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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侦查” ——从“推理小说”看埃德加·爱伦·坡的社会意识
2016年11月27日 11:00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李兴文 字号

内容摘要:而文章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推理小说”中,作家在呈现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揭露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包括以侦探和罪犯为代表的社会善恶势力之争、司法制度的无效低能、报纸的背离诚信以及人性的虚伪。一、“推理小说”中的社会:善恶之争在“推理小说”中,坡描绘了一个犯罪频发的社会。坡在“推理小说”中呈现善恶争斗的同时,也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社会生活全景图,其间包括政府部门(主要是警察和法庭)的运作、新闻媒体(当时主要是报纸)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在“推理小说”中,坡呈现了以侦探和罪犯为代表的善恶之争,暴露了以警察和法庭为代表的法务部门的低效与无能,报纸的哗众取宠、背离诚信,以及人性的虚伪,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坡所生活的19世纪美国社会的缩影。

关键词:侦探;推理小说;报纸;警察;美国;故事;玛丽·罗杰;生活;古德菲罗;善恶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才华卓著,却屡遭误解,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被指缺乏对现实社会的关注。其首创的“推理小说”也仅仅被认为是坡用以娱乐大众的一种谋生手段。而文章的研究发现,在这些“推理小说”中,作家在呈现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的同时也揭露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问题,包括以侦探和罪犯为代表的社会善恶势力之争、司法制度的无效低能、报纸的背离诚信以及人性的虚伪,文章还通过史料分析证明了这些问题的呈现正是作家所生活的19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的写照,体现了作家的社会意识。

  关 键 词:埃德加·爱伦·坡/“推理小说”/社会意识

  作者简介:李兴文,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

 

  在19世纪的美国文坛,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才华卓著,堪称奇才。作为美国短篇小说的开创者之一,他不仅首创了侦探小说,也是科幻小说的最早试验者;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创作了《致海伦》(To Helen)、《乌鸦》(The Raven)等诸多诗篇;同时,他还是一位笔锋犀利的评论家、成就不凡的编辑。不仅如此,坡还是一位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作家,他的文学创作早早地涉及了较多的现代主义元素。对此,美国史学家斯特恩(Philip Van Doren Stern)曾作如此评价:

  他[即坡]对死亡的愿望进行了界定,远早于弗洛伊德;在海明威出生前半个世纪,他就爱上了暴力;在心理惊悚小说为世人所知之前,他早已明白如何设置小说中的悬念;在“分裂人格”被提出之前,他已开创了双重自我的主题。最重要的是,他似乎是永无止境地在探讨内在冲突,而这正是如今文坛的重要主题。(Stern,1945:xvi)

  然而,尽管坡对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都不被文学评论界重视。很多评论家都曾拒绝承认坡是一位严肃意义上的作家(Gargano,1963:177);爱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也称坡只是一位“叮当诗人”(Anderson,1998:60);詹姆斯(Henry James)认为“对于坡的作品的热衷无疑是(读者)处于思维原始阶段的标志”(Hutcherson,1991:143);洛厄尔(James Lowell)则称其作品为“五分之三的天才,五分之二的胡言乱语”(Canby,1997:146)。更可悲的是,在坡去世后,其撰稿人格里斯沃尔德(Rufus Griswold)因私人恩怨对其恶语相加,进一步促成了世人对坡的误解。

  作为一名富有浪漫主义传统的作家,坡往往把自己的故事设置在一个遥远或不为人知的时空。也许正因他采取了这种手法,坡经常被指缺乏社会意识,而这种偏见一直持续到20世纪后半叶。盖洛维(David Galloway)说“坡最终关注的是个人的精神世界,而非社会”(Galloway,1967:21);道贝尔(Kenneth Dauber)在《坡的问题》一文中也曾说“坡的作品似乎与同时代作家关注的政治、经济生活没有任何关系”(Dauber,1978:647-648)。因此,在较长时期内,坡一直被认为与其生活的社会相去甚远。

  其实,遭受非议的不仅是坡本人,还有他的作品。一个很重要的例子就是他的“推理小说”(tales of ratiocination)。坡本人曾把自己创作的三则故事定义为“推理小说”,包括《毛格街血案》(The Murders in the Rue Morgue)、《玛丽·罗杰疑案》(The Mystery of Marie Roget)和《失窃的信》(The Purloined Letter)。现代的研究者也将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归为“推理故事”之列——《“你是凶手”》(“Thou Art the Man”)和《金甲虫》(The Gold-Bug)。正是由于这些“推理小说”的成功,坡才被尊为侦探小说的鼻祖。然而,这并未能为坡在文坛赢得应有的地位。相反,从19世纪到20世纪末,这些故事一直被认为仅仅是坡为了维持艰难生计而娱乐大众的一种手段而已。早在1879年,史蒂文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就曾说,读者只有在希望自己“情绪激动”时才需要去阅读坡的“推理小说”(Stevenson,1879:2);到了20世纪末,哈蒙德(J.R.Hammond)也只承认这些“推理小说”“为读者大众带来了消遣与快乐”(Hammond,1981:93)。而当代的研究者虽然不再盲目轻视这些作品,但依然痴迷于坡强大的推理能力。“他[坡]的逻辑推理能力足以使之引以为豪,[在侦探小说中]他小心谨慎地运用这种能力,显得驾轻就熟……这才有了后来的[侦探]勒格朗和迪潘的读心术、破迷案和解码术。”(Encyclopaedia Britannica,2015)而国内学者对这些作品的研究主要表现为“或是从作品入手来分析其艺术特点,或是透过其恐怖、神秘色彩来揭示坡作品中的死亡主题、现代性主题”(魏贝贝,2012:6)。

  可见,坡的“推理小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只被认为是为读者提供消遣的手段。虽然后期的研究视角有所改变,却并未触及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深层次社会矛盾与冲突。通过研究文本,本文发现坡在“推理小说”中呈现了一系列严重的社会问题——善恶势力的争斗、司法制度的不公、报纸的背离诚信以及人性的虚伪,并通过梳理相关史料使这些问题得到了一一验证。本文认为,这些“推理小说”绝不仅仅是娱乐大众的工具,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反映了坡对他所生活的19世纪美国社会的关注,体现了他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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