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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文学史的对话 ——以“互文性”探寻现代女性成长主题
2020年09月27日 09:04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 作者:郭力 字号
2020年09月27日 09:04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 作者: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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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如何想象和建构女性成长问题?哪些作品以镜像的寓言方式见证了现代女性的成长过程?有关女性成长的思考一直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在文学史上不断以互文性展开对话探寻,在历史不同时空中,折射着女性所面临的自我存在和成长路径问题。本文选取当代文学史中有关女性成长主题的三部长篇作品《青春之歌》《玫瑰门》《长恨歌》作为参照,认为三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关系到现代女性成长的命题,特别是主人公林道静、司漪纹、王琦瑶在大致相同的历史时段开始人生起步,时代相同,道路选择却不同,三部作品因主题、历史语境、性别因素构成文学史“互文性”对话体系。

  一、启蒙年代:新女性人生选择的多种可能性

  “五四”这一宏大的历史语境为后续的研究者带来了源头活水。“五四”这一历史文化事件与国家、民族命运关系的思想建构关系重大,在今天已经转化为关于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知识话语生产体系。其中百年中国现代女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就有“女性解放”这个同样宏大的命题的建构。女性解放与国家解放、民族解放、阶级解放的关系,即使在现在也依然是意识形态建构中重要的一环,但是在历史幽深的空间中,这一宏大建构并不能清楚表达解放之于新女性切实可感的生命感受,以及在历史机遇中人生选择的明确方向。观察20世纪女性文学创作,源自“五四”的启蒙话语始终回响,对于中国现代女性成长命题的反思,一直是一个历史行进中尚未完成的启蒙过程。

  本文选取《青春之歌》《玫瑰门》《长恨歌》三部长篇作为阐释对象,出发点就是看到不同代际的女作家杨沫、铁凝和王安忆,在创作三部长篇作品的女主人公林道静、司漪纹、王琦瑶初始的人生舞台时,都选择了大致相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三个人物的少女成长期是五四时期到20世纪30年代这一历史时段,从人物早期命运故事中,也可以获知人物受到五四文化启蒙和现代思想风潮的洗礼。如《青春之歌》中林道静对包办婚姻的反抗、《玫瑰门》中司漪纹和进步青年的浪漫爱情、王琦瑶每天清晨去上海新学堂接受的新式教育,三个人物人生起步历史落脚点的相似,似乎看起来能让她们成为精神气质相近的新女性,但是在三部作品的叙述层面,由于作家的原因,对阶级话语、民族话语、性别话语理解不同,特别是对理想与现实、革命与人性、政治与性别文化之间思想张力的呈现方式不同,终究使原本都接受过新文化教育的三位女性,在小说文本叙事推动下,有了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径,为我们理解现代女性成长之路带来丰富的历史文化景观。

  二、三个文本与三种女性命运的成长路径

  文学史对《青春之歌》这部作品的界定十分明确,这是一部关于知识分子道路选择的反映时代命题的创作。作品选取女性人物林道静作为主人公,她完成的是从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到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最后的转变,这是一个明确无误的有关女性知识分子革命者主体完成的历史过程,也确定了《青春之歌》在新中国文学史中有关知识分子题材的历史地位。今天从文学创作流变角度,可以看到作家杨沫也吸收了左翼文学“革命+恋爱”的影响,其中林道静历经三次情爱过程,革命与恋爱的关系自始至终都被设置在女性先启蒙后发展的预设框架中,注定林道静是一个被启蒙与成长的典型,所以文本叙事的权威最终显示出女性在革命启蒙话语下必须完成的身份转变。林道静是新中国文学序列中党的女儿系列中的一员。

  《玫瑰门》是铁凝创作中十分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序列以母系家族生命史展开。小说以三代女性的发展轨迹来展现历史时代进程中女性的精神发展和裂变。与《青春之歌》不同的是,铁凝注意到革命话语对于司漪纹来说,始终是一个由于阶级出身问题而不能够完成的内在的身份焦虑。在解放初期司漪纹曾经短暂地做过小学教师和革命干部家庭的保姆,这是小说为司漪纹设置的社会身份。她力求在革命风雨的洗礼中转变阶级身份,但都以失败告终。在“文革”中司漪纹与街道办事处主任罗大妈“斗法”,不断站出来以期获得公开的合法的革命身份,但是屡战屡败的经历中断了人物向革命身份转变的过程。司漪纹以内心的强大和精神的韧性对抗来自于父权和男权的侮辱与损害,但她始终不能以劳动者的身份获得自我认知的圆满性。假面人生和革命身份的内在焦虑加速了人性的裂变,司漪纹就像绽放的罂粟花一样,丰满鲜艳、摇曳多姿。女性精神解放的求证在压抑中变成了自我指认的焦虑,司漪纹始终不能从庄家大奶奶转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所以她作为现代女性的成长只能存在于历史的选择中,是一种悬搁状态。也许未完成恰恰是以象征的方式标示出现代女性精神发展和解放探寻的复杂性。

  作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恨歌》有着丰富的文化意蕴,主人公王琦瑶一生不仅是历史时空对上海女性形象的思考观照,而且是有关上海的历史变迁和新时代发展的见证人,以自己生命不变的节拍构成参照系观照大历史的演进,所以作家放言,写王琦瑶就是写上海。只不过王安忆这一次在思考女性解放和现代意识主体的时候,把人物设置在一个反向成长的路径上。作家避开了有关女性成长的启蒙话语,而以日常生活作为一个小的切口,从社会生活的最细微处来反映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和社会的变迁。但是长于叙事策略的王安忆,把家国大事与小女儿情态结合起来,在文本中王琦瑶时刻以个体生命存在的自我体认方式来表达对世界的认知。作家是从生命个体伦理的角度,试图通过王琦瑶一生的存在方式反观女性成长的命题。王琦瑶与多个男人的情爱方式看似个人行为选择,实际上都有着大时代多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与个体遥相呼应无所不在,所以不论是在里弄、影楼、片场还是爱丽丝公寓、乌桥、平安里,无数个上海空间的位移最后都不能安置王琦瑶的身心,这个从未开始成长的新女性只能是上海的女儿。

  三、文学史对话:女性成长“未完成的故事”

  文学史中关于《青春之歌》的传统表述将林道静形象的典型性以客观真理的方式固定下来,强调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最终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历史合法性。而在文本开放的语境下,对这一观点有了新的认识,后续研究者的阐释表现出了对历史复杂性探寻的努力。《青春之歌》作为文学史经典作品具有文本的生产性,其批评话语也会随着历史语境的不断开放推移而不断增殖。每个批评者的增删过程表现出批评话语影响的焦虑,同时,因为这类文本所蕴含的女性成长主题本身就具有结构功能,批评者在同一主题的文本呈现中发现交互性的文化内涵,而有关女性的主体建构则成为文本内在的隐喻意义。

  在女性成长主题这个大的世纪命题之下,《玫瑰门》与《长恨歌》这两部作品与《青春之歌》人物命运起始点的历史语境类似,而人生道路命运结局各有不同。《玫瑰门》中的司漪纹在新中国新天地下不断争取新的可能,欲获得革命者认可的合法身份而不得,其内在的身份焦虑来自于剥削阶级“司家大奶奶”的异己感。但铁凝把她的人物放置于在政治语境中始终挫败的境地,指涉着司漪纹阶级身份的焦虑所导致的主体的空洞。作品中描写司漪纹家庭生活场景的细节丰富生动,如她与儿媳竹西之间相互窥探纠结的婆媳关系、与街道主任罗大妈之间其乐无穷的小院斗争政治关系学、与外孙女眉眉之间青春相映式的祖孙关系等,表现出司漪纹在家庭空间中的掌控能力和身份确认,但这一切又都不无反讽地指向了她不合法的社会身份。小说结尾中虚弱老迈的司漪纹被孙女们推着看一眼曾经爱慕追求的那位革命少年,现在那个老年痴呆木偶一样的华致远,她明白了人不论什么身份最后都要离开这个爱恨交加的世界,留下的只是沉寂的背影。就像当初少女时代的司漪纹,受到五四精神的启蒙,但或许进步与革命的意义对年少的她并不明确,只能转化为对革命进步青年的狂热爱情。异己的“革命”话语作为心理的巨大虚空,最终成为司漪纹在新社会秩序中身份焦虑的原因,她的自明的主体性悬搁在历史的黑洞之中。

  与铁凝的创作倾向不同的是,王安忆的创作在反映女性成长方面往往是笔下若有若无。《长恨歌》的写作发挥了王安忆的优长,把女性与上海等同思考,女性、上海和小说因其坚韧的日常性和琐碎的世俗性就这样统一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写王琦瑶就是写上海。《长恨歌》中的“大上海”从一开篇就注定了“王琦瑶们”的命运传奇。她们连同弄堂、鸽子、流言等一起构成了大上海20世纪30—40年代的城市景观,也承载着进入21世纪新人类对旧上海传奇的怀旧梦。因此有关王琦瑶的命运传奇一定也构成了上海的传奇。而王琦瑶从里弄女儿到上海小姐再到爱丽丝公寓的金丝雀,一切都关乎着老上海传奇的情与爱。王安忆以几近白描的对上海城市的描写,以及对王琦瑶日常存在的细腻展示,以静制动,在变动不居中隐喻历史动静守恒的规律。进而小说也展现出一种均衡的叙事结构和平稳的叙述基调。在这一切守恒的表面之下,是王琦瑶始终不曾变化的女性意识和历史本身沧桑巨变的对比。

  三部长篇所涉及的女性成长主题,展现出历史理解的多种可能性。而三部作品中的女主人公也都被置于情爱过程中,体现欲望话语和身体修辞与国家话语、政治话语的内在关联。尽管三位作家在作品中对革命、历史、性别的理解表述各有不同,但依然可以看到女作家基于女性经验的身份自觉,不约而同地思考到女性主体身份必然涉及与其自身存在密切相关的男女性别关系和家庭场景,如此表现女性自我认知历史阶段性的理解。女性主体自我认知不能抽离于女性这一性别本身,女性解放的宏大叙事也应该与历史中的个人命运和自我欲求密切相关,成为女性自己求解放的故事,而不仅仅作为镜像成为反映社会进步的尺度或者被启蒙的对象。与杨沫这一代女作家比较起来,因为成长的历史背景和经历不同,铁凝和王安忆必然在女性成长理解层面上表现出时代文化价值立场的差异。唯其如此,才会使探讨的现代女性成长话题进入文本意义相互对照印证而又同题解构的场域中,在探寻、质疑的“再解读”中与前文本对话,消解“女性解放”被置换成国家解放和民族解放的简单替代过程,而把性别平等话语真正落实到思想文化建构中。文学史有关女性成长主题的“互文性”现象,为研究者在后续的文本中提供了思考空间,现代女性在百年历史场景中生存形态的多样性,以及对“现代女性”这一概念理解的历史内涵的差异性,这些因素决定了女性成长在文学史的相关话语体系中,永远是一个“未完成的故事”。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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