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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主义:中国文学理论的独特底色
2022年08月04日 15: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炎秋 字号
2022年08月04日 15:3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赵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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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一、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底色

  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创作方法和创作理念虽然经纬交织,五彩纷呈,但其醒目的底色只能是现实主义。这可以从长度和强度两个方面探讨。长度意指历史。从史的角度看,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代主义等创作方法在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繁盛过一段时间,其风头有时还盖过了现实主义,但最终都遭遇了退潮,未能贯穿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始终。只有现实主义,虽然起起落落,但始终没有退潮,贯穿了中国文学理论发展的整个历程。

  强度指某种创作方法在文学理论中的地位、影响和被采用的程度。与其他创作方法相比,现实主义一直是中国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赞成也好,批判也好,始终是大家关注的中心。与现实主义相比,浪漫主义虽然很长一段时间与现实主义并驾齐驱,但总体上还是逊于现实主义。毛泽东同志“两结合”创作方法并举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但现实主义还是排在前面。20世纪80、90年代现代主义盛行,但其高潮很快过去,大潮退后,巍然屹立的还是现实主义。

  二、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独特特征

  如果以欧美现实主义文论为参照系,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浓厚的浪漫色彩。中国现实主义一直带有浓厚的浪漫因素,与浪漫主义在纠缠中发展。西方文学思潮大举进入中国的时候,作为流派的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都已退潮,自然主义与早期现代主义则正强劲。作为思潮与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是同自然主义、现代主义同时涌入中国的。但中国文坛接受的,主要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

  在理论上明确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融为一体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种创作方法在真实的历史具体地描写现实这一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上增加了各种限制与前提,从而为理想化和主观观念的渗入也即浪漫主义因素洞开了大门。取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两结合”创作方法在内涵上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没有本质的区别,但浪漫主义不再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中的暗含因素,而是提升为与现实主义平列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的主流现实主义(以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为代表)、网络现实主义、后现代现实主义以及现实主义的异流神实主义等,都没有采用纯客观描写的方法,而是在客观描写中加进了较多的主观因素。

  在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辩护时,人们经常引用高尔基的一段论述。高尔基说:“在伟大的艺术家们身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好像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高尔基这一论述总体上是可以商榷的。创作方法至少可以分为创作原则和创作手法两个部分。在创作原则上,现实主义主张描写现有的世界,浪漫主义主张描写应有的世界,由此衍生出现实主义重客观、重生活真实,浪漫主义重主观、重理想抒发。在创作手法上,现实主义重写实、重细节真实、重逼真,浪漫主义重强烈情感、重奇特想象、重极度夸张,等等。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在创作手法方面有交互的现象;在衍生原则上也可能有一定的互通,但在基本原则也即是描写现有世界还是描写应有世界上,则是不应也不可能互通的。支撑高尔基这一论述的文学现象主要是在创作手法和衍生原则的层面,实际上是无法作为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充分依据的。

  中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纠缠,主要也是在创作手法的层面,少数进入到了创作原则的衍生层面,但在创作原则的基本层面,二者还是泾渭分明的。

  其二,强烈的政治性。与欧美现实主义相比,中国现实主义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意思是,欧美现实主义的政治色彩是泛政治化的,主要是在社会审视与社会批判的意义上说的。另一层意思是,与欧美现实主义相比,中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与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政治化的程度更高。

  中国现实主义的政治色彩,可以从两个方面探讨。首先,中国现实主义理论的确立与发展,与国家意志有密切联系,一定程度上是顶层设计的结果。其次,中国现实主义紧扣现实、为时代服务的自觉性较强。

  其三,理论的先导性。欧美现实主义是先有创作,再有理论。而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则是理论走在前面。从梁启超、王国维对“写实”与“理想”两派的划分,到陈独秀、胡适的提倡写实主义,到新写实主义,再到瞿秋白、周扬等人提倡现实主义,都是先有理论再有创作,或者理论与创作同步发展,很少出现理论滞后的现象。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两结合”创作方法,更是先提出(引进)理论,再出现创作。理论提出以前的创作,如果与这种理论的精神与内涵相符,则被纳入这种理论的范围。

  三、中国文学理论现实主义独特底色形成的原因

  中国文学理论的现实主义独特底色,是中国文化、文学传统和实践,中国现实和西方文化、文学共同作用的结果,与中国国情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一,从历史的角度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现实是西风东渐,国家、民族处于危急之中,迫切需要运用文学来表现社会现实,唤起民众,救中华民族于水火。现实主义最能适应这种要求,因而能够力压其他创作方法,成为中国文学创作方法的首选。也正因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形成并不是中国文学自身发展的产物,而是现实选择的结果,中国现实主义就难以形成自己的定性,容易受到其他文学思潮和创作方法特别是浪漫主义的影响。

  另一方面,作为现实选择的结果,中国现实主义难免出现一种实用化的倾向。而社会对于这种倾向往往是肯定多于否定,又助长了这种倾向的发展。这种实用化的倾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急功近利。这样就容易出现放弃个人的认识与思考,被某些社会动态和社会趋势所裹挟的现象。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达到某种效果,热衷于在作品中表达一些超出形象、形象涵盖不了思想与观点,或者让形象为表达思想服务,这为一些主题先行、公式化、宣传化的作品提供了温床。

  其二,从现实的角度看,是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广义地说,创作方法都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不过,中国现实主义强烈的政治色彩不能仅从创作方法先天具有的泛政治性来解释,而需要从意识形态与中国社会现实两个角度来理解。

  中国文学理论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意识形态与现实是紧密联系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两个基本的维度,一是人的全面发展,一是科学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形成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性。而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中,比较重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维度。这当然要影响到中国现实主义理论,使其带上较强的政治色彩。

  从社会现实的角度看,现实主义强调对于现实的真实描写,强调典型环境中典型形象的塑造,相比其他创作方法,政治色彩自然更加浓厚。

  其三,从文化传统看,中国文化崇尚集体主义。在思想领域,集体主义强调个人意见要服从集体意见,强调个人的思想与集体思想的一致性。这也影响到中国现实主义,作家在一定程度上会受社会潮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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