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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萃】学者散文的启蒙性与自我的精神启蒙
2020年07月16日 11:22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作者:吴周文 字号
2020年07月16日 11:22
来源:《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 作者:吴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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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散文就是指有专家、学者身份认同的散文,包括具有学识与学养的“学者型”作家写作的散文。这是笔者对学者散文的界定。中国大陆学者之所以使用学者散文概念,是因为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文化诗性”散文创作的思潮,但学界对此一直疏于关注,因此,当下探讨学者散文的创作,便成为一个具有积极意义的现实话题。

  

  学者散文可以理性表达,也可以感性表达;但本质上是理性的散文,它具有学者的启蒙性。究其历史渊源,学者散文古之有之。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散文《论语》《墨子》《孟子》《荀子》《庄子》《韩非子》等,应该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学者散文。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流派纷陈,是历史上的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前所未有的思想大启蒙运动。正是在原创意义上,诸子散文——最早的学者散文,便有了生之俱来的启蒙性,且持续于先秦历史时期。历代散文创作的启蒙性虽经常涌现,但被“载道”的主流话语所遮蔽。现代与当代关乎文学的思想史上,出现过两次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回归。

  学者散文启蒙性的第一次回归,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等清末思想家救国图存的思想启蒙下,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先驱者所领导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胡、陈、李等为先驱的一批“五四”知识分子精英,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科学(“赛先生”Science)、民主(“德先生”Democracy)的思想资源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思想,举起打倒“孔家店”与打倒“文以载道”的革命旗号,以致使《新青年》肇始的现代杂文与继起的现代散文,均具有了反封建专制、“人的发现”的启蒙性。毫无疑问,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然而,这场运动终究缺乏人的精神启蒙,以致“五四”的“启蒙”,很快地被“救亡”的主题所置换,这是学界的一般认知。而根本的原因,是鲁迅批判的愚昧落后的国民性没有得到普遍的认知,连同当时的现代作家也没有进行普遍的响应。

  从某种意义上看,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出现了“文化诗性”散文思潮,其间出现的学者散文,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启蒙性,也是学者散文启蒙性的又一次回归。这个时期出现的学者散文延续着新时期之初的启蒙思考,也就因之具有了更加深刻的文化反思的启蒙性。“文化诗性”思潮是由学者散文带动而发展起来的。虽则学者散文是这个时期文化散文的组成部分,但由于学者(含“学者型作家”)的学识渊博、独立思考与文化批判的彰显,且又常用札记、杂说、随笔、短论等文体形式,所以比一般文化散文要多一层书卷性、深刻性、批判性,进而也就更具有启蒙性。这就是文化散文与学者散文的主要区别。这个时期散文启蒙性内核的缘来是巴金,最有启蒙性的先期经典是巴金的《随想录》。“文化诗性”时期散文的思想启蒙,缺失巴金式的自我介入与自我忏悔,表象地停留在对“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批判和文化诗性多向度的开拓,并未完全深入到国民性精神的批判与重建民族心理结构的方面,巴金的忏悔并未普及为全民的忏悔。

  鉴于上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学者散文中启蒙性表现的经验教训,讨论学者散文与作者自我的关系,探讨知识分子的自我启蒙,便是当下创作学者散文的一个很重要的学理问题。

  笔者认为,知识分子自我启蒙的问题,切实关系到当下学者散文创作的走向与深度的呈现。为此,有两个问题需要进行探讨:第一,学者散文的作者如何获得自我启蒙的理性,真正建立深度文化批判的价值理念;第二,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批判自我的“国民性”,在对中国传统士子“人文传统”的传承中,进行自我启蒙的进德修为。

  

  看学者是否有学问,主要看他是否有批判品格;看学者散文是否有深刻的思想,也是看其散文作品是否表现了文化批判的深度与力度。因此,学者散文的作者的自我启蒙,首先是建立认识与洞察世界万物的理性,一种自觉的批判理性。离开了理性的法则,也就抽掉了文化批判的灵魂。文化批判的理性对于现实具有直接的干预性,没有干预性,它便失去了批判性的功能。这种干预性主要表现为对当下的干预。学者以随笔、杂感、短论、札记、书话、书评以及小品这些轻便的散文文体,面对自己言说的对象,必须将自己“介入”进文本而发表自己的立场观点和感悟,发抒自己喜怒哀乐的情感。尤其在大众审美取代文学审美、作品变成制作与商品、审美价值发生偏移和混沌的时候,尤其在钱本位消解蚀化伦理道德人性、出现诸多文化悖论现象的时候,学者散文的作者应该比一般散文家多一层理性思考,多一层理性的穿透,多一层诗性的智慧,用自己的学养和学理性穿透历史时空,有针对性地去阐释各种各样的文化症结。然而,学者散文创作中还缺失这种文化批判的穿透的理性,欠缺一种棱角、一种锋芒、一种风骨的批判。就文学学者的散文来说,经常见到的是复述式(复述著述内容)、抚慰式(友情慰问评点)、赞美式(浮夸溢美肯定)、棍棒式(主观武断否定)的批评。这类散文缺失客观公正,与理性穿透的文化批判相去甚远。作者的自我形象被自我遮蔽或者说自我被屏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不作为的悲哀,是一种背离自我启蒙的悲哀。

  学者彰显理性的自我,才是救赎自我的精神启蒙。鲁迅先生强调写作的战斗姿态,说小品文应该是“匕首和投枪”。虽然这是在20世纪30年代所处历史环境与文化语境下提出来的写作诉求,但裸露作者的真我哲学,是“五四”散文文本里所建立的、“人的发现”——自我表现的核心理念,依然是今天包括学者散文在内的所有文学散文的美学诉求:“自我”必须是理性的“在场”,必须是理性的强调和彰显,而且必须是深入进行文化批判的理性。

  理性的文化批判必须讲究力度与深度,这一直是学者散文审美的尺度。力度者,如潘旭澜等的批判,诉求尖锐、犀利、深刻,带着痛击的激情对抨击批判对象施以“匕首和投枪”;深度者,如林非等的睿智与穿透,对诸多文化悖论现象的批判能够深入到人类与民族的精神层面,甚至深入到我们民族心理结构的层面——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进行理性的批判。惟其如此,学者散文应该在批判当下人性与国民性方面,先行于一般散文予以干预现实。当下的学者散文之所以批判性不足,原因是多方面的。敢于讲话,敢于讲真话,敢于坚持真理与正义,敢于为民请命,敢于爱憎分明,这些“敢于”在文本中的“缺场”,都需要正视与改善。而从自我启蒙的深入看,上述诸方面不仅需要正视与改善,获得自我“干预”与理性的自觉,给自我精神启蒙以磨砺、培育与锻造,而且在另一方面,需要一种悖论思维方式的培育和锻造。学者散文的理性“在场”是作者自我启蒙中最主要的内涵,说到底,是指作者建树与锻造的文化批判理性。如此,才能有文化批判之重“悲剧”、反“喜剧”思维的修养和视野;如此,也才能有思想上批判的力度与深度。

  

  “干预”自我,是学者散文自我精神启蒙的另一个问题。对自我进行“干预”,就是鲁迅所说的“自我解剖”,这对学者散文尤为重要。学者散文自我的精神启蒙,决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必须直面和解决自我的救赎与涅槃。在“文化休克”与西方现代理论的各种“主义”从负面冲击中国文化传统之当下,我们必须重提鲁迅“立人”的思想,借镜传统士子的精神情操,重新激活知识分子自身的传统文化基因。

  严格说来,自我解剖是批判自我“国民性”中“瞒”和“骗”的阿Q性,是面对读者而进行的自我“审美”与“审丑”之间的“一个人的战争”。鲁迅对友人说过:“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他将自己的“国民性”称之为“毒气”与“鬼气”,他奋进前行的目标是绝境和死境的“坟”,期待将“毒气”与“鬼气”的旧我彻底在“坟”地里埋葬。这是鲁迅对自己的绝望反抗,绝望反抗的动态记录则是陆续写成的《野草》。巴金将个人“国民性”中丑陋的东西,比喻为自己身上挤出的“毒疮”与“脓血”。鲁迅与巴金将本真的、赤裸裸的自我灵魂,交给自己的读者并让读者为之“审丑”,这为文学史树立了严格自我解剖的典范。两位作家分别在“五四”和新时期的思想启蒙之中,率先提出启蒙主张并自我践行,都是为了批判全民族愚昧落后的国民性,而使整个民族通过启蒙觉醒过来,而且率先在苦闷彷徨中自我燃烧和自我涅槃。作为“精神界之战士”的鲁迅与巴金,都以自我解剖、救赎自我的途径,期待由个人推及全民的觉醒与社会行动。两位思想家与散文大家探索士子灵魂、具有悲剧艺术思维的散文诗与随笔,都在现代启蒙话语里写进了永远启导未来、包括启示当下学者散文写作的疼痛经验。无疑,鲁迅、巴金的经验,具有自背十字架、杀身以成仁的悲剧人格色彩。

  肩负启蒙使命的学者散文之作者,不仅要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士子传统,而且要从学者散文先锋姿态与自我启蒙的诉求出发,建树具有全球视野的知识与理性的储备。自我精神的启蒙,需要脚踩中西文化整合的理念,需要历史主义和人类发展的逻辑理性,需要一种先进的、穿越的、引领世界的文化姿态与身份认同。这是学者散文亟待养育的先锋性,也是当下真正实现文化自信所必需的、不可或缺的另一种“补钙”。

  自我精神的启蒙,说到底是为了打造并实施学者散文整体思想的启蒙性。林非先生强调具有思想冲击力的散文在文化学上的启蒙意义,他对这种意义的解释,是“有利于极大地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素质、道德情操和审美水准”。林非在这里强调的是,散文思想的启蒙性和散文启蒙于“整个民族”的预想价值。总之,回归诸子百家散文创始的启蒙性,是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素质、实现强国之梦的热烈期待。而学者散文的复兴与繁荣,必须站立在世界文学舞台上而融入世界文化;真正实现这一目标,毫无疑问,最终必须以学者自我精神的启蒙,作为塑造自我与文本创作的逻辑起点。这是本文最后的结论。

  (作者单位: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批评》202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张雨楠/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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