总之,铁路开启了现代流动性的新纪元,与前工业时期的马车相比,火车使移动机械化,使时间理性化,使空间缩小化,美国文学关注并记录了火车对时空感知所带来的深刻变化。

  火车不仅改变了自然时间,也改变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表现在两点:首先,厄里在《流动性》中指出:“人们从身处自然环境之中转变到作为独立实体观赏自然环境,因而建立了凝视与风景之间的虚构关系,土地变成了风景。土地是可耕种、收割、购买、出售的功能性实体资源,人与土地之间没有距离。而风景的主要特点是观赏性和非物质性,是人远离土壤的产物。”(18)其次,飞驰的火车载着乘客穿过风景,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全景性风景。

  以加兰的短篇小说集《大路条条》中的另一部小说《来到山谷》为例。该小说讲的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哥哥霍华德从西部到东部城市谋求发展,若干年后衣锦还乡的故事。小说开篇描写霍华德坐在火车的靠椅上,向外观望美国中西部风景,“乘火车从密尔沃基到密西西比旅行在任何时候都非常美好,夏天尤其美妙。靠在躺椅上,七月的微风拂过,火车穿过湖泊、橡树林,穿过尚未收割的田野、麦地,仿佛一幅令人愉悦的全景画,而且一路常有惊喜,比如,火车下行时突然出现一片大湖的远景,或者远处隐现郁郁葱葱的山脉,潺潺的流水,车窗亦有阵阵凉风袭来,好不惬意”(19)。值得注意的是,这段风景描写中使用的“全景”(panorama)和“远景”(vista)两个词汇,正是19世纪中叶在欧美艺术界非常流行的画法术语。19世纪欧洲景观主题的全景画以旅游和远景为主,安娜·帕雷霍·瓦迪略和约翰·普伦特指出:“把火车旅行的视觉体验和全景画进行类比在19世纪是常见的做法。”(20)其实,这种类比并非偶然,而是与火车改变了人们观察风景的方式密切相关。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一书第八章“铁路导航与禁闭”专门探讨火车对视觉体验的影响。他用“禁闭”一词比喻乘车人被禁锢在车内,只能通过车窗观察外部风景,“车窗决定了我们能看到什么,铁路决定了我们能经过哪里”(21),我们只能隔着车窗注视远处的风景,并被飞驰的火车载着将看到的风景迅速抛在身后。其结果是,“虽然我们获得了对空间的视觉掌控,但我们必须承受与景物的分离,飞驰过一个接一个的地方,失去在某个地方停留和驻足的机会”。(22)沃夫冈·施瓦布什对此解释得更为具体:火车飞驶的速度决定了乘客“看不清离他最近的景物,而只好把目光远眺,因为远处物体移动相对较慢,而近处物体一闪而过来不及看清,因此产生了全景感知”(23)。

  火车的速度改变了视觉经验,创造了全景和远景感知,也使得风景从具体变得笼统化和乌托邦化。雷蒙德·威廉姆斯指出:“风景概念本身意味着人与土地的分离。”(24)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他一语道破风景中的政治意涵,风景是为了娱乐休闲之目的而抹去真实艰辛田野劳作的空间,因此,这种审美化的风景掩盖的其实是观赏风景的政治。虽然小说《来到山谷》中的霍华德透过车窗看到的田野是如此充满诗情画意,但他下火车后所看到的真实生活却随即打破了他对乡村的美好幻想。在弟弟家里,他近距离看到农民劳作的汗水,听到村民们载道的怨声。最终让霍华德认识到通过车窗看到的乡村生活是不真实的幻景,是火车的速度让窗外的风景变得遥不可及,在远眺中失去了真实。

  火车不仅让风景在远眺中失去真实,还让风景失去了辨识。斯蒂芬·克莱恩的《新娘来到黄天镇》开篇对此有着传神写照:“巨大的普尔曼式火车正气宇轩昂地向前奔驰,从车窗放眼望去,似乎只是证明得克萨斯州平原在向东倾泻而出。广袤平坦的绿地,色彩单调的仙人掌,零星的座座木屋,嫩绿色的树林,一切都向东飞驰,越过地平线。”(25)这段描写中,“奔驰”形容火车的速度,是现代性的见证;“气宇轩昂”则强调火车的运动气势。然后,叙事视角转到车厢内的乘客,“从车窗放眼望去”,看到德克萨斯平原向东倾泻而去,此处印证了上文德塞托所言:从运动的火车中透过车窗看外部世界,一方面让我们对景物有“视觉占领感”,另一方面,迫使我们失去“逗留和驻足”的亲近感,景物变成了瞬间即逝的东西。同时,西部景色“向东倾泻”暗示现代化进程中西部正变得与东部趋同,火车增强了商品流动性、人口流动性、信息流动性,地区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地区差异被现代性日益侵蚀,一如那车窗外的风景已越来越分不清何处。

  厄里在《流动性》中论述铁路带来的空间变化时指出:“铁路开启了两种新型的重要社交场所,车厢和火车站。其重要性在于:乘客被迫与大批陌生人处在新型的封闭空间,脱离了日常生活环境,引发新的社会关系问题。”(26)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第八章“铁路导航与禁闭”中也深刻分析了车厢的特性:“火车车厢是个封闭空间,车厢有固定的座位,座位有固定的数目,旅客除了能去休息室和卫生间短暂活动外,就只能被束缚在座椅上。这是多么理性化的乌托邦。这种封闭的空间使秩序的生产成为可能。”(27)

  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的美国,火车车厢的空间秩序按阶级和种族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普尔曼车厢,即豪华卧铺车厢,得名于铁路公司老板乔治·普尔曼;第二种是吉姆·克劳车厢,也称种族隔离车厢,分为白人专用和黑人专用,得名于19世纪后期美国南方在公共场合实施的所谓“隔离但平等”的《吉姆·克劳法》。1864年,普尔曼铁路公司制造的豪华车厢将阶级差异引进火车旅行,背离了之前声称火车是平等、开放空间的理想。普尔曼火车的卧铺、餐车和客车车厢完全模仿资产阶级的室内空间,不遗余力地建构车厢内部的豪华,从昂贵的布料到大理石卫生间,结果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由此,普尔曼成为豪华火车的代名词,时至今日依然使用。如果说普尔曼车厢主要彰显经济地位,那么吉姆·克劳车厢则是关乎社会地位。1890年,路易斯安那州开始实施《隔离车厢法》。1896年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普莱西诉弗格森案”,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这个判决维护了种族隔离的合法性,使得吉姆·克劳法延续了半个多世纪,而本案的中心就是黑人因为乘坐了白人车厢而遭到拘捕。可以看出,普尔曼车厢和吉姆·克劳车厢,其实就是日常生活中的种族秩序和阶级分层向火车内部空间的辐射。

  那么,美国文学对此有着怎样的表征和回应?纵览这一时期的美国白人作家,其作品主要关注普尔曼车厢内的阶级关系,在维拉·凯瑟的《我的安东尼亚》《迷途的女人》《教授的房子》、伊迪丝·华顿的《乡村的习俗》、斯蒂芬·克莱恩的《新娘来到黄天镇》等许多作家作品中都有丰富的表现。例如《新娘来到了黄天镇》就描摹了百姓阶级与豪华车厢之间的张力。新娘注视着普尔曼卧铺车厢豪华铺设,听她丈夫“指给她看车厢里光彩夺目的装饰,而当她凝视着那海绿色提花天鹅绒、闪亮的铜、银、玻璃饰品以及那像油面一样闪烁着黑色光泽的木饰品时,她果然双眼睁得老大”(28)。这对新婚夫妇一方面惊叹车厢的豪华,一方面又惊慌不安,新娘担心“一顿饭就花一美元简直太贵了”(29)。小说不惜笔墨将这对夫妇困窘的经济状况与奢华铺张的车厢设施进行细致对比,显示出他们所处的阶层与他们所坐的车厢之间的不协调,以至于同一车厢的城市精英旅客都在“看他们笑话”(30)。小说借此反映不同阶级的旅客即使处在同一车厢也会演绎出地位的差异,而受资本利益驱动的普尔曼车厢会使这种阶梯感越加显著。

  如果美国白人作家着眼于普尔曼车厢内的白人之间阶级关系,那么,吉姆·克劳车厢则构成这一时期非裔美国文学的特色。查尔斯·切斯纳特的历史小说《传统的精华》、詹姆士·威尔顿·约翰森《前有色人种的自传》、奈拉·拉森《流沙》、克劳德·迈凯《回到哈莱姆》、杜波依斯《黑公主》等都以各种形式回应了车厢的种族隔离问题。

  切斯纳特的《传统的精华》第五章“南下的旅程”通过再现历史上的普莱西案,痛斥种族的空间隔离。两个医学界的老友,伯恩斯医生和米勒医生,一个白人,一个黑人,多年未见,在车厢偶遇,相谈正欢,却被售票员打断,因为米勒医生的“卷发和肤色显示出明显的非裔血统”(31),因此被赶出白人车厢,最后有色医生被迫去了吉姆·克劳车厢。荒谬的是,即使伯恩斯想跟着米勒去坐有色车厢也遭到售票员拒绝,因为售票员坚持认为:“白人乘客不允许坐有色车厢。我警告你,我会强制执行法律。这个法律体系的美就在于公正,对两个种族都同等适用。”(32)即白人不能坐有色人种车厢,有色人种不能坐白人车厢,这就是当时所谓的“隔离但同等保护法”。米勒医生的个人乘车经验印证了德塞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关于火车车厢的理论论述:车厢是一个归类和监管空间,可以通过符号系统和空间分割生产秩序和等级。然而,作为政治空间的吉姆·克劳车厢,其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是错综复杂的。《传统的精华》中的白人售票员在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上远低于黑人医生,在执行《吉姆·克劳法》时就分明享受着一种愉悦的快感,这显示出不同种族不同阶级之间的权力博弈。

  如果说前一代非裔美国作家集中批判吉姆·克劳车厢内白人与有色人之间的种族矛盾和阶级分层,那么20世纪20年代的非裔美国作家克劳德·迈凯和杜波依斯却将目光投向了在普尔曼车厢工作的非裔列车员、厨师等工人阶级,这些非裔工人内部有自成一体的等级结构,形成了普尔曼车厢内的次文化。两位作家分别在《回到哈莱姆》和《黑公主》中将普尔曼车厢想象为超越阶级对立、促进种族进步的可能空间。

作者简介

姓名:刘英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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