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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城乡书写与“70后”女作家的性别意识
2020年10月27日 09:38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 作者:曹霞 字号
2020年10月27日 09:38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 作者:曹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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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当代文学中,“70后”与其他代际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出生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转型期和发展期,亲历着也见证着中国在全球化体系中位置和格局的变化,这决定了他们的写作起步于一个具有过渡性与敞开性的广阔场域。这个背景也为“70后”女作家带来了有别于以往女性写作的性别意识和书写方式。她们兼顾乡村、县镇和城市三种地理空间,不再拘囿于女性的叙事视角,也不再迷恋于对身体、欲望“小世界”的探索,而更关注通过女性的漂泊、成长和命运展现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变化,更敏锐于现代化大都市为女性提供的多维生活方式和丰富的精神资源,这为她们的写作带来了新的美学气象。在这一代女作家身上,城市/乡村、传统/现代、本土/世界、自我/他者、女性书写/男性视角、日常经验/形而上学等二元项有机地融合着,不断生成驳杂而丰饶的写作场域,与中国社会的发展之间保持着彼此对应又互为观照的复杂关系。

  一、乡村书写的趋实化与公共话题的表述

  对于中国人来说,“乡村”是集体化共有的“血肉相连”“一脉相承”的“故乡”,对此,“70后”女作家做出了种种还原、辨认和书写。她们对于乡村的讲述经历了从浪漫到写实、从追忆到非虚构、从诗学到社会学的趋实化过程,这契合着或者说反映了中国乡村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既是现代性进程中资本力量的强大驱动力和裹挟所致,也来自于这片土地上的“人”在心理、道德、精神、观念等层面上的变迁。

  鲁敏以丰饶、葳蕤、氤氲着前现代文明乡愁的笔调建构起了“东坝”的形象。这个南方乡村水土润泽,稻麦翠绿,果物丰富,鸟雀啁啾。东坝的人情关系也有着南方的温热暖意。在她笔下,“东坝”是“日月有情、人情敦厚之所”,是“中国传统文人田园梦想中最悠然最惆怅的那一部分”,一个“纸上的乌托邦”。在“东坝”系列里,乡土中国的美好景观携带着古老敦厚的伦理浮雕般呈现。这种充满诗情的追忆在付秀莹的“芳村系列”中也有所展现。她将自己还原到了童年和少年时代,借助于钩沉、打捞、描摹、独白等仪式,重塑那些无法挽回的流逝,深情摩挲那个滋养自我的精神来处。从2008年的《爱情到处流传》到2016年的长篇《陌上》,她以具有古典诗情的风景素描诚恳地践行着对于故乡的深切怀想。

  20世纪70年代以来,“70后”女作家出生和成长期的乡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不再是桃花源和乌托邦,而是承受着中国现代性发展后果的现实化存在。当“70后”女作家面对被资本和经济发展强力修改的乡村现实时,她们的叙事态度由浪漫的追忆转为了严肃的写实,用省思性的笔触代替了天真无忧的诗性书写,用结实有力的文字绘下了满目疮痍的故乡。鲁敏的《白衣》讲述陈冬生回到东坝做赤脚医生,却被卷入了不堪的权色漩涡里。《颠倒的时光》描写大棚这一违反古老时令节气的“扭曲”给人们带来的喜与忧。在自然种植/大棚栽培、应时而为/逆时而动、天人合一/天人分离等对比下,鲁敏唤醒了久被遗忘的充满天然气息的乡土中国和在大自然怀抱里孕育成熟的农业文明,使人对那已然消逝的乡土往昔充满了眷恋和不舍。“70后”女作家的乡村书写突破或者说祛除了“女性”性,将性别书写扩展为了现代性语境下乡土中国的广阔表述。农业的发展、村庄的生态恶化、农民的流转迁徙、家族的结构变迁、土地交易、招商引资、拆迁、污染、留守、婚变、谋杀、打工,都是具有公共性质的话题。在关于乡村的叙事中,“70后”女作家彰显出了她们作为作家、学者和知识分子的深切情怀。

  二、县镇书写的交界性与叙事的跨学科价值

  近年来,“小城镇”作为一个在理论与批评实践上渐趋成熟的词语,已经得到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对于“70后”来说,“小城镇”是他们写作的“常态与基本样态”。作为“城”与“乡”之间的“飞地”般的过渡,县镇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里没有鲜明对立的贫富阶层和精英—底层差异,同时也和由宗族礼仪维系的乡村保持着距离,第三世界的不发达经济症候与市场化法则相碰撞,混杂性地生成了具有金钱、权力、时尚、欲望等“萌芽”的微缩型现代化存在。

  对于“70后”女作家来说,县镇是她们的出生和成长地,也是她们在从乡村走向大城市过程中的中间地域,她们的县镇书写糅合着真实的经验。如魏微所说:“我是在县城长大的,县城在中国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介于大城市和乡村之间,是两者的交界处、过渡色。它是有点城不城、乡不乡的,是一个放大了的村庄、微型版的城市。”她们从坚硬的时间之核里剥出具有文学化可能的材料,携带着模糊漫漶的记忆返回到遥远的背景之中,以敏锐、才华、灵性、技巧重现这一代女性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县镇度过的少女岁月,缝合起了时代变迁与个人成长之间的界面。由于她们的童年是在“后革命”时期的破碎、失序、无人看管的自由与欢乐之中度过的,她们书写的童年记忆也脱离了传统长篇的宏伟架构和复杂叙事层,只有情感的荡漾、情绪的氲氤和细小的片断。

  在“70后”女作家的书写中,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不断遭受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冲击的县镇场景得以复现,它琐碎、凌乱、平庸、真实,发生于其间的女性命运、日常生活与社会变迁具象化地呈现出了中国城镇化过程中诸多小型的交界性、过渡性的尝试。可以说,“70后”女作家通过县镇书写展现的,不仅仅是文学和性别命题,还有历史学、社会学、人口学、经济学、心理学、地理学等跨学科的价值。

  三、城市书写的多维化与走向形而上的叙事

  “70后”作家大多在城市读书和工作,他们的性格、心智、情感、观念有很大一部分是被多元化的城市文化所塑造的。城市作为“松绑和解除小镇与村庄严密阶层化纽带的场域”,与女性之间的关系更为贴近和亲密。因为在城市中,女性摆脱了以体力为衡量标准来确立家庭地位的乡村观念和主流历史剩余物的存在界定,具有了“社会性成人” (social adults)的特征,从而将女性/男性之间的家庭/社会、消耗价值/创造价值、家务性劳动/交换性劳动等对立关系转变为了趋于平等的状态。此外,城市生活幽微繁复的变化、亮丽多彩的色调、变动不居的质地以及充满无限可能的空间,也更加契合女性善感、敏锐、细腻、多变的特质。棉棉的《糖》、卫慧的《上海宝贝》通过身体快感的消费景观展示了城市的物化与异化。魏微的《在明孝陵乘凉》《化妆》、金仁顺的《金丝雀》《水边的阿狄丽娜》、朱文颖的《高跟鞋》《莉莉姨妈的细小南方》在女性与城市生活亲密的共生关系中见证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种在场化的空间格局和美学特征使得“70后”女作家的城市书写有别于20世纪80年代女性文学中的城市想象。

  “70后”女作家的城市写作与中国城市的发展同向同构,城市生活的多元、城市经验的鲜活、城市空间的意象,在她们手上得到了复杂而生动的展现,她们的城市书写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越了之前的写作。乔叶的《随机而动》写当代人与手机之间密不可分的“病态”关系,计文君的《化城》以古老佛经为喻写新媒体从业者的成长,崔曼莉的《熊猫》通过小切口勾连起城市的巨大变迁,任晓雯的《换肾记》通过疾病引发的风波写出了亲情关系的残酷,金仁顺的《纪念我的朋友金枝》讲述一段“肝肠寸断”的悲剧爱情,艾玛的《有什么事在我身边发生》《白耳夜鹭》涉及婚变,在悬而未决的失踪案和精神分裂的疑云里,萦绕着絮杂可怖的人性暗影。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和《星空下跳舞的女人》分别以“在地”与“轻逸”两种气质写出了两种不同的人生状态。前者是女主人公以绵长柔韧的心思为自己赢得城市生活的机会,后者是女主人公罹患恶疾却活得率性洒脱的诗性人生。

  由身及心,由外而内,“70后”女作家在对自我进行探索时,她们同时也在探讨一个更具永恒性和终极意义的命题:作为个体生存于世,我们如何确认“自我”的存在?如果我们知道生命终将是一场虚无,那么“我”的边界和范畴在哪儿,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她们将身份认知的难度和对肉身松弛衰败的惊骇同时融入对于生命的思索之中时,那份形而上的辽阔和深邃便将她们与此前的性别书写区别开来。

  四、结 语

  中国当代社会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70后”女作家的创作风貌,将她们从单纯的“女性”视野中解放出来,赋予了她们以中性阔大的气度,她们的写作可以视为一种“超越性”的写作。她们的“超越性”有着多方面、多层次的体现:由女性而男性,由个人而群体,由自我而社会,由单一而多维。

  从叙事题材上来看,由于“70后”女作家生活在相对宁静平和的氛围里,她们主要通过学校教育、舶来文化、长辈言传身教等间接经验补充相对贫乏的直接经验,着力书写的是“房屋,街道,楼顶上的鸽子,炒菜时的油烟味,下午的阳光”等日常生活,这使得她们不会像前辈女作家那样对性别和女性气质进行反复强调。平静内向的生活给她们的写作带来了明显的特点。她们擅长琢磨人物、细节、物象并从中获取审美的快感,能够精准生动地把握女性人物的情感与情绪变化,从而将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领域进行镶嵌与糅合。

  从叙事视角来看,“70后”女作家不再拘泥于女性的视角,她们多通过第三人称甚至是男性视角展开叙述,朱文颖的《戴女士与蓝》通篇都是男性第一视角,在上海与日本两个空间的交叉闪回中写出了一段雾里看花的情感关系。魏微的《拐弯的夏天》以第一人称写一段姐弟恋,在中年男人的回忆里荡漾着激情热烈的波澜。男性视角在戴来那里体现得尤为明显,《给我手纸》《顺便吃顿饭》《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展现出了中年男性陷入婚姻、家庭生活的绝望之中但又不敢、不能让绝望发生的状态,写出了生活的荒芜、麻木和无聊。

  从美学风格来看,“70后”女作家拒绝女性私语化的沉溺,而倾向于“去女性化”的简洁、轻淡。朱文颖和黄咏梅重提弗吉尼亚·伍尔芙的“雌雄同体”概念,认为这是一个最好的作家的风格。戴来称自己的写作是“中性地站在生活之外”。有研究者指出,如果将作家分成男性和女性两个阵营,戴来应该是处于这两者的中间:“细腻和敏感,理性而节制,使得她的作品酸碱度刚好中和了。”“中性”也好,“中和”也罢,都是对“超越性”这个概念的美学呼应。

  “70后”女作家的城乡书写关联着逐渐深化的社会范畴,彰显出了性别书写的新质地、新特征:少“女性”而多“中性”、少主观而多客观、少私密而多日常。她们的书写广泛地连接起了社会、历史、文化、经济、城市化、现代性等问题,从而使得性别写作获得了新的学术增长点,也为中国女性文学史的建构延续着新的篇章。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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