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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阅读——两岸“7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发言摘编
2017年04月21日 09:34 来源:文艺报 作者: 字号

内容摘要:2017年4月7日,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主办、台湾《文讯》杂志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的“小说阅读——两岸‘7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关键词:小说;两岸;作家作品; 70后;研讨会

作者简介:

  2017年4月7日,由中国作协港澳台办公室主办、台湾《文讯》杂志社、中国现代文学馆合办的“小说阅读——两岸‘70后’作家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两岸的二十余位批评家、作家围绕两岸“70后”小说及非虚构创作进行了深入研讨。本次活动的一大亮点是增设了两岸“70后”(台湾称“六年级”)作家互评环节,希望在创作体验层面加深双方的理解。在此,我们摘编两位台湾作家和一位台湾评论家的发言,以飨读者。

  ——编 者

  疏离景况与现实抒情诗

  童伟格读张楚

  我猜想,收录于《在云落》里的7篇小说,可大致分为两种叙事原型。第一种,可见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典律的默化,主要描述小说主角及其所置身之世界的疏离景况。具体说来,小说主角无论职业或身世设定为何,一律均为孤独的男性,如加缪的小说集《放逐与王国》。纷至沓来的生活细节,总带给小说里惟一权威的观察/体验/描述者,一种“在自己的生活中只是做客的可怕感觉”。主角是存有本质的喻体。一方面,相对于主角而存在的他者,均被主角体察为无法深刻亲解;另一方面,主角对他者的情感,却可能偶现于迷雾间隙——无人知晓的相遇,低抑的片语倾谈,短瞬的见证,为了道别的碰触,或者,事后重新的摹想。这是这个叙事原型的诗学:暴烈的戏剧性被打碎为锋利的景片,以此,转喻事关存有,惟一如实的戏剧性。孤独的增熵。

  成稿最早的《曲别针》(2002),是这个叙事原型的最简洁结构体。整座城市在雪中涣散,一如所有“他”不能把握,遑论兑实的过往。不能把握并因之而悲伤的,不是剧烈动荡的时间,所有这些宏观看来,也许应视为“应然”的生命期程,而是“他”无法及时学会、真正纯熟且精致地弯折种种微细,安妥藏存它,于自我内里。口袋里的曲别针。这无法世故保有的衷诚,在小说中,收纳为与女儿“拉拉”的情感牵系。孩童是过往遗腹与将历未来间的中介,是惟一能本然使用“爱”这个字眼儿的人,也是“拇指”这个前抒情诗人无法弯折的字眼儿。

  调换光度,将大雪之城转化为长夏的清水镇,将“他”的失落,由“我”体察与代言,此即《草莓冰山》(2003)。在县城坐杂货店柜台、百无聊赖的我,侧记邻居拐男人“他”,及“他”那有些迟缓的女儿“小东西”的生活样态。“我”在“他”的向往中所察知的悲剧性,接近威廉斯对契诃夫戏剧人物的定义:拐男人使“我”确知,“即便理想也是一种失败的形式”;因为“能够带来拯救的不是对未来的憧憬,而是未来本身,但他们却被切断了和它的联系”。于是似乎必然,这以一季为限的知解,必以离散告终,离散向“我”早有预感的,理想生活的挫败。这是他者为“我”做出的向导:在冬天,当“我”也离开小镇,终于吃到传说中的“草莓冰山”时,“我”所履实的,一如《曲别针》里最后的“他”,仅是别无意义的冰冷。

  延异上述“二手时间”里的孩童隐喻,则7年后写的《七根孔雀羽毛》(2010),可视为将《曲别针》与《草莓冰山》两篇小说,就同一诗学所作的更复杂再创。一方面,一位如《曲别针》里的“拉拉”那般,与主角隔离、但以其不在场之在场,牵系着主角情感的孩童,在此作中,幻化为“我”与前妻所生的儿子“小虎”;另一方面,一位如《草莓冰山》里的“小东西”那样,与主角共处、但以其沉默具现此刻生活之留难的孩童,在此作中,则被改写为“我”之同居人李红的类自闭症女儿“丁丁”。一个冬天;一处破败县城。在这特定时空畛域里,前天才儿童宗建明、小说里的“我”所屡次经验的,可说是上述“失败的形式”的更多重赋格。“我”延异对赝品生活的预感或识见:在更多由“事后我想起”所召唤的叙事里,“我”从自己的记述中逐渐退却,抵达过于曝亮的空无——那取消一切记挂,连“孔雀羽毛”是什么都不重要了的终局。

  近期的《在云落》(2012)也许是上述叙事原型结构最繁复的一个篇章。小说中,前大学讲师、纪录片导演“我”,冻结昔日生活,独自隐居县城云落。“那年春天格外的漫长”,相似地,在以一季为限所框定的识见赋格里,“我”试图全景窥知他者的存有状况。这些他者,包括重病的和慧,失踪的前女友仲春,以及执著热望着、要重寻已隐匿的旧日之爱的类精神病患者苏恪以。特别是后者,这个人物,因其纯粹执念、亦因其自主抵御时间的战斗姿态,相当程度体现了神话学者坎伯在《千面英雄》里,对“医疗者”这一角色类型的分析:悖论永远是,在历险故事中,那些启蒙主角的人物,自身,却总是一些拒受启蒙的所谓“精神变异”者。这是“他”遗赠予“我”的“情感教育”:直到小说尾声,“我”重新漫游,从城东到城西,一步一步,“我”形拟“他”既逝的步伐。这是这个冷酷诗学,可能的温暖内核:不是“他人即地狱”,而是他人,无非都是同一层地狱里。

  第二种叙事原型,则包含《在云落》里,《细嗓门》(2007)、《剎那记》(2007)及《梁夏》(2010)等三篇小说。这组小说,就话语风格看来,可见张楚对现实主义小说美学的探索;且就理论分析,很适合被放进中国抒情传统的论述框架中,从而获得一个明确的系谱定位。简单说来,这组小说延续五四以降、沈从文及汪曾祺等小说作者的实践,以简练的白话文,内化中国抒情诗的核心技术:以蕴藉留白,指喻无可言说的思怀;以原乡地景,转引人类存有的普遍难题。张楚探索的个人特色,在于将20世纪最后20年的时代风貌,导介进这个系谱中,于是,我们看见产业转型中的县城、城乡间的小商贩动线,以及浸润在台湾流行文化中的小镇新生代等等在地现实细节。

  张楚对系谱的承续,则可见于在现实主义美学的格度里,对小说人物之“智慧风貌”(卢卡奇)的全心深描。于是,诸如《剎那记》里的“樱桃”,《梁夏》里的“梁夏”,与《细嗓门》里的“林红”,这些主人公,是各自小说的地景轴心;而亦是这些具体地景,将主人公各自日常的、零余的遭遇,结成去地域特征的普世命题。相对于地域文明,性(及因之而生的憧憬、疯魔或伤害),是各地景中不变的、底蕴的亘古难题。相对于理性话语,肉身的痛苦试炼或自残,更是许多时候,这组小说中的人物惟能赤忱坦露的一种语言。

  (童伟格,作家,台北艺术大学戏剧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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