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文学 >> 中国现当代文学
不一样的乡土情怀 ——兼论高晓声小说的“国民性”问题
2020年08月12日 09:47 来源:《文学评论》2019年第1期 作者:杨联芬 字号
关键词:高晓声;《青天在上》;乡土;古风;国民性批判

内容摘要:新时期以来的高晓声研究,主要在鲁迅或赵树理的传统中进行,其独有的精神面向未获充分研究,以致其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长期缺乏必要的阐释。本文以《青天在上》为细读文本,检讨高晓声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价值取向,即其文化认同中对“古风”的肯定。乡土文化所保留的家族伦理和生活习俗,民间道德所蕴含的某种价值理念,在一些时候,不但不是值得批判的“国民性”,相反,蕴含了超功利的自然天道与人间温情。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进行体认而非批判,贯穿了高晓声创作的始终,在《青天在上》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而陈奂生形象的再解读,由此获得新的参照。

关键词:高晓声;《青天在上》;乡土;古风;国民性批判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新时期以来的高晓声研究,主要在鲁迅或赵树理的传统中进行,其独有的精神面向未获充分研究,以致其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长期缺乏必要的阐释。本文以《青天在上》为细读文本,检讨高晓声一直以来被忽略的价值取向,即其文化认同中对“古风”的肯定。乡土文化所保留的家族伦理和生活习俗,民间道德所蕴含的某种价值理念,在一些时候,不但不是值得批判的“国民性”,相反,蕴含了超功利的自然天道与人间温情。从文化的角度对“传统”进行体认而非批判,贯穿了高晓声创作的始终,在《青天在上》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而陈奂生形象的再解读,由此获得新的参照。

  关 键 词:高晓声/《青天在上》/乡土/古风/国民性批判

  作者简介:杨联芬,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1980年以来,高晓声创作主要被置于与鲁迅或赵树理的对比中进行阐释,由此确定其文学史地位①。从描写农民精神创伤并揭示其现实根源的犀利叙述看,高晓声小说确有几分“鲁迅风”;其秉持良知从常识出发揭露“三农”问题,刻画生动的农民形象,则有点像赵树理。然而,高晓声还拥有一个极为独特的精神面向:五四新文化所否定的家族宗法伦理,社会主义革命作为“封建残余”被扫除的传统习俗,长期潜隐在乡俗民风中的仁义礼智信等“旧观念”,顺应自然、不悖天理、注重亲情的生命哲学,在高晓声作品中,往往被视为善与美来呈现,这使其乡土叙述呈现出一种既独立于五四启蒙,又对立于“破旧立新”革命伦理的立场与倾向。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陈奂生的“保守”“狭隘”和“小生产者落后意识”,未必就是“国民劣根性”,一定程度上却是与“唯利是图”“小人喻于利”等对立的仁义与忠厚。

  1991年“陈奂生系列”后三篇发表后②,陈思和认为高晓声改变了创作“思路”③,王尧则指出陈奂生“精神世界还有另一根绳索在操纵他”④。联系高晓声后期创作,包括长篇小说《青天在上》及一系列回忆故乡的散文,不难发现高晓声通过陈奂生形象所表达的文化认同,即对乡土社会“古风”的肯定,贯穿了其1979年以来的创作;只是在后期创作中,这个倾向表现得更为明确和充分罢了。

  《青天在上》是高晓声的自传性长篇小说,以其与前妻邹主平的爱情故事为原型⑤。1955年高与邹在结核疗养院结识并相恋,1957年高被打成“右派”后二人结婚,不久邹随高迁居乡下,经历了“大跃进”,病逝于大饥荒。这段生活总共一年多,既是高晓声个人生命体验中异常凄美并留下终身创伤的一段,也是“大跃进”和大饥荒历史的一个缩影。《青天在上》改变了高晓声一向为农民“代言”的叙述姿态,叙述者、隐含作者与主人公有较大重叠。无论从题材还是体裁看,它在高晓声创作中都是独一无二的。然而,该小说出版后却未能引起足够关注,迄今只有钱中文一篇专论⑥。王彬彬认为主要原因是高晓声对历史真实“包包扎扎”(掩饰),书中自然美描写喧宾夺主,稀释了历史苦难⑦。本文的论述,便从这里出发。

  一 遣返回乡:惩戒或避难

  新时期之初,高晓声因写出李顺大、陈奂生两个人物形象而令“文坛倾倒”之际⑧,也写过具自传色彩的知识分子题材作品,如短篇小说《系心带》,不过数量极少,基本被“陈奂生”形象淹没。《系心带》写获得平反的“右派”李稼夫返城之际在乡村汽车站的一段感受,伤怀之中,感念质朴善良的人们在其被排斥被侮辱岁月中所给予的善意和温暖。那个时期,以写“右派”和知识分子受难而引人瞩目的小说家,有张贤亮、从维熙、李国文、鲁彦周、陆文夫等,比较起来,高晓声这篇随笔式小说实在可以忽略不计。然而当《青天在上》问世,我们发现,《系心带》抒发的深挚感情,在《青天在上》中依托于大量生活细节的描写而得到完整深切的表现。《青天在上》旨在悼亡⑨,却表达了作者与故乡不可分割的骨肉感情,成为其小说中唯一完整的自叙传。

  1958年3月,高晓声被江苏省文联正式宣布“右派分子”处理决定,遣返故乡劳动改造。他的故乡在武进县郑陆镇一个叫董墅的村庄,位于长江三角洲冲击平原腹地,河道纵横,土地肥沃,是典型的鱼米之乡,也是高晓声童年和少年时期的乐园,河浜湖畔,捞鱼捕虾摸蚌捡螺,其乐无穷,家乡在他心目中一直“是绝顶的美丽”⑩。高晓声家耕读为生,是董墅唯一有藏书的人家,父亲高崖青念过大学,通晓外文,1948年曾当选武进县参议员,高晓声亦念书至大学。尽管父子二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接连栽跟头(高崖青1950年在镇反运动中获刑5年),但在淳朴乡间,人们对当地这户唯一的书香人家依然敬重,这使高晓声遭发配还乡后,处境并不坏。他在自传中写道:“当了右派要发配去劳动改造,我身患肺结核,劳动这一关很像鬼门关,幸亏本单位的领导还能体恤我,让我回家乡劳动,如果病倒了,可以有家人照应,免得无人理睬。这真算是放我一条生路。”(11)高晓声遣返后,乡亲给予他的是包容和善待,这使《青天在上》的叙述,脱离了一般同类题材小说的受难主题,反而有些许归隐遁世的意味。

  小说开头写主人公陈文清被省文联扫地出门时的孤立情形,在那个时代可谓普遍:奉命押解陈文清回乡的机关秘书许源,与他同一年参加工作,“在一起相处了七八年,一向来也可算得是彼此信得过的老朋友”,然而自“陈文清倒霉伊始,许源就没有同他说过话,进过他的卧室,界限划得清清爽爽”;这次“他来带陈文清,也没有跨进陈文清的卧室,好象那一条门槛,就是楚河汉界”(12)。在回乡的班车上,陈文清又目睹了当地民众对“四类分子”家属的冷漠与歧视。然而回到家乡,情形与他预期的完全两样——

  老一辈的人,亲眼看着他长大,抱过他,逗过他,打过他的屁股,摸过他的小鸟。同一辈的人,都是他的拖鼻涕朋友,不止一次互相打破过头,也不止一次交换过颈脖子,是一伙知己知彼的狗脸亲家公……至于大队小队的干部,也都是本乡本土人,他们对于文清,都有乡谊族情,脑子也不及机关干部灵巧……尽着眼于鸡毛蒜皮,看到文清还领工资,还有公费医疗,就觉得待遇比自己还高得多。(13)

  回乡后,按规定陈文清必须向群众讲清楚自己的问题,并在公社开大会时与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起(反右后,合称“五类分子”)集中批斗或陪斗,接受干部像对“一群猪狗吆喝”似的训话。但在故乡柳湾村,阶级斗争的浓度却因“乡愚”而被大大稀释,陈文清并未受到歧视,更未遭受肉体折磨。生产队长姚祥金,从不派文清重活,一开始就对他说:“反正你身体不好,做不动就歇。劳动改造又不是要你的命,硬拼做什么?不要傻。家乡人尽管不懂政策,这点情分还是有的。”(14)

  乡土社会的人际关系,由亲族和地缘形成,“从熟悉得到信任”是基本伦常(15)。“看着长大”,或者“一块长大”,便是文清获得乡亲信任和宽谅的全部理由。“祥金比文清大几岁,从小和文清很亲近。他读书没有文清聪明,晓得自己家里只会让他读几年书,认识个名字,会打个算盘就行了。文清是书香门第,人又聪明,会去读大学,长大了能干大事,自己万万不及,所以总把文清看得比自己还年长似的。年幼时养成的这种看法,长大了也很难改变。这次文清遣送回来,大出意外,却又无能为力,只是同情罢了。”(16)至于文清的“错误”或“罪行”,堂兄从报上“不曾找到一件实实在在的坏事,尽是理论,似懂非懂”(17)。文清向群众交待自己“罪行”之际,大队长曹明兴劝慰道:“乡下不比机关里,社员只考虑种田吃饭,政治不政治弄不懂的,横竖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就是了。”(18)当村人最终明白陈文清不过是“讲空话、弄笔头惹出来的”祸,“许多人听了就不平,认为那有什么了不得,屁!操!还不是掮轧,抢官做!”“所以也并没把文清的罪行当一回事”(19)。

  不过,当“陈文清被叫到公社去开了五类分子会议之后,许多人就看出严重性来了”,因而村里“气氛变得沉重了”,但是,他们并不因此就像躲避瘟神一样疏远,而是“总还有些人来”,偶尔还有近亲本家替文清抱不平,被人提醒说话当心时,则回敬“老子横竖种田就是了,怕个屌”(20)。重情分、轻原则、目光浅,这是乡土中人普遍的“小农意识”,是现代性启蒙的否定物。合作化运动以后,集体经济取代小农经济,然而村落家族世代聚居的生活方式,使固有的伦理、观念和习俗难以同步消亡,具有“超稳定性”,因而才有“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著名论断。乡土意识的“落后”和农民的“不觉悟”,使文清回乡后不但没受歧视,相反,他的失误或困境,如忘写思想汇报,交不出砖(“大跃进”时的摊派)等,靠着乡亲们的帮助得到了化解。回乡使文清感到“离社会远些,靠自然近些”,并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感觉(21)。竟有些精神避难的况味了。这样的感受和描写,在80年代相同题材小说中,可谓罕见。

  乡村生活之所以“自然”,不仅在于人类亲近泥土,更在于人际关系朴素,合于“天道”。在这种不根据利害“原则”、而基于血亲和地缘关系建立起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虽有亲疏,但比起城市,却更贴近、真诚和富于感情。在“大跃进”和公社化之前,乡村基本保留了传统生活方式,在“文革”破“四旧”之前,甚至庙会等古老风习还在民间延续(22)。陈文清被遣返后,家族亲人无条件接纳了他,在被城市放逐之后,却意外获得“守拙归园田”的宁静。小说用了不少篇幅描写乡土与自然对文清夫妻患难生活的抚慰:

  文清虽说要接受群众监督,但群众又不拿国家的监督费,常把这类光荣的政治任务看成多管闲事,文清也不便勉强他们,只好自觉改造了。所以除了劳动之外,也常有时间和珠珠在一起读书、亲爱。理丝竹,写丹青,也养鸡兔,也种蔬菜。山墙外,小河边,柳树下有一块清静地方,有时候便去坐坐,独个儿也不寂寞,一对儿也不唠叨,任眼睛说话,听彼此心跳;轻风梳头,水底流云;天地悠悠,就是压在五指山下的石匣里,也是可以安然过去的。(23)

  陈文清夫妇都患有严重肺结核,需要保证营养。“大跃进”以后物资供应日渐紧张,在供销社工作的堂兄陈云清,“一有可能,便替他们买些荤腥带回来。虽然这些副食品已经越来越紧张,每次能带给他们的不多,但那关切和爱护的心意,金子也买不到”(24)。亏了云清“走后门”,文清夫妇的苦难被延后。云清的热心肠,并不限于直系亲属,他对乡里乡亲,能帮就帮。小说写道:“他办事能干,为人厚道,凡曾相识,便都留情。在村上名声极好。有他在供销社,姚祥金要轻松得多,生产队要紧俏的生产资料,找云清就容易买到。柳湾里两个生产队的社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曾请他办过事,他能办到的,总办。连地主顾荣根买不到锄头柄(有时紧张,要分配)找他,他也想办法批给他。”(25)费孝通在概括中国乡土社会结构时说,由于这个结构是以亲属关系为基本形态的人情网络,“攀关系,讲交情”便是人际交往的特点(26)。五四启蒙文学往往在中西对比视野中审视中国乡土社会这个特点,将其与缺乏契约精神和权利意识等陋习一起,视为严重妨碍中国社会迈向现代的“劣根性”进行批判。高晓声这部小说,显然与五四乡土小说的启蒙立场不同,与赵树理“教育农民”的革命立场也不同。恰是这些攀关系讲交情的乡俗人情,给了陈文清巨大的庇护,家乡成为“落难右派”的温馨家园——高晓声的个人经验大抵如此,在遣返回乡的22年中,大难不死,绝处逢生。他在小说中通过陈文清之口由衷叹道:“柳湾里的乡亲们是多么好啊!一时疯狂了的祖国大地居然还有这样一个温爱的小气候,珠珠那如线的生命,靠了这个才能够延续下去……”(27)

  《青天在上》依照个人经验与记忆,将一段知识分子受难的历史,写成了传统乡土社会人情浓郁的“好的故事”。但高晓声的体验,显然带有偶然性与个人性,可作对比的是诗人流沙河。流沙河1957年因《草木篇》罹难,1966年从成都押解回家乡金堂县劳动改造。同样是苦难中结缘的爱情,同样是放弃都市生活陪夫赴难的妻子,流沙河妻何洁却远没有周珠平幸运,她“背负婴儿还被拉去批斗”(28)。流沙河回乡12年,前六年拉大锯解木头,常常“纸窗亮,负儿去工场”;后六年,则以钉包装箱为生,八岁的儿子失学在家,给他做助手,还要担惊受怕,遭人欺侮(29)。流沙河与高晓声命运大致相似,境遇与体验却如此不同。流沙河家乡是临近成都的城镇,由于出身大地主,他被遣返后,母亲重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大弟因家庭受牵连也对他充满怨恨(30)。流沙河一家四口,感受最多的是孤独与凄凉,“贫贱夫妻百事哀”(31)。比较而言,高晓声则在古风犹存的乡村,置身于家族纽带与淳朴乡民中,作为一个读书人而受到更多同情与尊重。

  王彬彬的质疑,触及了个人经验与集体记忆之间的复杂关系。个人经验中那些不能体现共同经验,或不能体现历史“本质”的细节,能否通过文本进入民族共同记忆?在言论空间受到严格限制时,写作与阅读对象的“典范性”往往受到严格汰选,那些被认为不具备普遍性的经验与叙述,往往遭到排除。假若个人经验中只有体现“共同”或“本质”的那部分才是“可信”的,那么依据什么、由谁来判断其“共同性”?而事实上,在建构(也即叙述)历史的过程中,任何个人经验,都具有不可重复的及平等的地位;只有充分的个人化叙述,才能充分呈现历史的真实与丰富性。在“共时”条件下,人们的个人经验往往是南辕北辙的。或许,只有充分理解少数人“阳光灿烂的日子”,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另一些少数人的恐怖与屈辱,以及“沉默的大多数”的饥饿与死亡的悲剧。愈是个人的,才愈具有普遍性。文学艺术如此,历史叙述亦复如此。

  二 田园的诗与真

  高晓声对故乡的感情,超越了通常的游子怀乡。故乡护佑过他短暂的爱情,埋葬了他的青春,却也是他罹难20多年间惟一的精神家园和肉体避难所,使他在罹患严重肺结核、切除一叶肺并抽掉四根肋骨之后,竟仍幸运活下来。某种意义上,《青天在上》也是高晓声对故乡的感恩之作。从其回乡经历看,小说展示的那一段(1958年初至1959年夏),“三年困难”最残酷的一页尚未展开,小说便戛然而止了。在主人公/作者的个人经验中,爱妻像流星一般划过,留下了永恒的创伤,但同时,其苦难人生中最美好温馨的体验,也定格在这一历史瞬间。

  女主人公周珠平(珠珠)的故事,来自高晓声前妻邹主平的“真人真事”(32)。自传小说的“真实”,原不必追求与生活“事实”的一一对应,但从该小说细节描写的生动、细腻看,可推测其与作者真实生活经验有密切关联。男女主人公一年多恩爱生活的点点滴滴,构成了这部小说情节的主要内容,以田园、爱情和日常生活细节为主的特征,使之像一部“写情小说”。这部耗时两年多写出的小说,情节尽管不够戏剧化,语言却保持了高晓声一贯的简约与幽默,朴素真挚,娓娓道来。小说结局虽是悲怆的,但珠珠这一集美、善、爱于一身的核心形象,增添了小说的浪漫情调。

  一个20多岁的美丽姑娘,为爱而毅然陪夫来到乡下,这令人想到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不过,珠珠并非文清的政治难友。她原是小学教员,单纯、善良,因患肺结核长期养病,对党和人民充满感激:“她工作时间那么短暂,而党却提供了她长期休养的条件。否则也许早就死了。”(33)长期“不劳而获”,使她“摆脱不了内疚的心情”(34),对现实充满感恩。她天生丽质,“白皮肤极细腻,透明得能看见肌里的殷红;乌金般的眼珠,嵌在蛋清般的眼臼间;密匝匝的发根,被白净的头皮衬得象漾在净水里,清清爽爽,真是秀入肌内,惹看极了。常叫陈文清眼睛不转”(35)。高晓声的艺术观偏于古典并有些保守,并不擅长写女性之美,珠珠原型可能比小说描写更美(36)。他以民间文学的手法写她在乡村引起的轰动,合于风俗而又诙谐。珠珠人缘好,母亲去世早,因而“对于风俗人情,比一般姑娘理解得多。加上生了几年病,深感人世间互相关心和帮助是头等重要的事”(37)。她借钱给人看病,一给就是5元;乡邻都知道她慷慨,粮票差不多借光。

  珠珠来到柳湾村的时间是1958年仲春,那是“大跃进运动”前夕一个相对安宁的短暂时期。文清夫妇与继母、弟弟四口之家,母慈、子孝、兄友、弟爱;又有叔叔耀中、耀明关照,小两口体贴恩爱,“倒过得甜蜜而安稳”。那时珠珠“刚住过一阵医院,病灶相对稳定了,出院以来,天气越来越暖和,乡下空气也新鲜,吃食也新鲜”,还有耀明和水清不时从河里捞来的虾、螺、蚌和各种好鱼,珠珠常有生活在童话世界的感觉,为大家准备饭菜时“会有趣地想到自己是不是那个田螺姑娘,或者是下凡来和董永相会的七仙女”(38),“有时候她特意去田埂上远远地看文清怎样劳动”,怕别人取笑,便“挽了只菜篮去刈草”(39)。她“对生活的要求比文清更低,只要能和文清在一起,相亲相爱,多活几年,就心满意足了”(40)。

  原来人并不需要很多,只这样便可以满足了。多安稳啊,乡下的生活。(41)

  珠珠最喜欢小叔耀明,他宛如乡土世界“自然”的象征——“手很巧,会种田、会捉鱼、会架黄狼弓、会爬树摸鸟蛋”;“他跟你说鲫鱼为什么叫鲫掐头,鲤鱼为什么叫阴死鬼(老天爷,跳龙门的竟是阴死鬼),鲢鱼为什么叫鲢壳子,鲙鱼装死是为了什么,青鱼何以有一个投煞(撞死)的绰号,而最容易上钩的又为什么是凶猛的甲鱼……”(42)珠珠跟他在一起,有一种同辈人的轻松和欢喜,这一老一少,构成乡村晨昏的诗意图画——

  每天清早,他牵牛去田埂放青,刚巧是珠珠赶早出门散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天天碰到。他们就会在一起走一段路,珠珠还讨过牛绳来握在手里,细细看牛舌头怎样像镰刀一样直接把青草刈进嘴里去。傍晚以前,又要放一趟牛,刚巧又是珠珠散步的时候。所以,人们就常常看到一副(原文如此,当为“幅”)奇特的牧牛图。连画家也想象不出这两个人同时放牧的理由。一个是城市里的漂亮姑娘,一个是笨拙的老农……(43)

  钱中文称赞高晓声是灾难岁月里仍保持对自然欣赏和爱的“第一人”,而江南自然之美,“即使在天灾人祸的年月,犹显出秀丽、妩媚的风韵”(44)。王彬彬则质疑道:“一部以‘三年困难时期’为背景的小说,却以大量篇幅写晨雾夕照、芦苇翠鸟之美,是有些让人难以思议的。”(45)其实,在诗意之外,《青天在上》后半部写“大跃进”与大食堂,通过两例与“吃”有关的死亡——陈庭法的撑死,陈耀明的饿死——也呈现了现代史荒谬与沉重的一页。其中耀明之死,平淡而悲怆。

  1959年秋收后,食堂断粮,陈耀明成了柳湾第一批生“浮肿病”的人。耀明一贫如洗,却将照顾落难侄子侄媳视若天职。平素,“他没有多少话说,有事便做,无事便默默坐在堂屋里,珠珠有做不了的事,一叫便应”(46)。大饥荒开始后,耀明来得比以前更勤,却不肯沾光吃一口文清珠珠省下的米粥——耀明的原型很大程度是高晓声的叔叔,在短篇小说《老清阿叔》中,其善良、忠厚却因懦弱无能而备受歧视的形象,得到细致的刻画。陈文清自小时读书起,出入故乡总由这位叔叔划船接送;做了“右派”,叔叔的爱仍无任何改变:“他从小看重文清,相信文清会有出息,这信念至今不变……他是他们最亲近的人。他知道他们现在有许多难处,是一生中落难的时候,只要这个难关过去了,他们就会出头。他总要帮他们渡过这道关。他们是不能够死的。他们死了,他也没有什么指望了。所以他宁愿为了他们能够活下去而自己去死。”(47)眼看珠珠一天天衰弱下去,耀明便老去河边、田里,希望能寻觅点鱼虾给她。而他自己,因极度饥饿而“头昏,没有力气”,以致躺在干柴草上“晒太阳”时柴草失火,竟毫无察觉。临死前,耀明身体已虚弱得走路都摇晃了,却仍下水帮人卸网,只因可赚取一条鱼给侄媳补身体。耀明之死,全用白描,令人不忍卒读。虽然沉重,却又时时可见乡土社会的温情。由此可见高晓声的现实主义和人道情怀,前后贯通,不曾改变。《青天在上》描写琐屑的日常,突现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与体谅。充满善与爱的生活细节,点点滴滴,构成了《青天在上》的生活世界,小说也便常常充斥表现人间之“善”的温暖叙述。

  小说也写到幽暗的人性,如故意在文清公费医疗证上注明“右派分子”的那位县卫生局职员,与文清珠珠一同休养的极端蔑视知识分子的革命干部吴大荣,“三年困难时期”保管粮库多吃多占被害的大队刘副书记等,都是那个年代常见的人物,在小说中则往往一笔带过,并不渲染。着墨最多的“反面”形象、公社下派的极左干部王国国,作者对他也不曾脸谱化,只如实写出这类基层官员的颟顸与疯狂。小说更多细节所涉及的,仍然是善良的人事,如对文清宽宏大量的大队长曹明兴,沉稳热忱的公社医院李医生(原型是高晓声父亲熟人,有一点远亲关系),正直仗义的县医院王大夫,待人真诚谦和的县委下放干部沈廷松等,这些人物着墨不多,却增加了小说的人情味。

  比较20世纪80年代张一弓、张贤亮、丛维熙等作家的同类小说,《青天在上》对现实黑暗的揭露,缺乏戏剧情节,表达相对委婉。这与高晓声置身的亲族和睦乡人善良的乡土世界直接相关,故乡给予他比较宽松的环境,而他也珍视经验中的善意与温情,塑造过一系列“好人”形象。有趣的是,“好人”崔全成、江坤大等的个性特征,如仁义、慷慨、容忍、委曲求全等,在民间伦理里被视为善,但在国民性批判视野中,却是“善而不良”的“不健全的人格”和“奴性”(48)。高晓声的价值体系深植于“民间”和“乡土文化”,与精英化的启蒙理性有明显距离。《青天在上》并未粉饰现实,只是对逆境中仍生生不灭的民间信仰格外珍惜。小说对“大跃进”大食堂的描写,展现了乡土社会的朴素传统与常识,如何在接二连三的运动治理中趋于毁灭。《李顺大造屋》中大而化之的历史情节,在《青天在上》中以大量生活细节得以再现。

  小说结尾,“三年困难时期”来临,重病的珠珠被单位清退,失去口粮和公费医疗,不久死亡。经过“一大二公”运动,文清家已家徒四壁,棺材由床顶板拆下勉强做成,不到一公分厚,只得钉几根木条做挡子。衣服已无一件像样的(好点的早已拿去换粮食),珠珠最后穿了文清“还算新”的棉衣裤入殓,“横竖姑娘们不爱红装爱武装;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珠珠就这样打扮得飒爽英姿去见马克思(如果她可以进入天堂的话)了”(49)。高晓声的反讽,强泪为笑,不过是他“包扎”创伤的手段。

  高晓声曾坦言自己“无才”驾驭长篇(50)。有研究者也认为高晓声是“并非以摄取巨大生活容量为优长的作家”(51)。《青天在上》虽以第三人称叙述,也不乏历史场景,但与高通常小说一样,主要采取限制叙事,情节呈线性结构,缺乏戏剧张力,以五四以来新文学所推崇的欧化的“史诗”式长篇叙事美学来衡量,这部小说的确不够厚重。不过,高晓声因陈奂生形象而获得的“国民性批判”者定位,或许才是这部小说被批评家忽略的潜在原因。

  三 陈奂生与“国民性批判”问题

  1979年至1980年,复出的高晓声不但小说数量惊人,而且佳作不断,连续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52)。如果说人们在“漏斗户主”陈奂生身上感受到的是闰土式的辛酸,那么刚吃饱肚子的陈奂生“上城”闹的笑话,则似乎坐实了主人公身上的“阿Q相”。于是,高晓声的创作在被当代批评界视为延续了一度中断的“鲁迅风”之际,他笔下的陈奂生们,也就顺理成章成为五四文学“国民性批判”谱系的当代个案。国民性批判话语对高晓声批评的有效性,近年遭到愈来愈多的质疑(53),但由于这一论述是高晓声被经典化的基本依据,影响延绵至今。

  1991年《陈奂生出国》发表,原先似乎清晰的“陈奂生质”(54),变得有些暧昧不明了。在这部小说中,访美的陈奂生仍然像以前一样土气、执拗而令人忍俊不禁,但文本却明确告诉读者,其种种“不合时宜”的“洋相”,恰是其质朴善良个性的表现,并非令人生厌的“国民性”。旅美华人作家华如梅从陈奂生身上感受到先祖的坚韧和善良,“觉得陈奂生是她久别重逢的骨肉亲人”;她丈夫文柯华爱屋及乌,也“钦佩”陈奂生的“为人”(55)。文中陈奂生诚笃而朴实,所到之处,得到的都是尊敬和关爱,其无知无畏的言行,也都被笑着谅解。在这篇小说中,高晓声分身为陈奂生与作家辛主平,让陈奂生承担了他的主要部分即性情与精神的一面,使其“诚笃,心思灵动,又怀有好奇心”的可爱淳朴得以尽情展示(56),这无疑表明了作家本人对陈奂生形象的肯定态度,而表达出与“国民性批判”视角相左的立场。

  通读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不难发现,高晓声对于陈奂生的肯定态度,是一以贯之的,只是80年代国民性话语对《陈奂生上城》的强势批评,不但引导了读者,也影响了高晓声,使他对该理论话语产生了某种认同和迎合(57),然而高晓声内心深处对陈奂生的基本定位,一直是趋于“正面”和客观的。1980年他解释陈奂生形象,认为陈与中国大多数农民一样“善良而正直,无锋无芒”,“他们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觉察;他们甘于付出高额的代价换取极低的生活条件,能够忍受超人的苦难去争得少有的欢乐;他们很少幻想,他们最善务实”(58)。如果说“老实得受了损失不知道查究,单纯得受到欺骗会无所觉察”便是值得批判的“国民性”,那么,集体化后按照指令劳作,尤其是经过荒谬不经的“大跃进”,陈奂生们不但彻底失去冒险犯规的冲动,甚至失去对农业常识的自信和判断——国民性批判的逻辑,显然难以服人。

  高晓声曾使用“跟跟派”一词与流行的国民性话语呼应,使李顺大、陈奂生们的驯良适应于“奴性”的指摘。然而现实中,在李顺大、陈奂生的时代,“革命”已由暴力反抗权威和秩序,变为对权威和秩序的绝对服从,在农民温饱权利一再任由剥夺的现实面前,“一个卑微的农民,根本就不存在不‘跟跟’的可能”(59),他们除了屈辱地四处借贷,便是逆来顺受。高晓声中篇小说《极其简单的故事》,就写了一个不想“跟”而遭遇更深耻辱的故事:农民陈产丙出于对基层干部长期瞎折腾的反感,对上级布置的修建沼气池运动(这原本是有利于农民的好事,却以极为粗暴的行政命令强制实施)消极应付,结果大队长让他挂上装煤的筐子,背着“顽固分子陈产丙,破坏沼气化运动!”标牌挨村示众,并要求他边走边不停大喊:“我要烧煤,就是破坏沼气化……”陈产丙原本“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从来就是认真的、严肃的,不喜欢开玩笑,也不欺侮人”,经此游街示众侮辱,他变得逆来顺受、玩世不恭了。高晓声作为隐含作者忍不住发出这样的议论:“这变化是可怕的,一个自信的人失望了,一个认真的人淡漠了,一个勤俭的人懒散了,一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的人假托在佯狂之中了。”(60)自轻自贱,原非特定民族的“劣根性”,从心理学角度看,“精神胜利法”不过是人类面对无法逃避的羞辱而产生的自我保护行为,其心理动机,恰是尊严。高晓声确实描写了农民的愚昧和卑怯,但“批判”的色彩远逊于替“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鸣不平。他一开始就强调其与陈奂生们的感情认同:“我在农村里不知不觉过了二十二年……我同造屋的李顺大,‘漏斗户’主陈奂生,命运相同,呼吸与共;我写他们,是写我的心。与其说我为他俩讲话,倒不如说我在表现自己。”(61)他甚至否定一种居高临下的启蒙立场:“我还要进一步说,我对陈奂生们的感情,绝不是什么同情,而是一种敬仰,一种感激……我能够正常地度过那么艰难困苦的二十多年岁月,主要是从他们身上得到的力量。”(62)这种“敬仰”,与《系心带》中对“人民”的感激一样,其语言与表达方式不排除与50年代作家所接受的为工农兵服务、接受再教育的心灵询唤有关,但从高晓声的实际创作看,他对农民的感恩、尊重,一以贯之,出自内心的情感与价值认同,而非“再教育”的结果。

  1981年,也就是陈奂生因住旅馆而被批评界视为阿Q再世时,高晓声通过《陈奂生转业》,确证陈奂生的主要特征是质朴善良、勤劳耿直。同年,他发表了一系列赞美“中庸”人格的作品(《好人江坤大》《崔全成》等)。即便是1988年在密歇根大学批评中国农民的奴性/皇权意识时,他仍同时赞美中国农民的坚韧品质,称“这巨大的精神,伟大的力量,常常使我忘记了自己的创痛”(63)。他一方面认为陈奂生与李顺大一样做“跟跟派”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障碍,另一方面却强调陈奂生“一颗心珍贵无比”(64)。

  陈奂生的“一颗心”是什么呢?忠厚本分,不做非分之想,不求非分之财。这固然有些保守,可叙述者对其“死脑筋”的善意讽刺,却也包含了对其诚实、守信、率真品性的肯定。“陈奂生系列”小说七篇,原本并非有计划的连续写作,且前后相差12年,社会变迁,物是人非,但这一形象内在的善良和骨气却不曾改变:在苦难的饥馑岁月,穷得“连做年夜饭的米都不会有”的时候,陈奂生执念的仍是“宁可没有吃,(债)还是一定要还的”,把“信用”看得比什么都重(65);因与吴书记的“交情”,他硬被队办企业委派为采购员,拗不过“爱队爱社爱国”之类大道理,老实巴交的陈奂生只得勉强上任,却耻于利用吴书记走后门,煎熬中人竟瘦了一圈;厂里按规定发给他600元奖金,他“好一阵心里不落实”,“村子上的人都羡慕他,谁也没有说他不该拿。陈奂生却比以前更沉默了”(66)。当村里“尖钻货”们拼命往工厂钻时,他却死活不肯再去做“白骨精”吃唐僧(吴书记)肉,硬辞去采购员,回家包地种田。他羡慕别人发大财,却觉得来钱快的活路多少有些“邪气”,宁愿以不变应万变,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种田人——“他晓得自己没有本事发大财成大器,能有安安稳稳的温饱日子过就很满足,至于要花多少力换得这种生活就不在乎了”(67)。他最大的“死脑筋”,就是靠力气吃饭,不靠钻营发横财。陈奂生的保守,有性格原因,更有历史创伤的心理阴影——小说不止一次写到陈奂生内心多年不散的忧惧:“多少年来,虽然政府也允许社员搞家庭副业,但态度是很严厉的,有点像让囚犯放风的样子,随时可以关进去。目的也只是在社员陷入困境的时候自救,并不允许发家致富。”(68)辛苦种田换来的一点钱,他生怕“万一蚀光了”,不敢投资,也舍不得拿去盖房。在“陈奂生系列”后三篇里,高晓声固然“揭示了像陈奂生这样的小生产者依靠小块土地无法致富的现实”,提出了农民“为什么富不起来”这一反思改革的尖锐问题(69),但他毕竟不是赵树理,无力开药方,也不忍看着“投煞青鱼”般的陈奂生因无法享受改革开放成果而重新陷入困境,于是高晓声转向了文化,追寻人的内在精神价值——从《转业》开始,高晓声越来越注重表现陈奂生的安贫乐道,以致形成一个与国民性批判话语明显对立的价值体系。陈奂生对富裕的追求,以“心安”为前提,在日渐随商品经济而变化的乡村,他的“不变”显得落寞,却也耐人寻味:

  去年陈浩松造两间新楼房,买了砖、瓦、水泥、黄沙、石灰、桁条、椽子……要用船运回来,总喊奂生帮忙。奂生只要在家,再忙也会腾出空来。十趟行船,八趟少不了他。等到正式动工,从兴建到落成,前前后后二十四五天,奂生天天都去帮衬,只吃顿饭,不拿工钱……这互助互帮的乡风自古就有,习惯成了自然,谁也不曾计较过吃亏沾光。(70)

  陈奂生秋收前借陈浩松的船用了七天,浩松竟派老婆来收租金,且将一年80元租来的船,以每天2元的价格租给陈奂生,“按理要14元,因为是自己人,打八折,共11元2角,零头不要了”。这情形,“奂生倒呆住了,这事从未听说过,怎么邻舍借用工具还要出租金呢?陈浩松造屋他出的力气不说,光帮他筛石灰,就筛掉自家一面筛子呢”(71)。陈奂生不满的,或高晓声想要表达的,本质上不是针对“商品经济”行为本身,而是不公平交易,以及薄情寡义的欺善行为。陈奂生“不想沾光,只求公道”;在吃亏与做人之间,他信服堂兄陈正清(这个人物及名字就是隐喻)的话:“宁可吃亏也不要见钱眼开,做出不干不净的事来。”(72)高晓声所推崇的,正是陈奂生身上的这种朴素率真的“仁”和“义”。

  在这样的价值体系中,高晓声已避开探究“陈奂生为什么富不起来”。只有当物质的“富裕”成为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并决定一个人是否值得尊重时,陈奂生的安贫乐道,才会被质疑,而高晓声所要反省和批判的,恰是这种充满工具理性的“价值”观。《出国》中,陈奂生“寻找美国农民”,对现代化农业始终“带一点儿糊涂”,可笑而可爱,透露了高晓声对工业化弊端的隐忧——高效划一的生产与消费,固然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人的物质享受,但也使人与自然渐行渐远;自然被人类按照功利与效率重新安排后,愈来愈远离自然而异化。参观自动化养鸡场后,高晓声感叹:“这些鸡已经不是被当做生命的东西,它只是生蛋机器,从生到死,待在笼子里。那么挤,那么闷,却居然能健康地活着下蛋,使人看了,不禁觉得科学也颇可恶。”(73)相应地,他对家乡经济高速发展后产生的污染、生态破坏也忧心忡忡(74)。

  高晓声的文化价值观,是人道的,乡土的,而非功利的和“现代化”的。国民性批判理论的局限,除了暗含文化等级论,以及本质化地将专制制度下的普遍人性误解为某一民族特有的“劣根性”外,更在价值论上有奉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嫌疑。然而高晓声之曾经接受国民性理论,除了新时期特有的“五四”语境,也与言论空间的限制有关。《李顺大造屋》发表前,在陆文夫提醒下,高晓声削弱了小说锋芒,增添主人公若干“劣根性”及送礼搞“不正之风”的细节。如此“包扎”之后,仍有风险——1981年白桦电影剧本《苦恋》挨批时,丁玲就说,其实《李顺大造屋》和《人到中年》的问题比《苦恋》更“严重”(75)。“清理精神污染”后,高晓声便避免以直接的语言“概括”自己小说的主题(76);而鲁迅在主流意识形态中始终“正确”的地位,使“思想革命”和国民性理论成为思想与文学突围所借重的资源,新时期文坛“把政治经济上的问题转化为文化或国民性问题是非常普遍的做法”(77)。国民性批判视野下的启蒙理性,与工业化、“大跃进”等社会主义狂热实践,源于同一种进步主义伦理观。而人道主义与乡土情怀,恰在共时与永恒地观照世界的方式上,与社会达尔文主义难以兼容。高晓声的小说,很少在价值论上体现进步论,却在追求实质正义上与“传统”达成一致。高有一短篇小说《鱼的故事》,写“陈家村”一次哄抢事件:按公社规定,湖里的鱼归渔业社打,临湖村民被勒令终止千百年来的耕种兼渔业“旧习”,只能种田。时值1976年初冬,社会风气已变,村民不再听话,对渔业社垄断捕鱼的规定早就不满,临近春节,遂生哄抢。村民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刁”(小说暗示队长陈文亮在暗中指挥),表面看是传统乡民不讲契约、贪占便宜的陋习,背后却有高晓声更深层次的思考。这一农民抗议分配不公及正当权利被剥夺的事件,由于方式狡黠,最后不了了之。作者对这桩违“法”悖“礼”的“无政府”行为所表现出的幽默态度,趣味接近沈从文与汪曾祺,而非鲁迅或赵树理。

  原来,《青天在上》那江南水乡的“晨雾夕照,芦苇翠鸟”,见证了古老朴素的天人之道,原本就是高晓声念兹在兹的生命原乡,他永恒却无奈渐行渐远的家园。

作者简介

姓名:杨联芬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张雨楠)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